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王弼注】美者，人心之所以进乐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而偏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明数也。
本章尽讲“反”，宋龙渊本作：“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闻相和，前后相随。”此言道之动，道不是空的，得有用，有对象，“反者道之动”，与《易经》完全一样。
《易经?系辞下传?第五章》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即大本，从天之道到人之事。
《易经?系辞下传?第十二章》说：“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老子之学本于《易》，而特别懂得变，因为他特别识变。《易经》说“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老子》第一章王弼注“凡有之所利，必以无为用”，因为什么？用现代话说，一切变动都是有目的的，变动若无利，则一动不如一静，何必乱动呢？
“以”，因也。变动因利而言，吉凶因情而迁。用今天话来说，吉凶以环境而迁、而变。所以，今天你还显赫得不得了，明天你就成为阶下囚。天下事没有绝对的美丑、善恶、真伪，胜者王侯败者贼。你今天说我是假的；明天，假的就是真的，真的就是假的。
一个人不要吉凶一来，就吉凶了。说这下不得了了，我得跳河。也许你前腿下去，后腿还没下去，你就是真的了。那下，如果下去，岂不垮了？岂不白守寡了？总之，没有板上钉钉的事。
《易经?系辞下传?第十二章》接着说：“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与《老子》这段完全一样。有时《老子》还是《易经》的注解，不读《老子》，还不知《易经》那么神。所以，先秦的东西可以比着读。每个可以旁通。
“难易相成”，参见宋龙渊注。
【宋龙渊注】“难”之一字，譬如心思不能到，人力不能胜，或天时、或人事，背乱乖违，不能成就，是以谓之难。“易”之一字，譬如不有造作，不用心机，自然而然，无为而为，是以谓之易。
宋龙渊解“难易”好到极点。“难易相成”，没有易，显不出难来。没有难，也显不出易的美。像同学，没在这屋上过课，能知道冷气的高贵？我们这是“冷热相觉”（老师课室为客厅，此次讲《老子》为戊午年七月夏日，学生多，无冷气，同学挥汗听课，老师曾戏言“汗牛充栋”。此处“冷热相觉”，是戏言，亦另有所指）。
“长短相较”，哪有什么长短？就因为相较，始有长短。明白这个，心中就有定力。因“反者道之动”，善恶美丑没有好坏，那只是道之动而已。没有热，怎么知道凉的宝贵？没有冷，怎么知道热的舒服？不相较何来长短？天下事，自己想一想，等想到通的时候，何必把一刹那看成是真的。就因为自己朝生暮死，才把一刹那看得那么重要。不是朝生暮死，又何必重视一刹那呢？同学看什么大惊小怪，老师看什么笑笑，因为有多少“仓皇辞庙”的经验。
一个人为什么有定力？因为看得太多了。
你说那老头无耻。那是你的看法。我看我的废物，都是芬芳，简直美透了。明白了这，去悟，多少能懂些……总之，不要把一刹那看得惊天动地（老师有身世之感）。
举个例子，像管仲与召忽，季路看召忽简直废物都香，老夫子不以为然，识之为“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自己还不知道——“而莫之知也”。这就是季路太重视一刹那了。孔子对管仲不但不去死、还相之，就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篇》）。老夫子看的就不是一刹那，而是刹刹那。
这两观念要注意。
孔子为什么又批评“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孟子就解释了：“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孟子?公孙丑上》）当然其器小。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再努力进一步，则大同。等“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不再进一步，就停住了：不但“有三归，官事不摄”，“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不但不进一步大同，回头功高震主，咱们和邦君看齐：“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结果邦君管他叫干爸爸了——仲父，这不是“小哉”吗？
