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在成功镇路上时，突然有一个强烈的念头，觉得无论如何都要从这里写一封信寄给已经住在高雄好几年的爸妈。
爸爸从成功镇调到台东当校长时，我已经去台北上中学了。虽然一直到大学，每年都回到台东过寒暑假，再加上结婚后回娘家，这样加起来算，我在台东的年数是远远超过在成功的十二年的。但是，我对台东的感情却远远不及这个旧名“新港”的成功小镇。在我刚刚离家适应着各种思乡病时，我每个星期都写信回家，从淡水八里圣心女中写回的一封封平安家书上，收信的住址是：台东县成功镇有恒路1号。
我自己很踏实地想着，“有恒为成功之本”，而我们家的住址是1号呢！
新港曾在日据时代名为“小凑”或“成广澳”，但这些都不在我先前的了解中。我知道这些信息是回到家乡，读到地方因为一度的旅游发展因而历史被掀起的知识。在那十二年的记忆中，我所熟知的生活是，成功虽然远不及都市，但也比现在要繁华好几倍。
前不久住在圣荷西的大姐打电话与我聊天。她两个月前回来看爸妈，曾特地回花东去一趟。我本来要陪她，没想到病了一场，只好取消所有行程。还好童年挚友美卿带着姐姐，仔仔细细地把台东、成功都好好走了一遍。姐姐在电话中说：“你知道吗？你是我们家唯一一个在成功镇怀胎长大的孩子，是真正的成功宝宝噢！”我一听，眼泪差一点落了下来。妈妈说，我出生的那个九月，新港有大台风，被台风扫开的门差一点就打到了足月待产的肚子。看来，我不只是个成功宝宝，还是个台风宝宝。
想给爸妈写信的念头在第一天过去并没有完成，第二天回到镇上时，又立刻回到脑中。这个镇如今这样没落，我去港中与成功小学附近转转，没有看到一家文具店或书局，但主街上有7-11和全家超商。我想，就去全家看看有没有卖信纸吧。店员告诉我说，只有信封没信纸。我请问她镇上可还有任何文具店，她指着斜对面说：“那里就是！”跨街走过，拉开滑门进去时，柜台没有人。再环顾左右，我看到一位背向着入口在包粽子的长辈，她的右边摆了一碗红豆泥，红豆泥的左前方堆着浅黄色的米。我问候之后告知想买信纸，那位长辈只出声没有抬头地指点我去哪个角落找。我穿过层架拣选信纸时，想起自己小时候是多么地喜欢现在手上拿着的航空信笺，那薄似洋葱或蝉翼的透明纸已是我童年的一种眼界。
在印刷这么进步的时代，不敢相信我拿起的信纸封套上却连套色都没对准。看起来极度晃动的字，中英对照写着“Air Mail”与“高级航空信笺”之间，一架德航的班机占据了主要的画面，以图再度强调航空的实义。
品质看起来年代久远的封面，一打开却是让我惊喜交加的浅蓝信纸，压行的垫纸一边横、一边直，正是我们小时候最高级的信纸配备。我拿了信纸要结账，看到老板娘压着膝盖辛苦地起身，我问道：“您在包碱粽吗？碱粽好难包呢！”她起身回头时，我虽觉得眼熟，但不敢确定是相识的长辈，她笑着说：“练习就不难！我做这个也只是为了不要痴呆。”我好奇地问，店在镇上开很久了吗？她说从1973年就在，但是从另一条路上搬过来的。我想起来了。小时候，成功镇只有两个店与书和文具有关，一个是哥哥们爱去的，有漫画书的文具行；另一个是卖书和文具的文林书局。站在我面前的是从小看我长大的张妈妈，她的先生也是港中的主任，是爸爸的同事，我们也曾在搬去校长宿舍前一起在宿舍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她一听到我是蔡校长的女儿，竟一口就叫出“蔡颖卿”三个字。在成功镇那十二年，所有认识我的人都把我的“颖”念成二声“迎”，张妈妈也是这样呼唤我。那一刻，我对这个已经很少听闻的呼唤感到既陌生又亲切。
谈起小时候，张妈妈问我有没有去找戴立忍，又问起我小时候好多的友伴可都有联络。我说，只有美卿一直没有断线。张妈妈就说起她的一儿一女，很开心地告诉我他们各自的成就。张筱云是转学生，小我一届，小时候就很优秀，后来的发展更耀眼。但因为我们不同级，小时候相处的时间也不多，我虽然有一些记忆，却不深刻。看着柜台前张筱云在报上的照片，我还在回忆中努力地寻找跟她交叠的影像。离去前，我想起应该请张妈妈转达对筱云的问候，但张妈妈很和缓地对我说：“这些都过去了，都过去了。筱云已经不在了，她四十几岁得了乳腺癌在德国去世，比她的爸爸还早一年离开。”我惊讶得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但张妈妈只亲热地牵着我的手说：“叫你先生停车，我们中午去聚餐，去聚餐。”我因为就要离开北归，不能不辞谢她的好意，只紧握她的手说：“下一次，下一次一定好好聚聚。”握着那一双虽然比爸爸年轻十岁的手，我想起上一代早年在成功镇为生活努力的许多悲欢岁月。离开店里，我回头挥别特地在门口送我的张妈妈。感念她仍然坚守着小镇的生活，仍然为成功镇开着书局，心中突地升起了一股复杂的意念。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