一
嘉庆十三年（1808）十一月初六，夜，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的知县王伸汉，邀请在当地出差的候补知县李毓昌等人到县衙赴宴。在酒席上，王伸汉殷勤劝酒，李毓昌盛情难却，多喝了几杯，结果被灌得酩酊大醉。散席后，李毓昌在长随的搀扶下，回到了投宿的善缘庵。一回到自己的房间，李毓昌衣服也没脱，倒头就睡。
十一月七日天刚蒙蒙亮，善缘庵突然一片喧哗。有人大叫：“来人啊！出人命了！”善缘庵在山阳城区，这一叫很快就吵醒了庵里的僧人和周边的老百姓。大家聚拢过来一看，李毓昌的三个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在主人借宿的房间里号啕大哭。再一看，李毓昌吊在房梁上，已经气绝身亡了！三个长随似乎被眼前的这一幕给吓傻了，痛哭流涕，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围观的百姓议论纷纷，有几个胆子大的，就簇拥着李祥、顾祥、马连升，去山阳县衙报官。
朝廷命官死在了自己辖区内，可不是小事。接到报案后，山阳知县王伸汉不敢怠慢。他马上带上幕僚、长随和仵作，赶往善缘庵查勘。
死者李毓昌，山东即墨人，37岁，是嘉庆十三年，也就是案发当年的新科进士。明清时期新科进士的出路有很多条，最上等的留在翰林院，其次的分配到中央各部院衙门任职，成绩不太好的就分配到地方各省任职，一般是任命为知县。李毓昌因为成绩一般，被分配到江苏候补知县。
清朝后期，官员队伍臃肿不堪，职位有限，大批的官员分配不到实职，只好候补。很多官员候补了十年、二十年，都没有分配到实职，甚至有的官员终身没有担任过一个实职。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天子门生、天之骄子的新科进士，也只能候补，等待合适的机会。
进士分配到地方，名为“即用知县”，意思是一旦有知县的空缺，就优先分配他们去担任。即用知县的候补顺序，排在其他候补群体的前面。在等待分配的过程中，各个省还往往分配进士们到各地出差，办一些差使。要知道，清朝官员没有实职，就没有俸禄，因此候补官员是没有工资的。但是办理差使，可以拿到一定的补贴。所以，候补官员抢着办差。各省优先安排新科进士办事，其实也是一种照顾。
李毓昌到江苏候补没多久，就轮到了第一份差使。当年，苏北地区暴雨连绵，导致黄河决口，江苏淮安一带洪水泛滥成灾，房倒屋塌，老百姓生命和财产损失严重。嘉庆皇帝知道后，专门拨银9.9万两赈济灾民。银子下拨到淮安灾区后，江苏省照例要派遣官员监督、核查银子的使用情况。江苏省一共派遣了11名官员查赈，李毓昌就是其中一名到山阳查赈的官员。到了山阳后，李毓昌多次谢绝应酬，找了清静的善缘庵去居住，马不停蹄地到灾区乡村去实地调查，查看受灾情况、核对人口、检查资金的发放等等。他工作很认真，眼看着就要完成核查工作，返回省里了，想不到在大功即将告成的时候，死在了借宿的房间。
此案的报案人，同时也是李毓昌案的目击者，是他的三个长随。什么是长随呢？明清时期的长随，表面看是官员家的奴仆，但和卖身为奴的家仆不一样，长随是有服务期限、人身自由的。长随和主人的关系，更类似于现代的雇佣关系。
明清时期雇佣长随的，一般都是官宦人家。当时的读书人当官后，发现所读非所用，苦苦读了几十年的圣贤书，并不能指导实际工作。比如，李毓昌当上官后，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大到税赋钱粮如何征收核销，司法刑狱如何审判执行，小到官场如何交际应酬，日常如何穿戴言行，李毓昌都两眼一抹黑。那他怎么办？他必须要雇佣熟悉这些情况的人来协助自己。长随这个职业就应运而生了。
长随未必读过书，受过专门的教育，但是他们知道官员应该如何穿戴、如何言谈举止，知道各个衙门都有哪些老爷，老爷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长随作为一门职业，也口耳相传，把官场的许多门道在职业内部代代相传。所以，新任官员们迫切需要他们协助开展工作。尤其是那些外放地方的官员，来到人生地不熟的辖区，不得不自带一帮子人监督政令执行、控制辖区官府，也就不得不雇佣几个长随。长随们代表主子，在衙门之间执行公务，在官场上展开应酬。老百姓和衙门的书吏、差役往往尊称长随为“大爷”“二爷”，官员们则往往称呼长随为“朋友”。可见，长随离不开官员，官员也离不开长随。
往往一个读书人考中进士后，长随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来应聘，或者是当上官后，长官或者同僚们，向他推荐长随人选。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长随，新任官员也往往要利用各种关系，物色合适的人选。而那些以长随为职业的人，往往都有个吉利的名字，不是“吉祥”就是“升迁”。
李毓昌在北京的时候，就雇了自己的山东老乡，31岁的聊城人，马连升当自己的长随。到了江苏后，李毓昌又雇了两个长随，都是江苏长洲县人，一个叫李祥，38岁，一个叫顾祥，32岁。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都很吉利。三人和李毓昌签订合同，约定给李毓昌当多少年的奴仆，每月薪水多少。
这三人，也是李毓昌案的报案人。其中李祥的年纪最大，陈述的案情也最多。根据李祥的说法，他们是九月底跟着李毓昌来山阳查赈，之后一个多月都在乡下核查案情。期间，李毓昌染上风寒，在善缘庵卧床调养。十一月初，李毓昌总说身体不好，心中烦闷。李祥看到主人神情恍惚，坐立不安，就要去请医生，李毓昌不同意。到了十一月初六日的晚上，李祥看到李毓昌言语颠倒，话都说不清楚了，就和马连升一起，劝李毓昌早点休息，自己在旁边伺候着。李毓昌吩咐几个长随都出去，不必伺候。李祥不放心，仍旧在房间里待着，结果李毓昌生气了，把他骂了一顿，赶出了房间。李祥等人没办法，各自回房睡觉了。十一月初七早上，李祥等人早早起来，准备伺候主人起床。推开房门一看，主人已经吊在房梁上死了，他们三个人连忙呼救，可惜已经来不及了，最后不得不报官。