由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与小康世思想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老子》，先问同学《四书》读完没有，因为要从《论语》里头认识许多问题。
我们现在讲书，要把大同世、小康世，分得特别清楚。
我们为什么称作“夏学”？即为别于小康世之学。夏学即大同世之说。小康世之学，如廿五史。一部廿五史，那是小康的陈迹。那一部书就八个字：“助贼为虐，残民以逞”。《孟子?梁惠王下》就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那些读书人，就是“助贼为虐”，谁要是“善政得民财”，谁就出息了（见《孟子?尽心上》：“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其实那帮的都是“残贼之人”，“残贼之人，谓之一夫”。
前次上课（非《老子》课），我们说中山先生自言他的道统乃继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绝对有问题。因为尧、舜是大同世，禹以下是小康世，《孟子》就说“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万章上》）。中山先生是承之于尧、舜，绝对到不了禹。
我们讲书重点，和别人不同。举个例，《尚书》的排列：《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胤征》。
《甘誓》说什么？禹传位其子，有扈氏反对。《淮南鸿烈?齐俗训》说：“昔有扈氏为义而亡。”一个人要是死后有人说他“为义而亡”，是多么光彩之事！高诱承马融之说言：“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传子，故伐启。”
接着，《胤征》（《胤征》，《今文尚书》无，见《古文尚书》。《古文尚书》，或谓汉时，鲁恭王修宫室，坏孔子故居，得自孔壁中。《胤征》一说：夏启死，子太康继位。只顾游玩，不理政事。羿夺得夏政，立中康为王，太康出亡。和氏与羲氏反对羿的做法，羿派胤率兵讨伐羲和二氏，战前作誓师辞《胤征》。）。胤，胤子。有人说胤国、子爵；有人说是姨太太所生之子。我们认为如为后说，更有深意。
他们都认为禹传位其子不对，起而反抗。可见到这个时代，尚有大同之义。可惜自禹以后，大同之义不传。至周末，读书人又起来，各树其说，从那（立说）里面，可以看出来那时代有人主张大同世，有人主张小康世。现在我们讲书，要把大同、小康之学，分得特别清楚。
同学中有说“公羊家之学有问题”。汉朝有公羊家，这没问题。但若以为公羊家的哲学即是孔子之学，则有问题。孔子讲的是《春秋》，不是公羊。我们讲这，是重视一个时代的演变，重视这个时代有大同世的思想。我们不管谁接着谁。
等到董仲舒的弟子眭弘（字孟），就劝汉昭帝禅让，结果被杀。可见大同世思想，是历代传下来的，公羊家族传到了汉景帝时，著于竹帛，特别盛。最糟的就是到郑康成，混同今古文，把思想的不同说成文字的不同。郑康成可以说是小康之说的集大成者。
推动古文经学最力的就是刘歆。其父刘向尚主大同之说，等到刘歆，是第一个巩固小康世的人物。把这些都弄清楚，然后去学，看看哪些是小康世的东西，哪些是大同世的东西。可见中国是有两个传统的思想。我们先不管他哪个思想对，但必要把脉络弄清楚。绝不能说，我这个道统是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下来的。那不是读了《礼运大同》（《礼记?礼运大同篇》有大同和小康两种思想。），以为讲的就是大同，他后面说的是小康。混在一起，岂不是没读明白吗？现在有人主张《礼运大同》是汉儒写的，那更宝贵；证明至少到汉朝，还有大同和小康的思想。我们不是考古，而是看思想的立场。
《礼运大同》我们也不必说它定是孔子写的，但我们可以认识：到汉朝，还有大同思想和小康思想。后来，可以说大同思想为小康思想压制。由这认识，今后我们研究思想，绝不能接着小康思想，再往下胡扯。
我们看民国以来，出了多少大儒，要树立中国新的思想范畴，他们成功与否，那不是每个人的问题，是老百姓接不接受的问题，那要看是不是“宜于民”（《诗经?大雅?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哪个思想老百姓接受，那就成功。不接受，昙花一现。昙花一现，也是冒个光，也不白冒。
民初大儒像梁漱溟老先生，他之所以没有成功，就因为是小康世的改进派。他想要进步，可是不能放胆，不能把包袱完全丢掉，所以成了学，但没成功。
我们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今天在思想上没有树立，不论哪个主义，完全洋化，中国老百姓不接受。同学们如要树立，必得往前再进一步，老师未必赶得上，同学能不能完成，那就看同学的智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失败。
