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汉修辞格翻译概论
一 英语修辞研究动态
众所周知，在修辞学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是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影响最深远的学者。而在20世纪，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影响最大的当推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他是新修辞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休·顿肯曾对伯克评价道：“当今谁要对交际著书立说，无论他是多么有独创性，都要重复伯克说的话。”西方的修辞研究从古典修辞学，发展到现在的新修辞学，对英语修辞研究皆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国英语修辞学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进入80年代以来才取得重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英语修辞学理论的介绍。在这一块作出突出贡献的有下列专著：冯翠华的《英语修辞学》（1983）和《英语修辞大全》（1995）、黄任的《英语修辞学概论》（1999）和《英语修辞与写作》（2012）、王德春的《外国现代修辞学概况》（1986）和《现代修辞学》（2001）、胡曙中的《美国新修辞学研究》（1999）和《英语修辞学》（2002）、吴立农的《实用英语修辞研究》（2014）、李阳和覃先美的《英语修辞学概论》（2012）等。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发表相关论文来向国内读者介绍国外修辞学的发展趋势与最新动态，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对英语修辞学的主要理论作了系统科学的评述，如何爱晶的《英语修辞格系统新探》（2013）、周巧红的《英语修辞手法的语篇衔接途径》（2005）、徐李洁的《英语修辞条件句：反常与反证》（2005）等。
其次是英汉修辞对比研究。英汉修辞对比研究主要是建立在对英语修辞学理论引进的基础上。如胡曙中的《英汉修辞对比研究》（1993），他摒弃了过去那种只对英汉修辞格进行比较的单一思路，着力从整体上指明现代英语修辞和现代汉语修辞在结构上和功能上的特点及其异同，并尽可能地说明这些异同的成因。这样就把宏观的系统比较和微观的特点比较有机地结合起来，提供了认识两种语言修辞特点及其异同的全方位视角。李国南的《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1999）涵盖汉英常用的辞格对比研究，理论阐述深入浅出，并伴有丰富的语料，是汉英辞格对比研究的一个总结。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对英汉修辞格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国南的《Simile与明喻的对比研究》（1998）、《Antithesis与对偶的异同》（1997）、张同乐的《论英汉转位修饰修辞格》（1997）、刘英凯的《汉英比喻思维的民族特色》（1996）等。
再次是修辞格研究。修辞格是传统修辞学研究的中心，在国内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除了上述冯萃华的《英语修辞学》（1983）、《英语修辞大全》（1995）和胡曙中的《英汉修辞对比研究》（1993）中都有专章论述常见的英语辞格外，还出现了辞格研究方面的专著，如李亚丹和李定坤的《汉英辞格对比研究简介》（2005）、徐鹏的《英语辞格》（1996）、李鑫华的《英语修辞格详论》（2000）、李国南的《辞格与词汇》（2001）、范祖民的《实用英语修辞》（2010）、黄衡田等的《英语易混修辞格》（2006）、罗胜杰等的《英汉仿拟研究》（2010）等。有专门对某一类修辞格的研究，如吴晓岚和简庆闽的《广告英语比喻类修辞格初探》（2007）、赵振春的《英语修辞格“重言”（Hendiadys）的解码》（2005）等。另外还有学者试图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等角度来阐释英语辞格，如：李国南的《论“通感”的人类心理学共性》（1996）和《Metonymy与借代：语义功能对比研究》（1999）、高红云的《英语修辞格的语用分析》（1999）、徐国珍的《论仿拟词格的语用理据》（2002），等等。
检阅一下近年来我国英语修辞学研究的现状，让人觉得形势有点严峻。21世纪以来，不像20世纪90年代，更不如80年代，各外语类刊物刊载的修辞学研究文章都很少。比起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修辞学的研究明显处于被冷落的境地。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
在西方，修辞学也曾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可喜的是，随着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ies）在20世纪西方学术界的兴起，作为传播学的先导与基础学科之一的修辞学也开始了现代意义的复兴。自亚里士多德之后沉寂了千年的古老的修辞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与西方成为一门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新学”，它的盛况已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希腊、罗马时期修辞学作为“显学”的状况。[1]人们对修辞的研究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回的研究与哲学紧紧地结合起来，与认知、社会文化等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回归到修辞研究的人文价值方面，终于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或许，西方的这一发展路径也能很好地为我们所借鉴。
二 汉语修辞研究动态