根据李祥的说法，李毓昌是有病在身，情绪失常，当天夜里赶走了长随，自己悬梁自尽的。顾祥、马连升两位长随，替李祥作证，说主人确实可能因病自寻短见，并无其他原因。三个人都作证说，李毓昌在乡下办完事回城后，精神就出了状况，“总说身体不好，心内慌瞀，神思恍惚，初六日晚言语更觉颠倒”。
验尸的山阳县知县王伸汉，采信了李祥等人的证词，认为李毓昌是悬梁自尽的。得出结论后，王伸汉将案情报告了淮安知府王毂。当时，淮安府驻扎在山阳县，淮安知府和山阳知县同城。接到王伸汉的通报后，淮安知府王毂也不敢怠慢，很快就带上幕僚、随从和仵作、差役等一大帮子人，赶到了善缘庵。经过仵作验尸，现场勘验后，王毂也认为李毓昌是悬梁自尽的。
既然案发当地的府、县两级官员都认定李毓昌是自杀的，同时又有李毓昌的三个长随作证，此案很快就被当作“定案”，进入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先是由案发的山阳县拟写呈文，上报李毓昌案和初步结论；淮安府接到报告后，认可了初审结论，再上报给江苏省里。江苏省按察使接到报告后，很快通报了布政使、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省里面的官员听说李毓昌自杀了，感到很惊讶，再看淮安府、山阳县报上来的案卷，也没什么问题，就逐级批准。最后由江苏巡抚汪日章，将此案作为一件“例行公事”，用题本向刑部汇报。嘉庆年间，地方官员上奏的公文有题本、奏折两种形式。奏折汇报军政大事、机密信息和官员的私事，而题本则用来处理例行公事。奏折传递速度快、处理迅速；题本就要层层流转，处理速度很慢。可见，江苏省认为李毓昌之死是一件寻常的公务，并且没有什么疑问，所以就采用了题本的形式上报。
江苏巡抚汪日章上报李毓昌案的题本，保留了下来。本子里对李毓昌自缢场景以及事件全过程的描绘，非常详细，可以算作是此案的第一个版本。题本说：
勘得善缘庵由大门进内，朝南正屋三间，东首朝南客屋三间，已故委员李毓昌在西首房内，面西背东，两脚站立床上，用蓝绸腰带缢于二梁木上。当验梁木上有灰尘滚乱形迹，自梁至床量高六尺九寸，板床离地量高一尺八寸。勘毕，饬令将尸解放平明地面，对众如法相验。据仵作李标喝报，验得已死委员李毓昌问年三十七岁，仰面两眼胞合，口微开，舌出齿二分，咽喉下有缢痕一道，起向两耳根，斜入发际，斜长七寸，深三分，阔五分，青红色，两手微握，两手心、十指、十指肚、十指甲缝，俱有坠青色……委系生前自缢身死。
只要刑部认可江苏省的这个报告，此事基本上就成定局了。李毓昌案就要按照这个版本，写入历史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条线索，是李毓昌家人的反应。对于李毓昌的“暴毙”，李家人怎么看呢？
李毓昌出生在山东农村，父母、兄弟都是农民，似乎一辈子都没有走出本乡本土。他们见识非常有限，也没什么想法。李毓昌能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读书赶考，考中了进士，相当不容易，也是全家的骄傲。李毓昌暴毙的消息传回山东即墨老家后，家里人哭成一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李毓昌生前，从家庭几乎没有得到政治帮助；他死后，想让家里人替他出头，获得什么政治帮助，也是不可能的。
李毓昌有一个族叔，叫作李泰清。李泰清是一名武秀才。古代的科举考试，既有文举，也有武举。我们关注文举比较多，对武举了解较少。武举虽然一直不受重视，但和文举相对应，也有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等功名。李泰清就是一名武秀才，算是李家除了李毓昌之外，唯一一个见过一点世面，能够出来做点事情的人物。
李毓昌案案发的时候，李泰清刚好从山东出发，前往江苏探望侄儿。现在，李泰清就代表李家，到山阳县给侄儿料理后事了。
山阳知县王伸汉，非常客气地接待了李泰清，把李泰清安顿得很周到，帮着忙前忙后。李泰清对王伸汉的帮忙，很感激。事先，王伸汉已经整理好了李毓昌的遗体，李泰清又收拾了侄子的行李遗物，准备扶柩返乡。李毓昌死后，三个长随和李毓昌的雇佣关系，自然终结。马连升因为是山东人，愿意扶着旧主人的棺木一同返回老家。另外两个长随，李祥、顾祥，帮忙料理完后事，计划到苏南去另寻生路。王伸汉就给李祥、顾祥写了推荐信，推荐到苏南的两位朋友处当差。
离开山阳之前，李泰清代表李毓昌的亲属，亲笔写下具结：“生侄毓昌在淮因病自缢身死，已蒙验明，并无别故。今生情愿率仆马连升等将侄棺柩，搬回原籍埋葬。”王伸汉前来送行，拿出150两银子送给李泰清。这在当时，是相当厚重的一份礼了。李泰清一开始不敢收，因为王伸汉盛情难却，最后收了下来。临行前，王伸汉还嘱托李泰清：“死者入土为安，应早日安葬，以慰逝魂。”李泰清感动之余，把侄子的遗体，一路护送回山东老家，入土为安。马连升也告辞而去，自谋生计去了。
日子又平静地过了几天。突然有一天，李泰清在整理李毓昌留下来的书籍的时候，在某本图书中，飘落下来半张纸的草稿。李泰清捡起来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半张纸上写着：“山阳知县冒赈，以利啖毓昌，毓昌不敢受，恐负天子。”李泰清脑袋嗡的一下就炸开了，他敏感地意识到，侄子的死，大有蹊跷！
同时，李毓昌的死，最悲伤的就是他的遗孀林氏。林夫人和李毓昌的感情很好，之前默默支持丈夫读书赶考，并且一直没有生育。安葬丈夫后，林氏总是做噩梦。在梦里，李毓昌好几回来找林夫人，说自己死得冤枉。惊醒之后，林氏开始对丈夫的死半信半疑。一天，她整理丈夫留下来的衣物，在一件长衫的衣襟上发现了一处深色的污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她就把长衫拿去清洗。那块污渍在水里洗掉了，但是洗衣服的水变成了赤红色。凑上去闻闻，有一股血腥味。至此，林氏认定丈夫的死，必有问题！
二
