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回家累得要命，他一声不吭，闷头喝菜汤。就在他吃饭的时候，他姐姐让娜“妈妈”时常从他那汤盘里取出最好的东西：一块瘦肉、一片肥肉、一块菜心，给她的一个孩子吃。冉阿让呢，却总是伏在桌上，脑袋差点浸在汤里，长头发垂落在盘边，遮住他眼睛，任凭姐姐怎么做，他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在法夫罗勒，住着一个叫玛丽—克洛德的农妇，离冉阿让茅屋不远，就在小街的斜对面。阿让家的孩子饿肚子是常事，有时他们假冒母亲的名义，到玛丽—克洛德那儿借一品脱[71]牛奶，躲到篱笆后面或者小道的角落里喝起来，可是你争我抢，小女孩又喝得急，奶往往洒到罩衣上，流进脖子里。母亲若是知道了这种欺骗行为，肯定要严厉惩罚这些小骗子。冉阿让好发火又好嘟囔，但是他却背着孩子的母亲，把牛奶钱照付给玛丽—克洛德，几个孩子才没有受惩罚。
在修剪树枝的季节里，每天他能挣二十五苏。过后他就打短工，给人收割小麦，做粗活，放牛，给人卖苦力。力所能及的活计他全干，他姐姐也干活，然而有七个小孩拖累，又能干什么呢？这是一家愁苦的人，被穷困包围，渐渐围紧。果然，有一年冬季特别艰难，冉阿让找不到活干。家中没有面包，一点面包渣儿都没有。只有七个孩子！
法夫罗勒的教堂广场旁边有家面包店，一个星期天晚上，老板莫贝尔·伊扎博正要睡觉，忽听店前安了铁条的玻璃橱窗咔嚓响了一声。他及时出来察看，只见一条胳膊探进铁条，从用拳头打破的玻璃橱窗里抓起一个面包。伊扎博急忙赶出来，那小偷撒腿就逃；他追上去，把那人抓住。小偷已经把面包丢下了，但是胳膊还在流血。那正是冉阿让。
事情发生在1795年，冉阿让被指控为“夜闯民宅行窃”罪，送上当时的法庭。他有一支枪，而且比世界上任何枪手都射得准；不过，他有点好偷猎，这对他相当不利。大家早有一种合情合理的成见，反对偷猎的人。偷猎者跟走私者一样，都和盗匪相去不远。然而，我们顺便要指出一点，这类人和城里那些凶恶的刽子手相比，还是有天渊之别。偷猎者生活在森林，走私者生活在山里或海上。城市腐化人，因而使人变得凶残。山林和海洋使人变得粗野，激发野性而一般不摧毁人性。
冉阿让被判有罪。法典上有明文规定。在我们的文明里，有些时刻的确叫人胆战心寒，这就是刑法置人于死地的时刻。这是何等凄惨的时刻：社会逐斥并无可挽回地遗弃一个有思想的生灵！冉阿让被判处五年苦役。
1796年4月22日，巴黎正欢呼意大利军团的总指挥在蒙特诺特所获的胜利；共和4年花月2日，督政府呈给五百人院的咨文中，称那位总指挥为布奥拿巴[72]；就在同一天，在比塞特监狱里，给押解的罪犯扣上了长锁链，冉阿让就是锁链上的一名罪犯。当年一名监狱看守，如今年近九旬，他还记得清清楚楚：那天，那个不幸的人在院子北角，锁在第四条铁链的末端。他和其余犯人一样坐在地上，仿佛糊里糊涂，只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可怕。这个蒙昧无知的可怜人在模糊的思想里，也许看出过火的成分。有人在他脑后用大锤往他锁链上打铆钉，他忽然哭起来，泣不成声，只能断断续续地说：“我是法夫罗勒的树枝剪修工。”接着，他边哭边抬起右手，逐渐往下比画了七下，仿佛依次摸到七个不同高度的头，让人从这动作上猜出，他无论做了什么事，都是为了供七个孩子穿衣吃饭。
他被押解去土伦，脖子上锁着铁链，乘坐大板车，颠簸了二十七天才到达。到了土伦，他就换上红色囚衣。他从前的生活，直至他的名字，全都一笔勾销了；他不再是冉阿让，而是24601号。他姐姐怎么样？七个孩子怎么样了？谁照顾那一大家人？一棵年轻的树被齐根锯断，上面的树叶怎么样了呢？
总是千篇一律的故事。那些活在世上的可怜人，上帝的创造物，从此以后无依无靠，无人指引，也无栖身之所，到处漂流，谁说得准呢？也许四分五散，各奔西东，逐渐隐没在凄冷的迷雾中，那正是孤独命运的葬身之地，多少不幸的人，加入人类的悲惨行列，陆续消失在那幽冥之中。他们背井离乡。村庄里的钟楼把他们忘却；田地的界石也把他们忘却；冉阿让在监狱关了几年，也同样把钟楼和界石忘记了。他这颗心上有过一条伤口，便留下一道伤疤，如此而已。他在土伦的那段时间，只有一次听人说起他姐姐。大约是在他服刑快满第四年的时候，我不记得他是从什么途径得到的音信。有个认识他们的当地人，在巴黎遇见过他姐姐。他姐姐到了巴黎，住在揉面工街，那是圣绪尔皮斯教堂附近的一条穷街。她身边只有一个孩子了，是最晚生的小男孩。另外六个孩子在哪儿？也许连她本人都不知道了。她当了装订工，每天清晨去木鞋街三号一家印刷厂上班。