我国的汉语修辞学研究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一些相关的修辞论述在浩瀚的典籍中被零散地记载下来。然而我国修辞学研究真正走上科学化、系统化的道路是在20世纪以后。我国现代第一部全面探讨汉语辞格的专著是唐钺的《修辞格》（1923），它以“修辞格”为对象，论述了五类二十七格，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修辞格奠定了基础，因而被陈望道先生称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先声”。
自唐钺的辞格专著问世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修辞学论著，它们或以辞格为研究对象，或着眼于整个修辞学科的理论体系：如张弓的《中国修辞学》（1926）、王易的《修辞学》（1926）和《修辞学通诠》（1930）、黎锦熙的《修辞学比兴篇》（1936）、谭正壁的《修辞新例》（1953）、倪宝元的《修辞学习》（1954）、周振甫的《通俗修辞讲话》（1956）、张剑声的《汉语积极修辞》（1957），等等。而真正对修辞格开展系统研究和对整个修辞学科理论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1932）和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这两部著作是在中国修辞学史上享有奠基地位和起到推动作用的代表作。前者对修辞格的特点、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分析得尤为周密，由此建立了修辞格的科学体系。后者拓宽了修辞学的领域，着重探讨了修辞格的语言特色，并对它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修辞学研究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研究领域日益拓宽。修辞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辞格中心论”，出现了多种研究角度和新的研究领域，如科技、法律、公关、新闻、广播、公文、广告、称谓、口语等领域的修辞研究都有专著问世。其次，研究内容逐步加深。不少学者开始探索新思路，改革修辞学的传统内容。他们或是对不同修辞格进行分析和比较；或是从理论上探讨修辞格的组成要素、修辞格的本质特征、修辞格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或是从语言运用的角度论述了修辞格运用的规律。代表性的著作有吴士文的《修辞格论析》（1986）、袁晖和宗廷虎的《汉语修辞学史》（1990）、程祥徽和黎运汉的《语言风格论集》（1994）、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1983）、《修辞学新论》（1993）、《修辞学通论》（1996）、《修辞学导论》（2000）、刘焕辉的《修辞学纲要》（1997）、李熙宗的《汉语语体概论》（2005），等等。最后，研究方法不断增多。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不少新的修辞研究方法得到运用，如刘焕辉的言语结构规律分析法、唐松波的科学统计法、吴士文的系统论类聚分析法，等等；同时也诞生了新的研究方法的有关经典著作，如蒋有经的《模糊修辞学》（1991）、谭学纯的《接受修辞学》（1993）、王培基的《修辞学专题研究》（1995）、冯广艺的《变异修辞学》（2004），等等。
三 修辞翻译研究动态
英汉修辞与翻译近年来也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这方面的专著包括：余立三的《英汉修辞比较与翻译》（1985）、陈淑华的《英语修辞与翻译》（1990）、张光明的《英汉修辞思维比较与翻译》（2002）、陈定安的《英汉修辞与翻译》（2004）、蒋童和钟厚涛的《英语修辞与翻译》（2008）、李国南的《英汉修辞格对比研究》（1999）、郑雅丽的《英汉修辞互译导引》（2004）等。也有学者在其有关翻译的著作中，以较大篇幅探讨修辞格的翻译问题，如冯庆华的《实用翻译教程》（第三版）（2010）、陈宏薇的《汉英翻译基础》（2011）、刘季春的《实用翻译教程》（2007）等。
相关的论文更是多不胜数，胡曙中的《英语新修辞学和科技英语翻译的正确性》（1986）探讨了英语新修辞学和科技英语翻译的准确性等修辞应用问题。邓志勇在《语境、修辞与翻译》（1999）中指出“翻译应以语境为依据，译者必须在忠实原文作者的基础上力求使译文切合译入语语境，取得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修辞效果”。刘元林和张振英在《英汉修辞与翻译》（1996）中论述了英语和汉语在修辞上各自的特点并讨论了英汉互译时应遵循的规律。陈茂新在《修辞与翻译》（2001）中具体探讨了修辞中最常见的修辞格——比喻的翻译问题。包通法、朱芫在《文化、修辞与翻译》（2002）中分析了文化与修辞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对修辞的影响，并提出了出现文化修辞相异现象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苏秋芳在《试论从英汉比较修辞到英汉翻译的探索》（2005）中讨论了连贯性与翻译以及文体与翻译问题。康康在《从语境视角看英汉修辞互译》（2006）中重点讨论了英汉修辞互译过程的语境切合问题。但总体来说，这些论文发表的刊物基本上不是很高档，只有少数论文出现在较核心的外语类刊物上，包括袁晓宁的《翻译与英语修辞》（2006）、张国荣的《英语修辞格的解码和翻译》（2004）、黎昌抱的《英语同源修辞格及其翻译》（2004）等。
另外还有一些博士和硕士论文，专题讲解修辞翻译有关话题，如陈科芳的博士论文《修辞格翻译的语用学探解》（2006）借助于语用学原理，尤其是关联理论的强大解释力，以综合了语用学各原则优势的语用推理机制来考察文化负载厚重的修辞格的构造和翻译问题。张培芳的硕士论文《从功能对等角度看英语修辞的翻译》（2006）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出发，探讨如何实现英语修辞翻译的功能对等效果。甚至出现了修辞格口译研究，如张佳星的《关联顺应理论视角下的修辞格口译研究》（2013）。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对修辞翻译方面的研究非常之少，有分量的著述更是凤毛麟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