之前，李泰清去山阳县为李毓昌料理后事的时候，李毓昌的遗体已经由山阳知县王伸汉装殓了。李泰清只是草草看了一下侄子的面孔，发现遗体脸色惨白。李泰清心中悲伤，就没有再细看。如今，李家人觉得李毓昌的死有问题，大家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征得李毓昌遗孀林夫人的同意后，大家决定：开棺验尸。
李家把李毓昌的棺木打开，发现尸体尚未腐烂，面色铁青。他们用银针刺进去，拔出来一看，针变黑了。显然，李毓昌生前中过剧毒，并不是简单的悬梁自尽。于是，李家决定要为李毓昌申冤！
李家人一合计，都觉得李毓昌的死，和他正在调查的赈灾问题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和江苏的官员有莫大的关系。所以，他们决定不能按照传统的申冤程序，一级一级地向官府告状。那样的话，他们会受到巨大的官场阻力。最后，李家决定，推举李泰清为代表，直接到北京去告御状！
清朝的司法申诉程序，是允许当事人越级告状的，如直接到北京去告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京控”，说的就是当事人对地方官府的司法公正失去了信任，到北京来告状的情况。都察院和五城兵马司，都可以接受京控案件。
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初，在李毓昌案案发半年后，李泰清到达北京。考虑到李毓昌的官员身份，李泰清选择到都察院投递了诉状。都察院负责政府机构内部的监察工作，是清朝官府自我纠错的负责部门。现任官员，暴毙身亡，而且有证据显示生前身中剧毒。这件事，都察院的确得管。
都察院接到诉状后，意识到事情很严重。几位负责人商量后，不敢轻易决定下一步的举措，直接把案子递交给嘉庆皇帝。嘉庆十四年五月十二日，都察院将此事如实具奏。
当时在位的嘉庆皇帝，是一个想有一番作为的皇帝。无奈，他继承的江山，已经走上了下坡路。效率低下、财政窘迫、吏治腐败，嘉庆皇帝一心要找出原因何在，然后寻找补救的方法。他思考的结论是，朝廷法制健全、制度完善。康雍乾盛世，就是在这套体制上取得的。现在之所以问题频发，是因为官员们丧失了清正廉洁的作风、缺乏实干进取的斗志，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根子出在官员的思想上。所以，嘉庆皇帝要掀起一场“反腐败运动”。他决定“抓典型”，即树立几个正面典型，惩治一批腐败官员。恰好在这个时候，都察院把李毓昌案呈递了上去。嘉庆皇帝御览后，气愤之余，决定把此案树立为自己反腐败运动的一面新旗帜！
这就意味着，李毓昌案不想成为一桩震惊朝野的大案，都难了。
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底，嘉庆皇帝颁发圣旨，指出李毓昌案事关朝廷职官之死，“疑窦甚多，必有冤抑”。他指出了三大疑点。第一是自己至今没有看到江苏候补知县李毓昌自缢身亡的官方报告。可见江苏当地官府对一个现任官员的死，漫不经心。人命关天，官府的这种态度，不是丧尽天良，就是有难言之隐。第二个疑点是，如果李毓昌有自杀之心，为什么当天夜里还要参加酒宴？这在情理上说不通。第三个疑点是，李毓昌死后，山阳知县竟然赠送给迎丧的亲属150两白银，远远超过了正常人际往来的数额，令人生疑。同时，当地官府妥善安排李毓昌的两个长随，分别推荐给江苏省内的实职官员。如此厚待暴毙同僚的奴仆，也令人生疑。
嘉庆皇帝很有生活阅历，对基层情况有相当的了解。他直接指出李毓昌的死和山阳县的赈灾实情有莫大的联系。他说：“此案或系李毓昌奉差查赈，认真稽核，查有弊端，该山阳县畏其揭报，致死灭口，亦未可定。”
对于此案下一步行动，嘉庆皇帝做出了明确指示。第一，命令山东巡抚吉纶速将李毓昌的尸棺运到省城济南，委派明白干练的官员详细检验，据实回奏。第二，命令两江总督铁保，速将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传集到案，认真审讯。如果发现有问题，将山阳知县、淮安知府一并解任严参，将人犯押解到济南，归案审理。在圣旨末尾，嘉庆皇帝警告相关官员，如果不秉公办理此案，自己“决不轻恕”。
有了嘉庆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李毓昌案的进展非常迅速，处理起来也相对顺利。皇帝发话后，山东、江苏两省迅速行动起来。不过，一桩案子，只有得到最高层的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才能迅速推进，快速处理。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难道，李毓昌案没有得到嘉庆皇帝的过分关注，就不能公正处理了？这不能不说是该案一个悲哀的地方。
话说回来，嘉庆皇帝下令核查李毓昌案后，江苏省的压力是最大的。李毓昌案发生在江苏，而且江苏各级官府已经进行了审理，得出了自缢身亡的结论上报朝廷了。如果核查发现，李毓昌不是自缢身亡，那么相关的官员都会受到严厉处分。所以，江苏省上上下下都很紧张。
当时江苏省最高长官是两江总督铁保。铁保，出身满洲正黄旗官宦世家，20岁就考中了进士，之后顺风顺水，平步青云，历任副都统、侍郎、山东巡抚、漕运总督。年轻的时候，铁保对工作很认真、很负责。李毓昌案发生的时候，铁保已经57岁了。对于他这样年纪的老人来说，成绩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安静地等待退休，颐养天年。所以，他不像原来那样认真负责了。同时，铁保是清朝著名的书法家，他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到了读书练字上，在工作方面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最近几年来，两江地区频繁出现了工作失误，铁保多次受到嘉庆皇帝的批评，但他做了几次检讨后，依然我行我素，不思进取。
