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家承认宇宙是无限的，这是反基督教神学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世界是永恒存在的，但在空间上是有限的。基督教神学家们仅仅抓住亚里斯多德的世界空间的有限性观点，来贬低世界的价值，借以说明无限的上帝比有限的世界更加崇高伟大。布鲁诺（公元1548—1600年）在《论无限性、宇宙和世界》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宇宙无限的思想。他认为，宇宙是统一的、无限的、不动的。宇宙的统一性在于它是最大，不能缩小和扩大，是不可计量的和无边无际的。
自然哲学家在肯定宇宙的无限性的基础上，承认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他们把人的认识的性质同字宙的无限性联系起来，相信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无限的，人的求识欲望也是无限的，并相信人类有无限的创造力，相信人们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真理。他们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具体事物是个小宇宙，大宇宙即整个宇宙就是反映在这些小宇宙之中。人和具体事物是宇宙的一部分，人和具体事物与宇宙的联系和共同性，使人能够认识具体事物，并由此认识整个世界。
在宗教观上，自然哲学家还是无神论者，同他们的哲学世界观一样，主要是一种泛神论或自然神论，是过渡到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桥梁。自然哲学家所提出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具有很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对后来资产阶级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自然科学的兴起，这是科学的理性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自然科学的开拓者是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公元1473—1543年）。他据根前人研究的成果和他自己三十年对天体的实际观察和计算，创造了太阳中心说。太阳中心说的基本内容是：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地球又以地轴为中心自转。哥白尼的日心说早在1530年左右就形成了。为了叙述他的这一研究成果，他写了一篇论文，同年以通俗的形式发表了这篇论文的提要。教皇克力门七世表示赞许，并要求作者将全文发表。一直到1540年哥白尼才答应了他这个要求。当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于1543年出版时，作者已躺在临终的床上了。因为哥白尼的日心说否定了基督教神学的基石“地心说”，1530年罗马教廷所表现出来的开明精神很快放弃，并对宣传日心说的布鲁诺处以火刑，1616年又软禁伽利略，迫使他放弃日心说，并让红衣主教柏立明宣布哥白尼的学说是谎谬的和完全违背《圣经》的，哥白尼的书在未经改正以前不许发行，但这个学说可以当作一个数学假说来讲授。1620年盖塔尼主教按照这样的方针对这本书做了小小的改动。停刊的命令一直没有得到教皇的批准。1822年太阳中心说就得到教皇的正式裁可。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一书，在近代天文学和自然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揭开了天文学和自然科学历史新的一页，“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
如果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报春的花朵，那么，17世纪便是科学的春天了，因为自然科学真正发展时期是从17世纪开始的。
刻卜勒（1571—1630年）是继哥白尼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他的最大成就是发现行星运行三大定律：行星沿着椭园轨道运行，太阳占居这椭园的一个焦点；一个行星和太阳之间的连接线，在相等时间内扫出相等面积；一个行星的公转周期平方与这个行星和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立方成正比。
伽利略（1564—1642年）是开化科等的最伟大尊基者他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中，批判了托勒密的地心说，论证了哥白尼日心说的科学性。他在《关于两种新科学对话集》中研究了物体的距离、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无穷集合的概念。他在实验科学方面电取得很大成就。例如，他做了自由落体实验，他从比萨斜塔上抛下不同重量的物体，发现物体的加速度与重量无关，这样就否定了亚里斯多德关于物体加速度与重量成正比的臆断。
牛顿（1642—1727年）沿着哥白尼、刻卜勒和伽利略所开拓的道路前进，并达到最后和完满的成功。牛顿提出运动三定律。牛顿又从自己运动三定律出发，证明了刻卜勒的三定律。牛顿完成了物理学上的首次大综合，他的科学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5.现实主义（Rea Lisnm）
现实主义是这个时期艺术的最突出的特征，它是人文主义艺述家们对古典艺述复兴和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主要文化成就是文学。文学不仅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而且还是当时人文主义者批判基督教神学和抨击罗马教会的匕首和投枪。基于这种时代的需要，文学艺术首先繁荣起来。但丁（1265—1321年）、彼特拉克（1304—1374年）和薄伽亚（1331—1375年）是时代的宠儿，因而成为文艺复兴文学三杰。他们的作品决定了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现实主义的艺术风貌。