中国近代为什么失败？就因为完全西化。固然面包比馒头、苞谷面饼好吃，可是老百姓不吃。所以，要真加强中国人的营养，要把面包之营养，放在馒头、苞谷面里，叫老百姓吃，才行。否则，一样无法滋养中国老百姓。不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老百姓不接受，唱什么高调都没用。
同学应接着中国的思想往前进，不要糊里糊涂，做殡仪馆的化妆师（指帮已僵化无用的东西涂脂抹粉）。过去的，你可以喜欢它，研究它，像吃醋一样，你喜欢是你的事，但不能叫天下人都吃醋。
许多人认为，民国这一段，是中国人的衰落期。我们不那么看，我们以为是胚芽时期、胚胎时期，是新的成长，还没到结果，谁成功不得而知。中山先生是第一个，可是老百姓没接受；黑格尔、白格尔……老百姓也没接受。想毁灭中国文化，老百姓不接受，必失败。我不一定赶得上，也就是说十年、八年，不一定失败。一个思想，能不能适用在今天，完全在乎老百姓接不接受。
人不能食古不化，不能没有头脑。必要说我传学（我，不是老师自道，是指某些人自认为传过去的某派学说），说传学可以，但适不适用于今天，在乎老百姓接不接受。张君劢、张东荪等大儒，都是佼佼者，今天也都过眼云烟。一个思想，过眼云烟，因为老百姓不知你说的什么鬼话。你以康德、黑格尔……做环境讲中国文化（指以外国理论套中国文化），你可以成为学者，那是你的事，老百姓不接受。我们的对象是老百姓，要“使百姓宜之”，如果老百姓不宜之，而倦之，那就与你再见（《易?系辞下传》：“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大家要重视本身的文化，往前接着走。研究，要接着，不要照着。廿五史不是不能讲，那是历史陈迹，可以做参考资料，不可再完全用它来衡量今天，那太可怜。
教育是生活规范，不是理论。今天做坏事的，都是受这一代教育的。
中国的教育，从“孝”始：“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总之，教是由本生出来的，什么是本？是孝。孝是德之本，教是由德之本生出来。也就是说，孝是人生规范中最基本的一个，离开这个就不能成其教育。所以等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就是性，顺这个性就是道。道不是空的，“修道之谓教”，就是修孝之谓教。所以“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教育不能离开生活，离开生活就不是教育。现在小孩都不知妈妈是妈妈，忘了是谁生的。
民国后，两种方法，都没成，我们必接下去做，如果还这样研究思想，那就完了。事情必有来龙去脉，自己乱了脚步，如何领导别人。
韩愈《原道》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把大同、小康混在一起，自己就乱了脚步。中山先生亦复如是。
今天，中国为子孙、为百姓，必脚踏实地，自己快快立大本、立命。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往圣”指的是尧、舜、孔子，继的是尧、舜、孔子之学，乱世之学不必继。先认识清楚，才能立命。懂吧？那些糊涂人，有时还说明白话。中山先生，尧、舜以后第一人，然未必能救世；中山思想到今天，完了。我们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办中国事，自己要负责任，必要用智慧。智慧，得理路清楚。
我们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只印七册，为什么？因为“八卦成象”，《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只到明亡，缺清朝，所以留一册。到清，旧的全结束了。以后，看中国人的智慧。
懂吗？中国历史到清，乱制结束，一切重新开始。我们要拨乱反正，返回正统。什么是正统？道统就是正统，尧、舜就是正统。什么是“乱”？世及之制就是“乱”。
学术必有阶段，必有弯，不是一直跟下来；到弯时，全不同。不能感情用事，得另起炉灶，不可留恋过去。
这六十多年，完全用外国东西，有的是小康世改进派，有的是……最多的是混血儿，结果，老百姓不接受，都失败了。这些人都要救中国，都没成。中国问题，必得中国人解决。现在看我们。这不在乎政权，在乎自己。政权都得过去，解决问题，在乎智慧的建树。老脱不下大袍，不可以。我们讲传统，是重视传统的智慧，不是“大袍”。用智慧领导一切。
研究旧思想，头脑得特别致密。今后，不能再走错路子。
今天跟六十年前不同，任何国家亡不了中国——供不起中国吃。所以进可攻，退可守。
回头看：“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王弼注：美者，人心之所以进乐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而偏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明数也。”