对于李毓昌案，铁保其实并不陌生。因为李毓昌是他的门生。十三年前，铁保是山东乡试的主考官，而李毓昌就是当年他录取的举人。李毓昌到江苏候补知县，也专门持门生之礼，拜会了铁保。几个月后，铁保就听说李毓昌上吊自杀了。他感到很奇怪，但也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但现在接到嘉庆皇帝的圣旨，铁保也不敢怠慢，立刻亲自赶往淮安，提审相关人员：山阳知县王伸汉、跟差胡太、验尸仵作李标、善缘庵僧人源福。这四个人都坚持说当天看到李毓昌确实是自缢身亡，并没有服毒情形。铁保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觉得自己实地调查了，又亲自审讯了，也算是完成了皇帝交代的严查任务，所以就打道回府了。
其实，对于李毓昌案的关键证人，那三个长随，铁保只是问了一句“三人现在何处”。旁人回答，三人已经自谋生路去了，难以寻找。于是铁保就懒得去找了，把三个关键证人置之不理。
铁保没有仔细、深入地复查李毓昌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嫌疑的山阳知县王伸汉、淮安知府王毂都是自己举荐的官员。铁保在主观上，不愿意他们两个人涉案。
清朝的淮安府、山阳县，是苏北的重镇，是京杭大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又是漕运总督衙门、河道总督衙门的驻扎地，地位非常重要。淮安知府和山阳知县属于“要缺”，任命程序需要两江总督从江苏现任官员中举荐品行兼优、经验丰富、成绩出众的人担任。
现任淮安知府王毂，安徽黟县人，贡生出身，宦海沉浮多年，嘉庆十三年（1808）刚刚被铁保举荐担任淮安知府。山阳知县王伸汉，陕西渭南人，当时已经53岁了。王伸汉是捐纳出身，也就是花钱买的官，一开始只捐了个从九品，后来捐升知县。嘉庆十三年五月，山阳知县出缺，两江总督铁保奏请以王伸汉署理知县，十月间正式奏报将他实授。铁保在奏折中对王伸汉的评价是：“心地明白，办事认真，自委署山阳，办理漕粮一切事务均无贻误。今以之调补，实属人地相宜。”你说，铁保在主观上，怎么能够接受自己半年多前刚刚大大夸奖、举荐的人才，涉嫌毒杀朝廷命官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就在铁保方面潦潦草草地复查的时候，同时展开调查的山东省，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展。
李毓昌的棺木很快运到了济南。山东巡抚吉纶，会同山东布政使、按察使，带领济南知府、历城知县亲临现场检验尸体。但是，此时距离李毓昌死亡已经有八个月之久，尸体已经腐坏，从表面已经无法看出是毒杀还是上吊自杀。于是，吉纶等人决定作“蒸骨”检验。
不过，据《清稗类钞》的记载，当时李毓昌的尸体虽然开始腐烂，但仵作用水银洗刷之后，还是能看到身上大片的青黑痕迹，显然是中毒的证据。但是，圣旨下达后，江苏省的相关官员早已经开始四处活动。王伸汉派人携带银子，到济南来活动，买通相关官员和书吏、仵作，希望他们帮忙掩饰。一部分官吏，因为人情，也因为银子的缘故，答应为王伸汉掩饰。得到贿赂的官员就借口尸身腐烂、证据不明显，要求进一步蒸骨检验。他们想用这个办法来刁难李毓昌的家人。为什么说，蒸骨是刁难呢？
古代没有现代法医技术，对于疑难命案，常常使用蒸骨法。蒸骨法是这样做的：先挖一个地窖，堆放柴火，把四壁烧得通红。再把尸骨洗净，一般要剔除肌肉，抬进地窖里，除去里面的炭火，播洒酒、酸，让尸骨在热气中存放一个时辰以上。这其实是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接着，把尸骨抬到阳光下，验尸官迎着太阳撑开一把红油伞，检验尸骨。古代人发现，红油伞能够过滤部分阳光，让经过了化学作用的尸骨呈现出深层次伤痕、中毒等特征。但是，中国人认为“死者为大”，很难接受对亲属的遗体进行这样的处理。
然而，为了查寻真相，李毓昌的亲人含泪同意了蒸骨检验。六月十二日，验尸开始。蒸骨以后，仵作迟迟不来报告结论。在场的按察使朱锡爵，知道其中必有隐情。原来，王伸汉已经“遍贿上下”，蒸骨验尸的现场就有拿了银子、装聋作哑的官吏。尽管现场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毓昌的部分遗骨发黑，但仵作就是迟迟不报告。其他的官员也装聋作哑，不作表态。
朱锡爵还比较有正义感。他看到场面僵持在那里，装作生气的样子，高声大叫：“来人哪，取大木杖来！如此圣旨交办的大案，如果有人不据实呈报，给我立毙杖下！”
仵作被朱锡爵的架势给吓坏了，惊慌报告说：“尸体两锁子骨、肋骨全黑，余骨未全变色，是中毒后又以人力致死。”也就是说，李毓昌生前中毒，但真正致死的是其他外力。仵作这么一报告后，其他有心为王伸汉作掩饰的官员，也没有办法了。最终，山东省以李毓昌中毒后被外力杀死的结论，上奏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把山东开棺验尸的结果转发给了铁保，同时下令缉捕相关涉案人员。六月底，圣旨到达江苏，命令铁保和江苏巡抚汪日章将淮安知府、山阳知县等人解职，连同所有人犯押往北京，由刑部审讯。看来，嘉庆皇帝对江苏本地官员并不信任，不相信他们能复查清楚李毓昌案，要直接接手了。
铁保没有办法，只好拘拿淮安知府王毂，山阳知县王伸汉及其长随包祥、张祥、余升，王家的厨子钱升，同时抓捕李毓昌的三个长随。李祥、顾祥因为人在苏南，很快被拘传到案；马连升不知去向，没有抓到。铁保把他们押往北京之前，对他们逐一亲自讯问。在讯问中，李祥等人解释说，李毓昌衣服上的血迹，是上吊时口中出血造成的；对于李毓昌为什么要自寻短见，李祥等人提出李毓昌在核查灾情的时候，受山阳县西陈庄一位姓陈的监生邀请，曾到陈家吃酒。在酒席上，陈监生索取赈票数十张。赈票就是受灾证明，有了它就能够领取朝廷的救济。事后，李毓昌非常懊悔，坐立不安。铁保马上下令查办这个姓陈的监生，很快查明此人名叫陈懋。陈懋承认，经过自己再三邀请，李毓昌曾来家中喝酒。自己虚报了12户名目，请求李毓昌帮忙，但是李毓昌并没有答应。
铁保把相关人等，全部押解往北京。同时，他给嘉庆皇帝上了一道奏折，陈述了自己调查的情况，认为李毓昌自杀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在奏折中专门提到了李毓昌去陈家吃酒的事情，似乎想说明李毓昌的死，或许另有隐情。总之，铁保内心还是希望李毓昌案能够按照自缢身亡来结案，不要多生枝节。
