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还是决定不拔了。原因是，正当她拿着医疗器具在我的嘴里观察的时候，她的小儿子蹿进治疗室里来抱住了她的腿。她大喝一声“别闹”，我以为在说我，吃惊地睁眼看时，发现她已抽出左手来拨弄孩子，而右手还在继续操作医疗器具。我无法肯定今天如果在这里拔牙，她儿子是否会始终抱着她的腿，这让我想起母子合力拔萝卜的图景，到时候我没准会笑出声来，影响她的工作。回到上海后去看巴金先生，他愿意听听成都的事。说到牙科医院一节时巴老说：“那是你去了家庭诊所。”我说那可是家国营大医院，但巴老总是为成都辩护。
第二天去上海一家医院拔牙，当时医疗室正好没有其他病人。一位年轻的男医生在病历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大感兴趣，不断地上下打量着我，然后他坐下来，问我读书的诀窍。谈了一会儿，他抬手看了看手表，对我说：“不急，还要等一会儿。”我点点头，不知他要等什么。
忽然，他又看了一眼手表之后站了起来，要我上手术椅，开始为我拔牙。我这是平生第一次拔牙，完全没有发觉他在一个关键程序上出了严重差错：没有给我打麻醉针。原来，他平日给拔牙者打了麻醉针后都会聊一会儿天，大约十五分钟后麻醉奏效，开始拔牙，今天他先和我聊上了，然后很习惯地按照平日程序看手表、算时间，时间一到就开始动手，结果可想而知。
我最能忍痛，从不叫喊，但他还是从我无法控制的生理反映中产生疑问，并且立即惊醒。大牙齿已经血淋淋地被他拽下来了，他先惊慌地四处一看，想知道有没有别的医生和护士发现这个事故，然后立即按我的脉，按了不一会儿又快速而又隐蔽地给我补打了麻醉针，然后轻声地关照我：“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我怕继续看他这一系列掩掩掖掖的动作，起身要走，他说：“那就开点止痛药和消炎药吧。”话音刚落，药方已递了过来。我浑身冷汗未干，疲软地摸到药房窗口，两个一直在嘻嘻哈哈说笑的护士接过药方，很快就塞给我一包药。等我回到家里，脸部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一摸，麻劲到了。打开药包，发现全是眼药水，是药房护士拿错了。
我哭笑不得，拿起电话给李小林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不仅她，整个《收获》编辑部都笑歪了。他们都劝我写一篇《拔牙记》，我也答应了，但过后一想，这篇文章所写的事情太离奇，只有点出什么医院、什么时间才能让人相信，但这样一来，那位粗心的医生不就麻烦了吗？于是决定不写。
“那篇《拔牙记》写出来没有？”过两天李小林又来电话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最大感受，写不到文章里去。”我说。
“最大感受是什么？”她问。
“不上麻药都可以把一颗大牙齿拔下来，哪有辞不掉的职！”我说。
10
拔牙之后不久，真生病了，是输尿管结石。这仍然不算大病，但很不好受。发作时，血压也不正常。本来，我家就有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医生要我住院排石，我觉得，既然住了院，就获得了夸大病情的机会。
从院长办公室和学院医务室传出来的消息，都是说院长因病住院，但是谁也没有说什么病。这些消息传到北京的国家文化部，就变成我的身体垮在病床上了。
我想高茵局长是容易识破真相的，但很快传来反馈，她居然在文化部的一次会议上专门谈到了我生病住院的问题，大意是，我们真不该让烦琐的行政事务把优秀的专家学者拖垮。我一听就想，高局长真够朋友。
胡志宏先生也顺着高局长谈话的意思继续帮我，到处说：“当年我动员余秋雨教授出山做院长的时候，猛一看他还是翩翩一少年，几年下来，他却那么疲惫地躺在医院里了……”这些话，正好遇到一些年轻数学家英年早逝的事件，极有感染力，我想，离辞职成功不远了。
还要加一把火。我打听清楚当时文化部最有实权的是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就以不可劝说的生硬语气给他写了一封信：
高占祥常务副部长：
这是我写的第二十三封辞职书，辞职的理由不再重复。由于一直未获批准，我决定在这次养病结束后不再上班。为此，我愿意接受一切处分，直至开除公职。
…………
我知道这样的语气太不礼貌，但我又想，如果高部长是一个善良之人，一定会从这种语气中看出我的真诚；如果他是一个霸道之人，一定会从这种语气中产生对我的反感。但我既然已经决意辞职，还怕什么反感呢？我不认识他，但在脑海中已经多次设想着他读到我的这封信后的情景：皱着眉头把手一挥说，这样的人，去了也罢。
有趣的是，高占祥先生收到我的这封辞职书后没有丝毫批评，只是催促文化部的教育局和人事局尽量按照我的意愿办理。后来，我和他同时被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聘任仪式结束后他一把拉过我的妻子耳语，说的是：“你丈夫是个汉子，我如果是个女的，也会嫁给他。”
我听妻子转述后大笑，说：“就嫁了？也不问我同意不同意？也不问你同意不同意？”
总之，在文化部一些领导人的支持下，我的辞职成功了一大半，接下来是逐个地与上海市委有关领导谈了。他们都能理解我，但都劝我三思而行，后来知道文化部的领导已经点头，也就勉强同意了。
11
不久，我接到新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陈昌本先生的电话，说部里经过郑重研究，决定同意我暂时辞职，接受我推荐的胡妙胜常务副院长接任院长，并任命我为名誉院长。
我说：“胡妙胜院长的头上再顶一个名誉院长，他们工作起来多么憋气！”