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故“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与前面“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正相应。
同学上课前，必要先看王弼、宋龙渊的注，再听课，才明白。否则听乱了。我们讲的是道家之用。一般人都误解，都以为老、庄无法无天，随随便便。其实不然。他们治事之严、治身之严，实不亚于各家。绝不“码胡”（戏语“马虎”）。
第二章头两句，完全讲“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一开始悬出一个标题——“反者道之动”。看一个人，他事事不前，一般人误解了，以为他是后退的，其实他是以退为进。咱们看他“弱”，正是他“道之用”。
我们必明白“反者道之动”，乃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再进一步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可是大家所做的，正是“美之为美”“善之为善”。人事往往如此，明知是那样，做，正相反去做，正与道相反。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可参看宋龙渊注。
【宋龙渊注】“故”之一字，一切事之因。承上文而言之者，谓之故。“有”之一字，譬如有天地、有人物、有形器、有名象者，皆谓之有。“无”之一字，譬如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希夷微妙、可以神会，不可名言者，谓之无。“相生”二字，即是生生不已，变化不穷之义。当时太上恐后人见有执有，认无执无，所以发明“有无相生”之旨。人皆知有之为有，无之为无；不知有而不有者，乃是以有入无也；无而不无者，又是以无入有也。是故有无不颠倒，则阴阳不返覆；阴阳不返覆，则相生之道不立矣。此所以“有无相生”之妙，隐显莫测，变化无穷者此也。文中言“有无相生”四字。盖是此义。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与孙子“十二诡”（“十二诡”：“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兵法?始计篇》））相通。
读过《孙子》的同学，知道孙子“十二诡”狡诈得不得了；老子这个，比孙子更厉害。他们谁偷谁，我们不管，但当时的思想是一样的，他们都以此为“用”是事实。等我们今天，不能以此为用，则我们的脑子，就比不上他们的时代。
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和孙子“十二诡”，不是“退而不用”，完全是“弱者道之用”。
“十二诡”多么弱？结果正是道之用，他就弱里头冒坏水。明白了这，才知如何用事（世）。同学读《老子》，千万不要以世俗的观念读，结果把精义都丢了。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
【王弼注】自然以足，为则败也。智慧自备，为则伪也。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
“行不言之教”，圣人，专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就是天之教。
《论语?阳货篇》子曰：“予欲无言！”弟子一听，急了。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老师您不说，我们没得“盖”了（盖，吹牛。台湾地区学生用语）。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不言之教”，就是天之教。中国法天的观念，是最高的智慧。因为那个节奏，永远没有错误。我们唯有学天之教，才有轨而不紊乱。孔子不但行天之道，还要行天之教——日月之运、星辰之布、寒暑之转，一切自然之运的事情，我们都得以之为教。
“万物作焉而不辞”，“作”即生，万物生了，得其无尽之利，百姓得了他无穷的好处。“而不辞”，“辞”，一作“说”字讲。他作了万物，有那么多功，可是他不“盖”，不吹牛。“不辞”，不伐，不夸功。万物都生了，能够御天下了，而不表之于言，也就是说“行不言之教”，此为一解释。一作“不辞其劳”。一切万物都生了，他绝不辞其劳，说把我累死了。宋龙渊即采此说。
【宋龙渊注】此句言天地生成万物，千变万化，自然而然，当作而作，未尝辞而不作也。可比圣人教化万民，亦千变万化，自然而然，当行而行，亦未尝辞而不行也。故曰“万物作而不辞”一句。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王弼注】使功在己，则功不可久也。