李毓昌案发展到这一步，还有可能按照铁保的想法，以自缢身亡结案吗？
三
巧合的是，马连升当时正在北京跟随一位官员做长随。他得知此案已经通天，不得不到刑部自首。恰恰就是这个马连升，在刑部办案人员的讯问之下，第一个如实招供了案发当天的真相。接着，李毓昌生前的长随李祥、王伸汉的长随包祥等人，也在严刑拷打之下，对当天的真相供认不讳。根据这几个下人从不同角度陈述的事实，我们可以还原李毓昌案的真相了。
李毓昌生前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最后一份工作是：查赈。在很多官员看来，查赈就是例行公事。它原本是想让官员互相监督，结果却变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找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写一份一团和气的核查报告，这事情就算过去了。负责赈灾的官员，银子有了，功劳也有了；负责查赈的官员，补贴有了，还能拿地方官员的一份贿赂。总之，没有人把它当作一回事。
但是，李毓昌初出茅庐，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饱读诗书，充满理想主义。他对于分配给自己的这份工作，非常认真。他们几个查赈官员到达淮安府山阳县后，王伸汉安排他们入住官衙，盛宴相待。李毓昌嫌官衙里繁文缛节太多，工作起来不太方便，就自己找了善缘庵，搬进去埋头开始工作。李毓昌干劲十足，说干就干，他挽起裤腿，亲自跑到四乡八村后，一处处地询问受灾情况，一家家地询问户口，核查救灾银的发放情况。他每到一个村庄，都亲自制作户口资料，注明老幼人数，勘验受灾程度，重点检查有没有漏赈和冒领的现象。期间，王伸汉多次邀请他赴宴、赠送礼物，李毓昌都却而不受。很快，李毓昌就查明王伸汉大发灾难财，以救灾为名，虚报灾情、编造户口、贪污救灾银。从李毓昌掌握的不完全的数据来看，王伸汉贪污的银子就数以万计。
李毓昌非常气愤。这简直就是从灾民口中夺食啊！他把相关的数据、情况都如实记录下来，准备上报省里。
看着自己的主人没日没夜地工作，跟随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坐不住了。他们倒不是担心李毓昌工作强度太大、太劳累了，而是担心李毓昌这么做会招惹祸害，进而连累他们这些奴仆的收益和前途。为什么这么说呢？
长随们心甘情愿给官员们做下人、当奴仆，看中的不是合同里约定的每月那几两银子。他们甘愿为奴，看重的是投靠官员，分享官员的权力带来的额外收益。套用现在的话来说，长随们是靠灰色收入，即“陋规”生活的。比如，长随替主人去征收赋税，本来征收一两银子的，他征收二两，自己贪一两；长随替主人处理司法刑狱的，可以吃完原告吃被告，向案件双方都敲诈勒索。就连替主人看门的长随，也被人称为“门子大爷”，谁要见官员本人，都要给他塞红包。这些额外的收益相当可观，远远高于长随们在合同里约定的收入。一些州县衙门里的长随，每年能落好几千两银子。这些情况，官员们都看在眼里，也都默许长随们这么做。
从根本利益上来看，长随和官员主子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主人步步高升，官越当越大，长随们能够依靠的权力就越大，能获得的实际收益也就越高。所以，长随们都为主人的前途着想，巴望着主人能够平步青云。
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跟随李毓昌，也是希望主人能够步步高升，自己跟着主人越来越有出息。所以，当李毓昌候补没几个月，就得到了查赈的机会，李祥三人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可以跟着主子去淮安府吃拿卡要。想不到，李毓昌公事公办，天天带着他们下乡核查户口、调查真相，不仅累，而且没有任何油水。李祥他们虽然没有表现出不满来，但暗地里早就嘀咕开了。
后来，李祥又看到李毓昌把调查的情况，写成材料，准备上报江苏省。他心想：“坏了！”李祥知道李毓昌这么做，会得罪一大批官员，遇到巨大的阻力。李毓昌在江苏省并没有根基，揭发救灾真相，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李祥觉得主人犯不着赌上自己的前途，揭发一件事不关己的问题。所以，他多次暗示李毓昌，此举不智。但是李毓昌没有领会李祥的暗示，依然我行我素，一心要揭发山阳冒赈事件。
李祥在李毓昌那儿没有做通工作，转而想起了自己的一个朋友。之前，我们说过长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许多规矩口耳相传，许多消息互通有无。长随们免不了认识很多同行朋友，形成了长随的圈子。李祥就有一个圈中朋友，叫作包祥，当时正在给山阳知县王伸汉当长随。李祥就去找包祥商量怎么办。
两个长随一商量，商量出了事情来。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李祥的本意，是希望包祥给出个主意，更深层次的意思，是希望包祥能和主人王伸汉打个招呼，让王伸汉在李毓昌揭发之前，尽量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但是，包祥知道后，意识到事情非常严重，如果不及时阻止李毓昌揭发真相，自己的主人王伸汉就可能罢官入狱，自己的利益也会大大受损。于是，包祥匆匆告别李祥，赶紧向王伸汉汇报。主仆二人一致认为，要及时向李毓昌“做工作”，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他揭发。