但丁的代表作《神曲》，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充分表现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从形式上看，《神曲》是一部用三韵句写成的长诗。三韵句是但丁以当时民间诗歌常用的一种格律作为基础创作的。《神曲》是用托斯坎尼地方语言写成的，这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文学用语问题和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无疑起了巨大作用。从内容上看，《神曲》描述的虽是来世，但诗中的来世正是现实的反映：地狱是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天国是对现实的理想，炼狱是现实理想必经的苦难历程。书中揭露现实的部分占很大比重。其理想主义成分，也是根植现实之中的。《神曲》对现实的揭露一般都是通过人物形象进行的，揭露和被揭露者大都是历史上或当代的著名人物。例如，用圣彼得揭露罗马教廷的腐败，用法国加佩王朝的始祖揭发法国王室的罪行，用教皇尼古拉三世揭发他自己和他的后继者卜尼法斯八世及克力门五世的罪行。这样一来，《神曲》就变成了《人曲》。
据根教会禁欲主义世界观，人类世界好象是罪恶的化身。基督教徒必须斋戒、忏悔和禁欲一逐渐从罪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最终过渡到美好的来世。波特拉克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大胆地否定了教会的禁欲主义。他的代表作《歌集》是部抒情诗，他从人性出发，尽情地讴歌了他与年轻时代的女友劳拉的爱情。尤其是他对劳拉的形体美的生动描写，表现了诗人渴望幸福和追求爱情的人文主义精神。彼特拉克不仅崇尚人体美，而且对大自然之美也十分热爱并善于借景抒情，做到情景交融。
薄伽丘的代表作是《十日谈》。人间各式各样的人物都进入了作者的创作视野，一百个故事塑造了国王、贵族、僧侣、梳羊毛工等人物形象，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十日谈》充满了人文主义的斗争精神。他把揭批教会的弊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故事集的始终。从而揭开了公开批判天主教会的序幕。
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虽然主要成就在文学方面，但人文主义者的兴趣也扩及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随着时间的延续。造型艺术的地位越来越高，到15世纪后期，就取代了文学而独占鳌头。这一时期的造型艺术也和文学一样，具有浓郁的现实主义艺术特色，并主要表现在造型艺术的世俗性和自然性两个方面。
15世纪后期，城市国家的市民已打破了中世纪伦理学中的禁欲主义篱墙，肯定了尘世生活的美与崇高。人文主义艺术家们积极迎合市民的喜好，大胆地描绘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和市民形象。达·芬奇的杰作《蒙娜丽莎》就是这类画的的典范。作者出色地运用明暗表现手法，使脸部表情和形态自然柔和，并深刻描绘了她一瞬间的微笑表情，使肖像栩栩如生。
艺术大师们从古典艺术中汲取了自然主义的艺术养分，把师法自然置于创作的首位在这种自然主义的艺术气氛之下，米开兰基罗创作了《大卫》这尊裸体大理石雕像。大卫是古代以色列国王，他年少英俊，勇猛异常，曾经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杀敌，建立了特殊功勋。因此，大卫的形象就成为爱国者的象征。艺术大师米开米基罗为大卫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深深感动，用他那巧妙的双手塑造了大卫的英雄形象。雕像气魄雄伟，做到了健、力、美三者的高度结合。这时，正值中世纪后期，意利利人民与罗马教廷进行着艰巨的斗争。健美的《大卫》造型，明朗、生动、富有生命力，与封建教会艺术的僵化、呆板、阴森是完全对立的。这就形象地表现了米开兰基罗及佛罗伦萨人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思想和追求自由的精神。
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欧范围内兴起，就迅速地传播开来，出现了一大批闻名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和艺术家。例如，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拉伯雷，德国的伊拉斯谟，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德国的绘画大师丢勒等。
6.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专制政权普遍推行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的要点就是鼓励工商业，保护商人和手工业工场主。
重商主义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根源。