早晨六点钟必须赶到，如在冬季，那时候离天亮还早呢。印刷厂里有一所小学校，她每天早晨领七岁的孩子上学。只是她六点钟要到厂，而学校七点钟才开门，孩子只好在院子里待一小时，等学校开门，到了冬季，就要露天在黑暗中待一小时。印刷厂不准孩子进去，说是妨碍干活。一清早，工人经过院子时，就看见可怜的小家伙坐在石头地上打瞌睡，往往看见他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伏在他的篮子上睡着了。下雨的时候，看门的一位老婆婆可怜他，让他进屋。那破屋里只有一张简陋的床、一架纺线车和两张木椅；孩子就在角落里睡一觉，怀里搂着猫，好暖和一点。到七点钟学校一开门，他就跑进去了。这就是有人告诉给冉阿让的情况。有一天，有人把这些情况告诉他，一时间，就像一道闪电，一扇窗户突然打开，显现他从前爱过的那些人的命运，随即又完全关闭了；他再也没有听人提起来，音信永远断绝。他再也没有得到他们一点消息，再也没有见到他们，再也没有碰见他们，而在这悲惨故事的接续部分，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快满第四个年头的时候，轮到冉阿让越狱了。狱友帮他越狱，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大家都那么做。他逃走了，在田野里自由地游荡了两天，如果说被追捕也算自由的话：他时时要回头看，听见一点动静就心惊肉跳，什么都怕，怕冒烟的屋顶，怕过路的行人，怕汪汪叫的狗，怕奔跑的马，怕报时的钟鸣，怕看得见东西的白天，怕看不见东西的黑夜，怕上大路，怕走小道，怕钻树丛，还怕打瞌睡。越狱的第二天晚上，他被抓回去了。三十六小时他没吃没睡。由于这次越狱行为，海港法庭判处延长他三年刑期，一共八年。到第六个年头，又轮到他越狱了；他利用了这次机会，可是未能逃脱。点名时发现他不见了，就放了警炮；到了晚上，巡夜的人发现他躲在一只正建造的船的龙骨里。他拒捕，但还是被监狱看守抓回去了。越狱又拒捕，根据特别法典的条文，就加判五年刑期，要戴两年双脚镣。总共十三年。到第十个年头，再次轮到他越狱。他又抓住机会，但是同样没有成功。由于这次新的企图，他又加判三年苦役。到末了，我想是第十三个年头上，他最后一次试图越狱，只逃出四个钟头就被抓回去了。逃出去四小时，加刑三年。总共十九年。1815年10月，他刑满释放。他是1796年入狱的，只为打碎一块玻璃，拿了一个面包。
在此不妨讲一句题外话。本书作者在研究刑法和依法判罪的问题时，这是第二次遇见因偷一个面包而毁了一生的惨案。克洛德·格偷了一个面包，冉阿让也偷了一个面包。一项英国统计表明，在伦敦五件盗窃案中，有四件由饥饿直接引起的。
冉阿让走进监狱时战战兢兢，痛哭流涕，出狱时却神情冷漠。他入狱时艰苦绝望，出狱时神色黯然。
这颗心灵里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七 绝望的内涵
让我们试着说明。
这些事情，社会既已做出，就应当正视。
我们已经说过，冉阿让是个无知的人，但并不是愚蠢的人。性灵之光在他心中点亮。不幸的遭遇也有其亮光，能增强他思想中的微光。在棍棒下，在铁链下，在地牢里，在劳累中，在苦役场的烈日下，在苦役犯的木板床上，他反视良心，反躬自省。
他为自己组成法庭。
他开始审判自己。
他承认自己并不是无辜受害，判罪冤枉。他也承认他那是极端的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假如他向人家讨那个面包，也许人家不会不给；不管怎样，最好应当等待，或者通过怜悯，或者通过劳动得到那个面包。有人说，肚子饿了能等待吗？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理由：首先，真正饿死人的事是罕见的，其次，不管不幸还是幸运，人天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就能长期忍受很多痛苦，而不至于丧命，因此必须忍耐；甚至为了那些可怜的孩子，最好也应当忍耐；像他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幸者，居然铤而走险，抓住整个社会的衣领，以为通过盗窃就能脱离贫困，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不管怎么说，走出贫困而又进入卑鄙，这就是一道恶门；总而言之，他承认自己错了。
然后他又提出疑问：