王伸汉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贿赂李毓昌。他通过包祥，先拉拢了李毓昌的三个长随。他向李祥等三个人，许以重赏，要他们向李毓昌转达，希望能用银子交换调查材料。王伸汉放出话来，他愿意把贪污的救灾银子和李毓昌“五五分成”。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个人非常配合，就替王伸汉去做主人李毓昌的思想工作。李毓昌听了三个长随转达的意思，沉默了一会，然后对李祥等人说：“本年，我在参加殿试的时候，皇上给我们出的考试题目是《德本钱末》。我怎么能辜负皇上，做出贪污纳贿的事情呢？”他断然拒绝和王伸汉同流合污。李祥三个人碰了一鼻子灰。
一计不成，王伸汉又想出一个办法：谋取李毓昌的调查材料。他又通过包祥，买通李祥他们，让他们去谋窃李毓查的调查名册。想不到，李毓昌把辛苦得来的调查材料随身携带，即便是睡觉，也带在身边。李祥等人根本没有机会下手。这第二个方法也行不通。
王伸汉无计可施了，只好去找淮安知府王毂商量，请求王毂代为疏通，向李毓昌求情。这个王毂，其实也不干净。救灾的银子虽然是王伸汉贪污的，但是王伸汉拿出了很大一部分赃银，上下打点。其中王毂就拿了王伸汉2000两银子。所以，在阻止李毓昌揭发真相这件事情上，王毂和王伸汉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很愿意帮王伸汉这个忙，邀请李毓昌到知府衙门来。但是，李毓昌在调查中，隐隐约约发现了王毂和王伸汉贪污有莫大的关系。他知道王毂在这个时候找自己，肯定是替王伸汉求情。所以，李毓昌婉拒了王毂的邀请。
就这样，王伸汉能够想到的办法，全部行不通了，他更加害怕了。他害怕李毓昌随时可能把揭发材料上报上去，自己就要锒铛下狱了。他不仅害怕，简直是恨透了李毓昌。既然李毓昌一心一意要自己的命，王伸汉决定也不给李毓昌好看，杀机涌上了王伸汉的心头。他和包祥，主仆二人凑在一起商量后，一条毒计形成了。
包祥给了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个人一大笔银子，和他们密谋毒杀李毓昌。嘉庆十三年（1808）十一月初六，也就是案发的当天夜里，王伸汉出面宴请前来查赈的所有官员。李毓昌赴宴后，被王伸汉灌醉。
回到住处后，到了深夜，李毓昌感觉嘴里又苦又渴，非常难受，就醒了过来。他喊了一声：“来人啊，拿醒酒汤来！”很快，李祥就端着一碗汤，进了房间，扶着李毓昌，伺候他喝下去。喝完汤，李毓昌又迷迷糊糊睡了起来。没一会儿，李毓昌的肚子翻江倒海一般，剧烈疼痛起来，痛得他根本睡不着了，痛得他在床上左右翻滚，大声呼叫。
在剧烈疼痛、意识模糊之间，李毓昌看到李祥等长随闻声而来，都跑到床前来围观，你看我，我看你，什么都不做。突然，跟过来看情况的包祥，从李祥的身后跳出来，用双手从脖子后面掐住了李毓昌的脖子。这时，李毓昌用尽力气，瞪目斥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一旁的李祥非但没有制止，还冷笑着说：“仆等不能事君矣。”李毓昌知道大事不好，可惜很快就失去了意识，昏死过去。李祥唯恐李毓昌不死，和包祥一道，一人抱住李毓昌一条胳膊，而马连升解下自己的腰带，把李毓昌吊在房梁上。杀死李毓昌后，几个人又伪造了上吊自杀的现场。
初七一大早，李祥、顾祥和马连升，跑到山阳县衙报案，声称主人李毓昌在夜间自缢身亡了。接到报案后，王伸汉赶往善缘庵查勘。他到了案发现场，赶紧命令随从先搜索李毓昌的文稿，把搜出来的纸稿都一把火销毁了。然后，王伸汉再草草看了现场，就下结论说：“可怜啊，李大人自缢身亡了。”说完，他又下令一行人把卧室清理干净，然后派人将案情报知了淮安知府王毂。
淮安知府王毂很快也带人赶到了案发现场。淮安府的仵作李标看到李毓昌面色青紫、口鼻出血，很明显是中毒的症状。李标就如实报道：“尸口有血。”想不到，王毂听到后，勃然大怒，下令：“来呀，把李标推出去，杖责二十！”差役们把李标推到外面，噼里啪啦打了二十大板，再把他架了回来。王毂对他大声喝道：“你再给我好好查验！”这一回，李标学乖了，在“尸格”上填写李毓昌上吊自杀。
综上所述，李毓昌案可以简化为，李祥等人本来想用加入砒霜的醒酒汤毒杀李毓昌。想不到毒性发作得太快，李毓昌大声呼喊。在场的包祥临时起意，就和李祥、马连升一起，把李毓昌掐晕后，吊死在了房梁上，并伪造了上吊自尽的假象。之后，在王伸汉、王毂两级官员的配合下，李毓昌之死被当作“自缢身亡”逐级上报。
李毓昌案其实有两层，第一层是王伸汉贪污救灾款，第二层是王伸汉指使他人杀害李毓昌。不论哪一层，王伸汉都是罪魁祸首。他的罪过最大，被押解到刑部大牢后，态度也最蛮横。王伸汉一开始拒不认罪。经过刑部连日熬讯，还是拒不交代。也许，王伸汉还在幻想，只要自己不认罪、不招供，就不能判处他死刑。但是，刑部对付他这样的人，自有一套办法。审讯官员就实行“车轮战”，轮番审讯王伸汉，不让他休息，让他一直跪着接受审讯。王伸汉毕竟五十多岁了，怎么可能熬得住？有一天，王伸汉跪了好多天，身体实在吃不消了，就向审讯官员讨水喝。审讯官员命差役递给他一杯茶。不知道为什么，王伸汉接过茶杯后，并不喝。他看着杯子里的茶水，看了很长时间都不喝。也许，他想到了当日自己授意在水中下砒霜，毒杀李毓昌的情形。从此以后，王伸汉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如实招供了自己贪污、行贿和杀人的罪行。
淮安知府王毂倒没有像王伸汉那样拒不招供。他宦海沉浮多年，知道此案已经通天，自己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于是，他决心自杀。之前，王毂随身携带了一面玻璃小镜子进入大牢。在刑部审讯的间隙，他把镜子砸碎后，用碎片划伤腹部，腹部流血不止，但没有生命危险。王毂又划破了颈部的血脉，一心求死。好在狱卒及时发现，把他救治了过来。此后，王毂整个人都垮了，把自己贪污、受贿，帮助王伸汉遮盖杀人真相的罪行交代得清清楚楚。
李毓昌案至此大白于天下。嘉庆皇帝接到刑部报告后，第一感觉是：“江南竟有此奇案，可见吏治败坏已极。”接着，嘉庆皇帝痛骂江苏各级官员：“督抚大员，毫无觉察。朕知人不明，误用汝辈，诚朕之咎，不知汝等尚有何颜上事天子，下对万民？地方偶遇偏灾……不肖州县多有捏开侵冒，私肥己橐。其查赈委员贪图分润者，即与之通同作弊，是直向垂毙之饥民，夺其口食，已属毫无人心。不意山阳县查办赈务，因委员秉持公正，不肯扶同，畏其禀揭，竟至谋命灭口，实为从来未有之事！”