陈昌本副部长说：“这正是胡妙胜教授和其他副院长强烈要求的，据调查，多数教师也有这种建议。”
我说：“我不是元勋名臣，不存在保留名誉职位的丝毫理由。如果保留了，就表示我的这次辞职打了一个大折扣了。”
陈昌本副部长说：“名誉院长不必上班，你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再用一下你的名，一是为了支持新班子，二是为了工作的连贯性，三是为了学院的社会声誉。”
我说：“陈部长，让我和学院，都离开惯性走一走吧，这会更好。”
陈昌本副部长非常热情，答应把我的意见转告其他领导，再作研究。研究的结果是他直接飞到上海，来主持我的辞职仪式了。
那个仪式上，还来了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胡绿漪女士。两位领导人都对我作出了长篇幅的高度评价，使我坐在台上惴惴不安。但我深知他们的苦心。按中国官场规则，许多撤职是以辞职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许多排斥是以颂扬的方式搭建出来的，因此这天，他们要用大量最诚恳的语言来消除此间有可能存在的哪怕一丝疑惑。陈昌本副部长特地向大家介绍了部里准备任命我为名誉院长而被我拒绝的具体过程，胡绿漪士甚至很生动地说了她在访问东南亚时当地学者对我的评价。他们两个都成功了，谁也没有疑惑我是不是被变相撤职。
在他们和学院各位领导一一演讲之后，该我致答词了。现在还能找到我答词的记录——
感谢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准我的辞职请求。但是，刚才几位领导对我评价实在太高，就像是把追悼会提前开了。（众大笑）
这些年我确实做了不少事，而且天地良心，确实做得不错。（热烈鼓掌）但是，这不应该归功于我，而应该归功于“势”，也就是从社会到学院的大势所趋。我，只是顺势下滑罢了。
想起了一件事。前些年云南边境的战争中，一位排长以身体滚爆山坡上的一个地雷阵，上级决定授予他特等英雄的称号。但是，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那次不是有意滚雷，而是不小心摔下去的。记者说，特等英雄的称号立即就要批下来了，提拔任命的一切准备工作也做完了，你还是顺着“主动滚雷”的说法说吧，这样彼此省力。但是，这位排长始终坚持，他是不小心摔下去的。
结果，那次获颁英雄称号的是另外两个军人，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了省军区副司令。但那位排长很快就复员了，仍然是农民，在农村种地。有人问他是否后悔，他说：“我本是种地的，如果摔一跤摔成了大官，那才后悔呢！”（鼓掌，笑声）
我做院长的顺势下滑，与那位排长的摔跤下滑，差不多，因此，他是我的人生导师。（热烈鼓掌）
我的另一位导师陶渊明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所不同的是，我没有田园，连荒芜了的都没有。（笑声）因此，我不如陶渊明，也不如那位排长，无法回去，只有寻找，去寻找我的田园。
找到或者找不到，我都会用文字方式通报大家。（热烈鼓掌）
谢谢！（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12
会议结束后，我到院长办公室清理抽屉。新任院长胡妙胜教授和几个副院长都想来帮忙，我说你们先在外面这间会议室休息一下，我很快就完了。
胡妙胜院长说：“不急，不急，你东西多，这间办公室晚几个星期搬也不要紧，不搬也不要紧，我还是在原来的地方办公。”他还没有说完，我已经提着一个手提包走了出来，说：“搬完了！”原来，我从开始辞职的时候起，就已经在天天清理办公室，文件也已一一归还档案室，最后只在抽屉里剩下一些小零碎了，往手提包里一塞就成。
大家拉我在会议室里坐下，非常客气地交待几项“后事”。
首先，他们说：“学院司机班还继续为你服务，随叫随到。”我说：“过一会儿回家还用他们的车，从明天开始就不用了。坐公共汽车方便，可以摆脱监控。”
他们笑了，又说：“为你保留一间办公室。”
我说：“我不是不办公了吗？”
他们说：“看书、写作也行啊。”
我说：“那都必须在家里。在这里，互相干扰。”
他们说：“还想给你配备一名学术助手。”
我说：“我的学术思路天马行空，找不到这样的助手。”他们说：“你外出考察时也可以陪同嘛。”
我说：“那很苦，他们吃不消，也跟不上。”
说完我站起来与他们一一握手。虽是情同手足、天天笑闹的同事，临到正式的告别还是彼此红了眼圈。让我内心一恸的是，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向这几位好友解释明白，我这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退位，而是一种真正彻底的离开。
我从此不会再来叨扰学院了，这一点现在说出来很难让他们接受；我至今还不明白以后到哪里去，这一点现在说出来很难让他们相信。
那么，就少说一些话吧。我举起手来大幅度地向他们挥了挥，然后转身，以最快的速度腾、腾、腾地冲下楼梯。他们赶下来送，却追不上我。门口，司机班的最后一趟车，正等着我。“砰”的一声，车门已关。我对司机小周说声“走吧”，就走了。
看了一眼车窗外面，微雨中，校园的树丛似有烟岚朦胧。我是十六岁的那个夏天，踏进这个院子的。
每个人都会对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人物一一告别，却无法预想告别的方式。
母校，我就这样向你告别。
车轮快速地碾过湿漉漉的落叶，悄然无声。
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