【严复批】《南华》（《庄子》）以《逍遥游》为第一，《齐物论》为第二，《养生主》为第三；《老子》首三章亦以此为次第，盖哲学天成之序也。
他批得对否不论，但这启示重要。道家我们不能说他是民主，至少不是专制。如《庄子》（老师说道家），首篇《逍遥游》，是讲自由主义。第二篇《齐物论》，是讲平等主义。第三篇《养生主》，人生的目的就是养生。为什么要自由？为什么要平等？不外乎养生而已。所以，无论是谁来迫生（压迫生生），都是一小贱货。
所以《庄子》内七篇之言，也不简单，不像一般腐儒之言。
古今有知识的人皆欲治世。任何东西，不可以当历史、当理论空讲。那是空的，没用。这不光是我们这么讲，古人有智慧者，也这么启示我们。严先生之批，即言《老》《庄》前三篇，有同一之显示（似）。
第二章与《齐物论》相似。“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没有谁吃亏、不吃亏，这都是截长补短。截长补短的目的，不外乎齐物。
齐物的观念，再如《礼运?大同篇》：“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以藏于己的，补没有的；我们是高的，以我们的高，补没有的。中国思想都如此，不必分哪家。在旧时代，越分越不像玩意，那是分尸，一分尸之后，大家越看不起了，那他（有野心者）说读啥，就读啥。
同学仔细看，不论道家或法家，他们只是下手处不同，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专制时代，最后目的也是给老百姓谋幸福。不过谋到谋不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明白“截长补短”这个观念之后，所以“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无为”，就是自然，就是没有成见，不显己私，不显己智。“处无为之事”，就是做自然之事，以顺自然为处事之方。“圣人处无为之事”，他无为就无所不为。只要顺自然之事，合乎道，啥都做。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他虽然生万物，可是不据为自己所有，做了这么多事，可是没有所仗恃。功成了，也不居功。就因为他不居其功，所以他的功，永远不离开他。看历史，天下人都抢旗夺号，都抢功，结果都没功；就因为不居功，最后也没法辞掉功。
这个“功”如果像“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一样，他不辞——不说，也不居功——后人也不去其功。这不是空话，一个人要有成就，不必自己表白，因为实至名归，巧取没有用。必“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修养不至此境界，皆为常人。尤其有思想的人，不必和没有思想的人去争。你有思想、有见地，他如有思想，岂不和你一样？他怎知你的道？你那葫芦里的药，他根本不明白。如果他要明白你，就不必辩了。
“行不言之教”——不言，“万物作焉而不辞”——不伐。前面不言己之德，后面不伐己之功，也不辞其劳。因为不居功，所以功永远不离开你。这一段历史（指近代史），唯有中山先生不居功，始终没有说他是什么，可是我们越来越知他是什么。
人，不必说，说也没用。你不必说什么，到最后是一般平的，大家“功满前期一般同”，最后还是承认你是什么。我们现在都说要像“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但修到此一境界很不容易；真到了，到最后，一定归给你。
同学智慧进步很快，行为进步太慢，行为和智慧完全脱节。历史上，没有一个没有行为、没有道德者会成功的。同学不信，可以试一试，天下没有白捡的。要成就，德行进步慢，言行不一致，不可能有成就。你可能养老婆孩，“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人要养老婆孩，容易；要成就，太难！
有成就的人，绝不是缺德的人，没有德行的，绝不能成功。必要自己约束自己，我们的好同学，也不知约束自己。德行进步慢，因欲太深，见啥都要。人必约束自己，约束到“无所求”才行。
“无所求”，是不求于欲，不是要出家。“无所求”，是要“为无为”。社会事必归于“真”。到“义”的时候，必注意。夫子说“见得思义”，我们改“见欲思义”。人有“超天的抱负”，必有“超天之德”。大家坐在椅子上，都有超天的抱负；可是，见欲，就迈不动步了，那怎有“超天之德”？孔子能存在到今天，就因为“与天地合德”。有天地就有他。
同学若完全用小智慧，绝不会成功。老师也从同学年龄过过（走过），同学现在的年龄，绝对愚钝。年轻人光有小聪明，没德行，没人相信你。除了你父亲会叫你买烟（指唯有亲人敢叫你做点小事，别人不敢叫你任事）。