一场狂风暴雨般的反腐问责运动，即将在江苏省展开。
四
嘉庆皇帝决心把此案当作自己反腐败运动的典型。他首先颁发圣旨，命令两江总督铁保、江苏巡抚汪日章自行议罪，就是自己给自己定罪。同时，命令摘去汪日章的顶戴。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追责、大查办，即将在江苏省展开。
恰巧在这个时候，两江总督铁保自投罗网。铁保原来和李毓昌案关系不大，却因为没有认清局势，成为了遭到严厉惩处的第一人。
当时，涉案人犯已经在北京认罪了。铁保并不清楚刑部审讯的进度，还糊里糊涂地上奏说：“此事尚毫无端倪，容再加体访具奏。”他还提出了几个疑问，表达了自己对李毓昌案的怀疑。首先，铁保指出李毓昌的遗孀林氏说丈夫给自己托梦，认为这是铺叙鬼神之词，把它作为破案的来历，铁保觉得很不严肃。其次，铁保在江苏也展开了所谓的调查，但是他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李毓昌当天夜里在王伸汉那里赴宴，认为王伸汉家的厨师有重大嫌疑。
铁保是两朝元老，封疆大吏，资历很深。他本来与李毓昌案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需要对李毓昌的死承担领导责任。但是他的奏折，明显袒护江苏当地官员，而且对案件的侦破不着边际、抓不住重点，这暴露出他平时工作漫不经心，作风懒散。铁保在不恰当的时候递上了一份不恰当的奏折，激怒了嘉庆皇帝。嘉庆已经觉得李毓昌案折射出江南吏治败坏至极，现在看到铁保的奏折，第一感觉是：“有这样的糊涂总督，难怪江南腐败成风！”
于是，嘉庆决定拿铁保开刀，杀一儆百。嘉庆颁布了一道圣旨，毫不客气地批评铁保“糊涂至极”：“自补放该职以来，不能详慎精勤而怠情玩忽，办河工则河工日见颓坏，讲吏治则吏治日见废弛，且听任所属之职员藐视法纪，贪戾残忍，己却醉生梦死，实不胜封疆重任，着令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铁保就这么不光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铁保的命运，决定了李毓昌案不会草率结案。嘉庆皇帝紧接着就处置了江苏省的其他官员。嘉庆斥责江苏巡抚汪日章：“身为巡抚，所属有此等巨案却全无察觉，如同聋聩，尚不至如铁保之固执谬见，但已属年老无能，着令革职回籍。”
江宁布政使杨頀负责救灾办赈，不但查不出王伸汉冒领赈银，就连查赈官员被害也浑然不觉，罪责比巡抚他们要重得多，“本应革职，但姑念其平日尚属实心，着令降留河工效力”。杨頀受到了革职、降级的处分，被发配到河工系统戴罪立功。
江宁按察使胡克家对现任官员暴毙的重案，没有详细复核查验就草草结案，实属渎职，“着令革职，留河工效力以观后效”。
此案最终查明王伸汉侵吞了赈银2.3万两。王伸汉拿出其中的1万两银子来上下打点。嘉庆下令查抄王伸汉的家产。他的家产不足贪污数额部分，均由铁保、汪日章、杨頀、胡克家四人“摊赔”。清朝官员对自己造成的财政亏空，要自己拿钱补上缺口，这叫作赔补。对于没有办法确认财政缺口的，由相关官员分摊赔补，这叫作摊赔。
下一个被查办的官员是淮扬道道台叶观潮。叶观潮对山阳县虚报户口、侵吞赈银、杀人灭口之事前前后后都一无所知，对辖区内的重大失察事件难辞其咎。也许是因为清朝的道是一个比较虚的行政区划，嘉庆皇帝对叶观潮的处分并不太严厉，只是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
淮安知府王毂对李毓昌案参与很深。之前，他收受王伸汉的贿赂；王伸汉杀害李毓昌后，他又收受王伸汉贿银2000两，对王伸汉的一系列罪行不管不问，情节严重。刑部一开始是依照“盗仓库钱粮一千两以上”的律例，拟判王毂“斩监候”，也就是斩首、缓期执行。嘉庆接到判决后，非常不满。清朝死缓判决需要经过秋审环节。在秋审的时候再决定是归入“情实”立即执行呢，还是继续归入其他情况，不是释放就是继续羁押。总之，死缓判决大多数都死不了。嘉庆皇帝对王毂的判决批复道：“何必稽延时日，着改为‘绞立决’，即派刑部侍郎秦瀛监视行刑。”嘉庆觉得王毂的死刑就不要等到秋审了，他迟早会判王毂死刑的。所以，何必拖延时间呢，嘉庆命令刑部直接派官员把王毂押去执行死刑了。
李毓昌案起源于查赈。此次苏北水灾，江苏省一共委派了同知林永升、候补知县李毓昌、府知事余清扬、州同龚国烜、谢为林、教谕章家璘、县丞张为栋、训导言廷璜、典史吕时雨及从九品官员温南峰、黄由贤等11人查赈。其中，林永升是负责人，名为总查。
在除了李毓昌外的10名调查官员中，总查林永升，受贿1000两，按“盗仓库钱粮一千两”律例，判以革职、杖一百、流放四千里。嘉庆皇帝也觉得太轻了，下令改为革职、杖一百、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典史吕时雨，受贿900两；从九品温南峰，受贿750两，都按“盗仓库钱粮六百六十两”律例，判以革职、杖一百、流放三千五百里。训导言廷璜、县丞张为栋，各受贿300两，府知事余清扬受贿200两，按“盗仓库钱粮一百两以上至三百三十两”律例，将他们判以革职、杖一百、流放二千里。以上9人都附加抄没家产。
教谕章家璘和李毓昌一样，没有同流合污，没有接受贿赂。他个人洁身自好，在查赈过程中认真办事。在调查过程中没有发现章家璘的罪行。嘉庆皇帝得到报告后，总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慰。嘉庆皇帝认为他“吏风堪为可嘉”，命令吏部立刻安排引见，并宣布提拔为即用知县。
王伸汉的长随包祥，是陷害李毓昌的罪魁祸首之一，而且以下犯上，最终酿成巨案，按照“谋杀加功”律例，判以刑挟一次，再行斩首。李毓昌的长随李祥、顾祥、马连升，谋害主子，属于穷凶恶极，按照“雇工人谋杀家长、照子孙谋杀祖父母者，皆凌迟处死”律例，将顾祥、马连升各重责四十板再行凌迟处死。而李祥又是谋害主子的元凶，必须从重惩处。嘉庆命令刑部派一名司官，把李祥押赴山东即墨，在李毓昌墓前刑挟一次，再凌迟处死，摘心致祭。