在经济方面：基于农奴制的互解，由封建领主与农奴的阶级对立，而转化为封建主与自由佃农的对立，封建主与佃农的关系是一种契约性的租佃关系。佃农与农奴相比，政治和经济地位都有一定提高，因而激发了农民对发展农业技术和扩大耕地面的兴趣，并有利于货币地租的推行和发展，使乡村经济进一步商品化。在乡村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出现了商品化的农业。例如，法兰德斯的许多州专门种植亚麻，弗里斯兰的许多地方专门从事养马业。经营农牧业的农民把他们的大部分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又把所需的商品从城市里购回。这样，城乡商品生产就自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时期，工商业城市充分发挥了商品经济中心的作用。由于城市自治日趋削弱或被取消。所以行会的行政和军事职能日益消失，它主要保留了组织简单商品生产的职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大，行会的限制也不断加以调整。例如科伦行会上层分子，反对行会限定雇佣帮工的数量和其他平均主义的规定。他们在1491年曾向城市参议会呈递请愿书，要求限定给以调整。为此，市政当局专门做出决定，削弱了行会的经济限制。不断调整内部关系的行会，在组织和发展城市商品生产中，继续起着主导作用。城乡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14—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欧主要国家相继出现。资本主义是扩大的商品生产，它需要更加完备的发展商品生产的条件。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
在政治方面：英法等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工商业城市与国王实行长期联合，在共同反对大封建领主的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王权和工商业城市利益的一致性，促使国王日趋市民化。例如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一世，穿市民阶级的服装，重用市民阶级出身的人。为了继续巩固王权与市民阶级的联盟，就必须适当照顾市民阶级的经济利益。于是王国政府就运用强大的中央政权，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统一市场，统一货币，保证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政治根源。
在思想意识方面：在15世纪以前，人们都从自然法出发，遣责高利贷。因为当时教会的产业差不多全在于土地，土地所有主向来都是借债的人，很少有放债的。但当人文主义思想运动兴起之后，这种旧的财富观念受到冲击，特别是当加尔文教产生之后，放债和经商在教会的道德法庭上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根据加尔文的预选论，一个人所以能发财致富，不在于他的品德、智慧和勤劳，而完全靠上帝赐恩。这就是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某些人发财致富，不是由于剥削和欺骗，而是在于受神的摆布所决定的，即在于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和弃民所决定的。这种新的财富观的说教，既满足了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需要，又掩盖了其剥削起家的实质。这种财富观不仅被所有新教派所采纳，而且，天主教也对自己过去的财富观作了修正，对高利贷之类的商业原则也与以承认。这样，对自然法也有了另一种理解。于是，这种新财富观就为重商主义创造了思想前提。
中世纪后期，几乎所有封建专制王国都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法国最为典型。法国封建专制政体在路易十四时代获得了完善的形式，它的重商主义政策也最终确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科尔伯是这一政策的参与制订者和执行者。
科尔伯有明确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概念。他认为，国内所有的货币数量决定着国家的财富和该国的军事政治实力。然而在西欧流通的货币总额是一定的，所以法国唯有从其他某个国家中夺取货币才能致富。在他看来，把葡萄牙人排挤出欧洲贸易之外的荷兰人就是一个榜样。从这一经济理论出发，他立意要法国做到贸易上的出超，为此，他在工商业诸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他在鼓励法国工业发展时，采用了封建性的和资本主义性的办法，国营和私营的办法。他一方面广泛利用行会制度，加速工业发展，另方面他大力支持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对工场主实行慷慨补贴。从1664年到1690年间，政府给大手工工场主二百万里弗尔。仅博韦的一个毛毯工场主就获得六万里弗尔。工业家还经常向政府借贷长期贷款，其中有很多笔钱一直没有还。此外，政府还向工场主提供土地，森林和其他对工业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科尔伯利用政府财力创办了许多王家手11场，实行国营和私营并举的经济发展方针。科尔伯还把贵族头衔，某些商品生产和销售的独占权、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审讯职权，赐给工场主。这样就提高了工场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地位。同时，工场主和他的工人还获得许多优待：免纳租锐、免服兵役、获得廉价食盐的供应等。
为了保证法国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科尔伯特别注意工业产品质量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对工业实行全面的限定。当时对各个工业部门大约制定了一百五十种限定。仅呢绒染色一项限定就包括了三百多项条款。质量低劣者受严惩。例如，质量低劣的纺织品挂在柱子上示众。如果这还不见效，那么就勒令制造者本人站在柱子旁出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