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朱正先生在《编书三十年》中提到我。参加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注释时，我还刚到而立之年，刚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门。记得就是在借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一九七八年秋，我在灯市口中国书店门市部见到一大批回忆和研究鲁迅的旧书，包括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李长之著《鲁迅批判》、含沙（王志之）著《鲁迅印象记》、孙伏园著《鲁迅先生二三事》、许寿裳著《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等等，都是书品完好的初版本或再版本，于我的研究工作不可或缺，价又低廉，就毫不犹豫全部买下。我的淘旧书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经历了多年的严寒之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文学出版开始解冻。最初，由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新文学名家的代表作，像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曹禺的《雷雨》、《日出》，等等，重印一本我买一本。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因为除了鲁迅“不悔少作”，这些名著大都是根据作者的修改本（有的还是多次修改，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为适应新形势而作的真心或违心的修改）重印的，一般的阅读欣赏当然可以，但要做专门的文学史研究，还是非读未作删改的初版本不可。而要研读初版本，除了求助于图书馆和友好的藏家外，唯有自己苦心搜集、比较鉴别这一途了，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淘旧书、寻觅新文学原版书的决心。
当时京沪各地都有国营的旧书店，但仍门禁森严，我虽已在大学执教，但还是普通的讲师，“级别”远远不够，更没有来头大的过硬的“单位介绍信”，经常无法登堂入室，任意浏览选购旧书，往往只能望书兴叹。虽然《读书》杂志已在大力提倡“读书无禁区”，但对所谓的“封资修毒草”的开放，还是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漫长的曲折的过程的，要有足够的耐心。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上海书店几次大规模旧书展销会的顺利举行，随着文庙旧书集市的建立，随着大大小小个体旧书铺的出现，旧书业的种种禁忌终于逐渐被打破了，在旧书面前也逐渐人人平等了。我所收藏和使用的大部分新文学旧书，包括胡适、周作人、陈衡哲、巴金、老舍、傅雷等名家珍贵的初版签名本，都是在那个时期陆续觅得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意思。
一九八七年夏，我首次出国到当时的西德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去汉堡大学，承关愚谦教授介绍，到汉堡唯一的中文书店——天地书店访书，见到梁实秋著《谈徐志摩》和《槐园梦忆》等许多台湾出版的文学书初版本，欣喜若狂，后来我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等书时都依据了这些可靠的本子。这又是我海外访书之始。二十年后，我在香港市立图书馆演讲，会后一位中年人来找我，乍见之下竟不敢认，原来他就是天地书店的主人梁兄，阔别二十年后首次见面，“君子之交淡如水”啊，而结缘的就是旧书！
从此，在香港、澳门、台北、新加坡、东京、大阪、伦敦、剑桥、波士顿、纽约和洛杉矶，我到处访书，尤其是搜罗中文旧书。我在香港的新亚、三益，上海印书馆等二楼旧书店逗留过，找到了张爱玲五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不少著译和潘柳黛未经著录的长篇《一个女人的自传》，并最早向内地读者介绍现已大名鼎鼎的执香港旧书业牛耳的神州图书公司；我在台北的光华商场和百城堂流连忘返，搜得苏雪林、谢冰莹、黎烈文、徐<讠于>等一大批渡海现代作家在台湾出版的著译；我在新加坡百胜楼的旧书店买了不少周作人、曹聚仁等的早期版本，店主慷慨地送我一套林海音主编的《纯文学》杂志；我在东京神保町淘到了林语堂《大荒集》线装本、章克标《文坛登龙术》线装本，甚至还“讨价还价”，购下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致内山完造函手迹捐赠上海鲁迅纪念馆……今年八月初，我重访日本，东京的内山书店已今非昔比，民国版的中文旧书已不见踪影，但我还是淘得章士钊《柳文指要》函装本、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精装本等，满载而归，这些三十多年前出版的旧书，现在也已可遇而不可求了。
读书、教书、编书、写书三十年，没想到竟是与淘旧书共始终。各种各类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文学旧书，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可以用“巨大”两字来形容。它们引领我去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揭开被遮蔽的“文幕”，发掘被埋没的“文墓”。如果不是它们，我不可能编出、写出那么些受读者和研究者欢迎的文学作品集和文史考证集。旧书，从查封禁毁到开放拍卖；淘旧书，从国内淘到海外，在三十年前是根本不敢想象的，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而今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三十年淘旧书的经历，正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见证了读书界改革开放的进程。
（原载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八日上海《文汇报·书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