原本检验李毓昌尸体的仵作李标，在王毂的压力下，故意检验不实，被判以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李标年已古稀，本可宽恕，还是不准拿钱赎罪。此外，案子查办过程中还发现林永升的家人薛元，收受了王伸汉的贿银100两，判处杖六十，徒刑一年。
王伸汉是此案的主犯。嘉庆皇帝说，王伸汉贪污2万多两救灾款，已经法无可恕，又谋杀李毓昌，“贪渎残忍，莫此为甚”，着立即斩首。贪污款项，除查没家产外，还勒令王家的亲属赔偿。嘉庆皇帝还不解气，要株连王伸汉的儿子。王伸汉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才12岁，最小的儿子刚出生不久。嘉庆皇帝命令将王伸汉的几个儿子先关押起来，等成年后仍旧发配新疆。王伸汉的两个儿子，后来便死在流放地。而他的遗孀日后孤苦无依，还要缴纳罚金。王家可谓家破人亡，还日日遭到官府的追缴，罪有应得。
嘉庆皇帝处置有罪人员，应该说是既严厉又到位。他没有把处罚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而是充分追究“连带责任”，处理了一大批人。“连带责任”是清朝行政法的一大特征。简单地说，官员要为自己的行为负间接的责任。比如，某个官员被查明贪污腐败，那么保举他、委任他的上司，也要受到处罚。谁让你用人不当呢？还有一种情况是，官员的亲属也要负连带责任。比如，某个贪官贪污了巨款，但是查抄他府邸的时候，发现的财产抵不上他贪污的数额。那么，这个贪官的亲属，有责任赔偿不足的数额。立法者假定亲属都沾了贪官的光，获了利。连带责任的立法本意，是让官员谨言慎行，约束亲属和身边的人。
对于案子的受害者，清正廉洁的李毓昌，嘉庆也不吝奖励。嘉庆皇帝下旨追赠李毓昌为知府衔，按照知府例赐恤；按四品官例给予全葬银200两，一次致祭银12两，并把李毓昌的事迹宣付史臣，列入《循吏传》。现在我们能在《清史稿》中看到李毓昌的传记，就拜此所赐。嘉庆赏为李毓昌申冤的李泰清为武举人。李毓昌死时没有子嗣，嘉庆恩准将其侄李希佐入继为嗣，并加恩赏给举人功名。山东地方府、道官员捐资1000两，作为李毓昌遗孀林氏和嗣子李希佐日后的生活所需。
如果说以上这些尚在预料之中，那么嘉庆皇帝接下来的举动，充分说明了他是怎么把李毓昌树立为典型的。嘉庆亲自为李毓昌创作了《悯忠诗》五排三十韵，并捐资1000余两，命令地方官员在李毓昌墓前修建悯忠诗碑楼，作为褒奖。嘉庆皇帝让叔父、成亲王抄写自己的诗句，镌刻在石碑上。能够死后得到皇帝亲自嘉奖的官员并不多，至于知县级别的七品官更是少之又少，李毓昌却因为清正廉洁得到了皇帝的亲自嘉奖。李毓昌所受的恩遇，可谓是“旷古未有的恩典”。
《悯忠诗》透露出了嘉庆皇帝的吏治思想。嘉庆写道：“君以民为本，宅中抚万方。分劳资守牧，佐治倚贤良。”嘉庆皇帝承认老百姓的重要性，但他对老百姓的姿态还是居高临下的，认为百姓是要治理抚恤的。因为皇帝个人精力有限，所以不得不任用官员治理百姓。而治理的成效，依赖于官员是否“贤良”。嘉庆皇帝看到当时“国恩未周遍，吏习益荒唐。见利即昏智，图财岂顾殃”，他承认当时吏治腐败，官员们见利忘义，图财枉法，思想观念、工作作风都是有问题的。嘉庆的对策是：“瘅恶法应饬，旌贤善表彰。除残警邪慝，示准作臣纲。”一方面是严厉惩处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警醒官吏；另一方面是表彰清廉守法的典型，向天下推广，作为“臣纲”的示范。李毓昌，就是这么一个被嘉庆皇帝看中的廉吏，被推出来作为全国官员的表率。
嘉庆皇帝对李毓昌案的处理，体现出了他的吏治思想，也暴露了其中的不足。嘉庆承认当时的吏治腐败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关系重大。他反复强调，无奈始终不能扭转官场腐败的恶习。他说：“朕虽再三告诫，舌弊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嘉庆把腐败的原因归结为官员不能领会自己的意思，是官员群体出现了问题。
在这里，嘉庆帝无法超越君主专制政治的局限，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办法。他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官吏腐败是普遍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比如，李毓昌案的背景是清朝官场由来已久的救灾冒赈、上下欺瞒的老问题。同一时期，直隶天津一带受灾，朝廷下发救灾银，宝坻知县单幅昌、东路同知归恩燕、定兴知县顾淮，侵吞救灾银。其中，宝坻县的救灾银下发了4万多两，单幅昌就侵吞了2万多两，超过了一半，可谓罪大恶极。冒赈是一个频发的事件。
但是，嘉庆更多的是查办李毓昌案中杀人的部分案情，对于救灾事务的整顿，只是笼统地重申“国家办赈章程，良法具在”，今后办理赈务“如前一律办理”。他的基本思路是，清朝的规章制度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官吏们能够严格遵守，尽心尽力做好就能杜绝腐败。为此，嘉庆帝“笔随泪洒”地通谕官员：“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我不怀疑嘉庆皇帝写作上述话语时，真诚恳切的心理。但是，他不知道，官员们的思想境界再高，作风再清正廉洁，如果没有一套好的规章制度来保障、鼓励和推动清正廉洁的官员们，怎么能指望他们长期保持高尚的境界和清廉的作风呢？这就好像是一台电脑，官员就好比是电脑的硬件，而制度就是电脑的软件。一台电脑只有好的硬件，却没有先进的软件，这台电脑终究免不了淘汰落后的命运。清朝的吏治腐败，并没有因为嘉庆皇帝的严厉和苦口婆心的劝导而有所好转。相反，清朝政治越来越腐败，直到把清朝拖入王朝颠覆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