历史上关键人物，历史必写之不可。今天又到关键处，我们又到了抉择之时，必有超凡入圣的本领；有智慧，真能超凡入圣，可将中国领入康庄大道。
中国今天思想，照别人的改，不行；照着改，不健全。尤其像到老师这个年龄的，积习成性，改不掉。年轻的，1960年以后出生的，或许还有可能。老师现在就希望学生有成就，使中国有幸福。
中国今日确需要救（指1978年时），因为走到三岔路口，要强不强，步子未稳，谁都想打中国。中国人必要懂得爱国，必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绝不可以政权至上、集团至上。政权至上、集团至上，那是畜生。你们是人，不是畜生。国家是中国人的，不是哪个集团的。为了国家，中国人可死光，必出有志之士。
一个时代到了末代，就出一批混蛋，他们给后人留下无穷的祸患。像袁项城（袁世凯）。如果没袁项城，中国不至今日。当年，中山先生如不予之，有人说中山先生没气量。为成就个人之德，中山先生请袁当总统。没想到袁竟然称帝，接着军阀祸国……今天，又人人想去美国。你们如非去不可，每个人都去做“定时炸弹”（不是有形的炸弹，民胞物与，即便争，也得全。参见《毓老师说孙子兵法》及《毓老师说易传》之“神武不杀”）。否则去做美国人，对得起祖宗吗？人必要懂得爱国。
自己要吸收智慧，树立人格，“格”是一格格往上爬，爬不上去就完了。不要耍小智慧。历史上，小人是“阴缺德”，祸国殃民是“阳缺德”。大同世也不是拿国家送礼，我们要“因其国以容天下”（《春秋繁露》之《俞序》《盟会要》作“因其国而容天下”，老师易“而”为“以”，说明之）。“其”，是自己。我们因自己的国家“容”天下，不是我们入美国籍。有一天，如果老师非到美国不可，死，也要把骨灰撒到海里。
我们讲书，应知道中国思想是什么。从清朝逊位，看民国立国的思想：中山先生作三民主义，竟然说根据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中国有这么高深的文化、这么高深的学问、这么高深的智慧，竟是根据外国东西立国。就凭这一点，就不可能在中国站得住，我就不信他们会成功。因为什么？因为老百姓不接受。前面一段失败，原因就在这。未来亦复如是。都用外国东西号召，以前未接受，今天也不接受，以后也不会接受。中国人真有志，必记取这个教训，自此“求”。
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文化，必要自最高的地方入手，然后看今天中国应从哪里下手，老百姓才能接受。要中国人接受，必自中国固有的知识里头、智慧里头，发掘老百姓能接受的东西。
未来就看同学的智慧。有智慧，发掘出的东西，有用，老百姓能接受，就成就不世之业。
要有用，得善用智慧。智慧，得“自求”。求，一个人得累到没时间休息，还完不了。像同学，一天日子如何过的，自己知道；暑假三个月还嫌长，还要安排旅行，唉……自己若不深入，不知立本，那只好求之于人；求之于人，那都没用。
自己不深入，找“八股宁”（取“巴枯宁”谐音，意指求之于人，找外国思想），那怎么成。今日必找出“一股拧”（另辟天地）。自己好好反省，自己倒是从哪入手？将来中国人，必然如此。中国人厉害，有一股劲。但今天台湾地区年轻人身上没有这股劲，一有事，不动锄头，坐飞机，跑美国去了。
自逊清以后，中国不乏有智者，书也写不少，讲也讲不少，看似合理却没有用。然挠不到痒处，我们称他“小康世改进派”。为什么这样称呼他们呢？因为你说进步了，他不是大同世；说他没有用、没智慧，他讲得头头是道；说他有用，他又无补于世。有时候他讲完了，问他，他还不知道这段是哪来的；因为，讲的时候，随口说了；过去，就忘了。所以称他“小康世改进派”。
我们自逊清以后，民国以来，完全没有成就，原因就是拿外国东西做号召，中国老百姓不喜欢，一听就刺耳。因为有生以来（有人类以来），中国人敌我、华夏夷狄之观念特别强，用外国那一套，老百姓很不容易接受，你（指倡西化者）不觉得刺耳，是因为你“狄化”太深，你是“夷化家庭”。你说外国东西有道，“有道”，那是“狄化”。懂什么是“夷化家庭”吗？就像台湾地区日据时期的“国语家庭”，这下懂了吧！你可以说你时髦，可是老百姓不“宜之”。懂吗？我们前面不是说“使民宜之”？老百姓不“宜之”，就不接受。这都是失败根苗，是失败的渊薮。
同学今天还是拿这套，顶多助贼为虐（《孟子?梁惠王下》“贼仁者谓之贼”），未必能给人类谋幸福。打开历史，多少有智慧的人，是助贼为虐？助贼为虐之智，不能把老百姓引入康庄大道。助贼为虐是一个格，救民水火又是一个格。助贼为虐，不能登万民于衽席。救民水火像中山先生，至少初步做到了，没人敢做皇帝。今后怎样变是一回事，但不论怎样变，没人敢做皇帝。有那么想的，也知道自己错了，还得紧掩饰，尾巴紧往里拽。
大陆和台湾地区不一样，因为他们深受其苦，在大陆那个环境中，不知多少人走过这条路子。尤其像老师这一代，受了前一代的苦（列强侵凌，英化、德化、日化……），这一代又受了他们这一代的苦。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受了两代之苦，绝对会想，觉得那些时代大师的说法，都不够，还是应该从中国入手，从本身文化入手。这不是自我陶醉，也不是进步不进步，而是他们已经进步过了，进步到中医要废除，孔子废了祭祀……进步到今天，得的结果——不行。