在他毁掉一生的经历中，难道唯独他错了吗？首先，他这个劳动者没有活干，他这勤劳的人缺少面包，如果这还不算一件严重的事情的话；那么后来，有了过错又承认了，惩罚是不是太残忍，是不是太过火呢？执法方面是不是比有罪方面的过错更大呢？天平的两个盘子，惩罚的一端放的砝码是不是太重了呢？加重惩罚是不是根本不能消除犯罪，是不是会达到这种结果：扭转情势，以惩罚的过错取代犯罪者的过错，把犯罪者转化为受害者，将债务人转化为债权人，而最终把权利赋予侵犯人权的一方了？这种惩罚又因企图越狱而屡屡加重，结果是不是构成了最强者对最弱者的侵害，社会对个人的犯罪，而这种罪行天天重犯，一直延续十九年呢？
他还想道，人类社会对其成员是否有这种权利：在某种情况下毫无道理也缺乏预见，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冷酷无情富于预见，从而把一个可怜的人永远置于缺少和过分的境地，即缺少工作和过分惩罚。财富分配往往是偶然造成的，因此，最穷的人最应该受到照顾，而社会又偏偏那样对待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他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就审判社会并判了它的罪。
他判处社会接受他的仇恨。
他认为社会应为他的遭遇负责，心想有朝一日，也许他毫不犹豫地要同社会算账。他向自己申明，他造成的损害和别人给他造成的损失，两者并不平衡；他最后得出结论，其实，对他的惩罚并非不正义，而是肯定极不公道。
发怒可能是失常和荒唐的，而恼火也可能不对；但是，一个人只有当内心有某种理由，才会感到愤慨。冉阿让就感到愤慨了。
再说，人类社会对待他唯有残害。他所见到的社会，总是一副自称为正义的怒容，怒视它所要打击的人。别人同他接触，只是为了伤害他。他同别人接触，对他也是一次次打击。他从童年起，从失去母亲、失去姐姐时起，就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友好的话，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善意的目光。从痛苦到痛苦，他逐渐确信这一点：人生就是一场战争，而且他在这场战争中是战败者。他只有仇恨这一件武器了。他决心在狱中把这件武器磨锋利，携带出狱。
在土伦，无知兄弟会[73]办了一所囚犯学校，向有诚意学习的那些不幸者传授最基本的知识。冉阿让就是有诚意学习的一个人。他四十岁入学，学习认字，写字，计算。他感到强化他的智力，就是强化他的仇恨。有时候，教育和智慧能助纣为虐。
说起来令人伤心，他审判了造成他不幸的社会之后，又审判了创造社会的天主。
他也判了天主的罪。
在酷刑和奴役的十九年过程中，他的灵魂就这样同时升华和堕落。他一方面进入光明，另一方面又进入黑暗。
我们已经看出，冉阿让并不是生性顽劣的人。他入狱时还是善良的。他在狱中判了社会的罪，就感到自己的心变狠了；他在狱中判了天主的罪，就感到自己变成不信教的人。
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人性真能这样完全彻底地改变吗？由上帝创造的性善的人，能由人使之变恶吗？只因交上厄运，灵魂就能整个由命运重新塑造，转而变恶吗？难道人心像久住矮屋的脊背那样，在巨大痛苦的垂压下，也要蜷曲变形而丑陋，造成无法医治的残疾吗？在每个人的灵魂里，尤其在冉阿让的灵魂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原初的火花，没有一点神性的素质吗？这种原初的火花、神性的素质，在世间不朽，在上天永生，能由善发展，激扬，点燃并燃烧，放射奇光异彩，而永远也不会被恶完全扑灭。
这是严肃而深奥的问题。任何一个生理学家，如果在土伦看见冉阿让将拖曳的锁链装在口袋里，叉着双臂，坐在绞盘的铁杆上面休息，并利用休息的时间遐想，如果看见这名苦役犯神情沉郁，严肃，默默地思索，看见这个被法律惩罚的人愤怒地注视别人，这个被文明判处的人严厉地注视天空，那么，他对上面问题的最后一个很可能回答：“没有。”
我们并不想隐讳，善于观察的生理学家在那种场合，当然会看出一种无可挽救的绝境，他也许会可怜这个法律上的病人，然而，他甚至不肯试着给予治疗；他会移开目光，不看这颗灵魂中的空洞；他也会像但丁避而不看地狱之门那样，从这个生灵上抹掉上帝写在每人前额上的两个字：“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