我们今天想要成功，从我们本身文化这个方向去找，也是个尝试。从我们本身文化去研究，可能一代成功，可能两代成功，但不能不用头脑，必要深入，如果看得很浅，那就用不上了。
人生就是趣味，也不必求功，也不必求利。把他当个趣味：他们“狄化”的都没成功，我们来个“土化”，看成功不成功。就像下棋似的，都可以研究。但必要深入，水皮打一棍子不行。
同学现在毕业，最好的是找职业。“古之学者为己”，学，不光是找工作。人活着要有意义，自己要看重自己——我就是宇宙的主宰。
老师给同学题字，总写“达德光宇宙，生命壮自然”。人活着，要知自己之价值。要修智、仁、勇三达德，来“光宇宙”。我们之生命为“壮自然”。不是为了吃，不是为了给人当走狗。
老师就如此活。对我说死说活，那是你吓人。我就告诉他：“蒋不要我死，你不敢要我死；蒋要我死，你不敢救我。”听的人说：“怎么说得那么难听？”不是真的吗？不这么说，怎么说？况且，就是杀，天下有不畏死者。所以，有人骂我，我一定骂回去；打我，一定叫他倒栽葱。反正骂人无好口，打人无好手。没犯死罪，国民党也不会杀你。
人不是为别人活，必要为真理而活，必要知自己活的价值。你合理，我为你死。你不合理，我也为你死——跟你拼了。或者说不行，我有老婆孩；那等老婆孩料理好，再为真理而活，也可以。人为真理活一天，也可以上天堂。因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什么时候都可以。佛嘛，都不吃亏。
中国人必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我可以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然中华民族必永远延续下去。同学不必为名为利，为名为利的人，可能前一天还听戏，第二天即死掉。你死，死了就完了。可是，中华民族必得延续下去。你光知自己的温饱，又能活几年？看看那发财发得不得了的人，也不过寄身夷狄而已。儿子、儿子没有，孙子、孙子没有（儿孙为夷狄，观念不同），半夜躺在床上怎不自愧“心屋”（日语，指“心”）。善用自己的良知，不要感情用事。今天中国，完全在自己抉择的时候。中国人不救自己，谁救？中国可能因人多，得一次便宜。不要说“人多是人多，可是坏人多”，就因为坏人多，好人才有用。
此章与《庄子?齐物论》同，前言齐物之道，后言齐物之事。为什么要齐物？因为要顺自然。顺自然而为之，就是没有己私，没有加上人为之力。
在这里，给同学一个启示，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中庸?十三章）可见儒家也不讲人为之道。讲顺自然之道，在儒家就是“道不远人”。道就在我们人的心上，人之心即仁心，所行即仁行，所怀的道就是仁道。仁人的道，就在人本身有良知、良能。良知就是我们的本钱，良能就是良知之用。所以人做事，必要发挥我们的良知良能。发挥我们的良知良能，即天之道、天之行。天道、天行，讲自然，人为的都不行。
看看人之为说，立说的人不少，成功的太少了。古往今来有多少哲学家，没有一人让人承受其说，到今天大家知道的还是孔子。孔子以后，没有几个人叫人接受的，即使接受也只有一部分；就是有几个盲从的信徒，过去就完了。等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易经?乾卦?文言传》），那就成了，孔子就到此境界。至今孔子虽有是非，总的来说还是承之者多；有是非之说者，还多不是发于良知，而是有立场。
像老师就不信基督教。那不行（信）！因为，传教的说，信基督教，就不能讲孝道，就不讲孔子之孝，见祖宗、见天地就不能磕头，磕头就耽误当官了（其时台湾地区，为迎合当政者、西化派，信基督教成风，故有此喻）。
人为了一个目的，完全把自己不要了，完全委屈自己去给人站班翼说（帮人敲边鼓）。因此失掉自己，到最后是最惭愧、最悲哀的事。
傅奕的《道德经古本篇》是古本吗？
傅奕（555-639），唐相州邺（今河南省安阳市）人。他的《道德经古本篇》是依据北齐武平五年项羽妾冢所得的钞本，参以魏太和中道士寇谦之所传安丘望本和齐处士仇岳所传河上丈人本校订而成。
该书文末常有“矣”“也”一类的虚词，较之河上公注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显得文词枝蔓。因此有人以为河本、王本较早，甚而以为傅本即依据王本而来。
但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马王堆汉墓帛书本，也有“矣”“也”一类的虚词。因此，张岱年先生认为，《帛书老子》的发现，证明虚词多的才是古本，但《帛书老子》中，《德经》在《道经》之前，又与傅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