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辞职好，你爸爸的眼睛可以保住了！”妈妈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你做院长，他就天天看报，怕形势有变，又来运动，打倒当权派。他眼睛你是知道的。”妈妈说。
我当然知道，长期的糖尿病损害了爸爸的眼睛，他平反之后，医生要他尽量不读书报，少看电视，只听广播。我一直不知道，自从我担任院长，他居然重新看报了。
“你怕我被打倒？”我笑着问爸爸。
爸爸也笑了，说：“我是看形势。在‘文革’中养成了习惯，从报纸里辨风向。”
“我记得你在‘文革’后期已经什么也不在乎，‘横竖横’了。”我说。
“‘横竖横’，是对他自己，”妈妈解释道，“对你们，就硬气不了啦。”
一个浑身伤疤的幸存者，眯着眼睛打量四周，只因身后有儿子，变得最勇敢也最脆弱。他甚至忘了，儿子早已比他强壮。此刻我看着他，还有妈妈，突然觉得自己始终只不过是一个躲在父母背后的儿子而已，连强壮也是他们给的。因此在他们面前也无所谓强壮，有的，只是卑小，只是驯顺。
即使还在职位上的时候，每次回家也相当于“辞职”每星期辞一次，今天是总辞。我想，一个劳于事功的人如果想要解除职位的桎梏放松一下，比度假村更好的去处，是年老父母的膝下。
膝下，多么不希望有惊扰。老人们常说：“我们尽量不生病，免得惊扰你们。”其实，我们惊扰他们的更多。做子女的在外面拳打脚踢，总以为父母在安全警戒线之外，而忘了他们一直在与我们贴身而行。
我饶有兴趣地问：“爸爸，看了那么多年报，发现过让你担忧的消息没有？”
爸爸说：“没有。报纸对你，总是一片好话。”
我很惊讶：“报纸上有关我的消息，并不多啊。”
“不少了。”爸爸说，“上海几十所高校，我算过，报纸对你的报道最多。这几天，还一连读到三篇，几家报纸都有，全是表扬你辞职的。”
我问：“写什么呢？”
爸爸说：“一篇是关于辞职的一般报道，其中写到了文化部和上海市委对你工作的肯定；一篇是对胡志宏书记的专题采访，胡书记对你的上任和辞职都作了高度评价，还有一篇是评论，我看水平最高。”
“评论我辞职？”我问。
“是啊，”爸爸介绍说，“文章的大意是，一个干部如果真要辞职，一定要选在工作势头最好的时期，这样才能顺势交班，如果等到工作走了下坡路再辞职，继任者就不得不为了扭转颓势而大动干戈，会伤了单位的元气。”
这话确实说得不错，我点头。
“今天上午我打拳时听江苏人民广播电台，说南京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评论，同样是表扬你在工作状态最佳、个人前途最好的时候辞职。”
“这下你该放心了吧，直到我辞职，报纸上都没有半句骂我的话。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是当权派了。”我说。
爸爸点头。
我在给爸爸暗示一种逻辑：不是当权派，别人也就没有骂我的理由了。但是，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时至今日，我的那位学生告诫的“失去权力就失去安全”那句话，已经更有逻辑。我不能拿它来惊扰爸爸。
爸爸的人生经历使他领受不到后一种逻辑。他连丝毫预感都没有，只是抬头对妈妈说：“从下个月开始，不订报了。”
妈妈说：“这下好了，要不，废旧报纸就堆满了床底下。”
原来，这些年他们都睡在报纸上，睡在对儿子的担忧上。
我说，什么时候通知废品回收站，全拉走吧。
爸爸、妈妈都说好。
他们真正地放松了。这天晚饭，为了庆祝我辞职成功，全家都喝了家乡的杨梅酒。我喝得更多，浑身热乎乎地想，这些年要是知道爸爸天天为了我在看报，我就未必敢于工作得如此风风火火了。如此风风火火居然没有惊扰老人，这真该暗自庆祝。更要庆祝的是，从此报刊不进家门，我的人生勇气可以更大了。
怕爸爸积习难改，偶尔再去翻翻，我又给他说了一段话：“其实我早已不看报了。真有重要的事，电视新闻总会报道。报上文章，大多还是低层次的宣传说教，加上一些人的舞文弄墨，哪里值得我们陪着去耗？”我转向妈妈说：“妈妈，下个月真的不能再订报了，千万不要犹豫。”
“这有什么好犹豫的？不订了。”妈妈说。
2
但是，谁能想到，才过一个月，事情发生了。
这天回家，爸爸气色不好，妈妈看我的眼神也有点慌张。我忙问怎么回事，妈妈说：“他在广播里听到了。”
“听到什么？”我问。
“批判你啊。”妈妈说。
“批判我什么？”
爸爸这才看着我说：“你别瞒我们了，关于那台戏的事，电台已经播了三次，都在骂你。”
原来是这件事。
事情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在我辞职前，曾应邀策划了一个传统戏曲的改革实验，获得巨大成功，不仅场场爆满，而且获得了几乎所有的全国性戏剧大奖。剧作虽然经过几度重大修改，但在署名时我和大导演马科先生考虑到年龄关系，让前期参与过其中一个稿本起草的一位年老的戏曲编剧单独署了名，稿酬、奖状、奖金也全部给了他，一时传为美谈，皆大欢喜。但是，等到我辞职之后不到半个月，就有人向那位老人挑唆，说不管总策划和总导演名声多大，也不能修改他的剧本。老人其实是个好人，但他完全不知道在现代演出中制作人、策划人的地位和功能，也不清楚戏曲危机之深重、改革步履之艰难，因此经不起旁人撺掇，也产生疑问，酿成了事端。
我当时确实有点生气，心想老人是看过全部修改稿的，如果有异议，为什么不在上演前提出？所有的稿酬、奖状、奖金都是发给修改稿的，既然他都已一一收下了，又反过来否定修改，这让大家怎么办？老人懵懂，可以原谅，但那些撺掇者们为什么没有一点起码的良知？
挑起事端的是上海的一家戏剧杂志。这家杂志发行量很小，处境艰难，曾通过各种关系转达请求，希望我们学院能拉他们一把，最后，这种请求一直捅到了荣广润副院长那里。荣广润副院长有一天顺便向我提起，我们两人商量说，每年报考我们学院的考生人山人海，这家杂志可以对学院的低年级课程作一些社会性辅导，这一定能打开发行量，我们也可以给它长年资助。那天我们还商定了资助的数目，并批准立即给予。从此那家杂志的负责人每次在公共场合见到我总是抢上前来对我一遍遍不嫌重复地表不感谢。
哪里想得到，我刚辞职才几天，这家杂志就请出一个与那台戏曲毫无关系的人来，以爆炸性新闻的方式发表诬陷我的万言长文，事前事后没有对我和其他主要当事人作过一丝一毫的采访，其他当事人寄去说明真相的文章，也拒绝刊登。明摆着就是要给我一点颜色看看。
事端本身已让我瞠目结舌，更让我惊奇的是这家杂志在我辞职前后的变脸绝技，简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短短几天时间，充分感受到了“失去权力就失去安全”的残酷性。你看，这么一家小杂志，只要它执意不发表我的意见我就毫无办法；其他报刊只觉得事情既琐碎又缠绕，更不想得罪同是“国家杂志”的小同行，谁也不想染指；而广大读者总是粗心的，一听到一个无名的老编剧向一个名人发难，都以为是名人仗势欺人，把自己的名字署到老编剧的剧本上去了。
那位老人在那些人的怂恿下还糊里糊涂地打起了官司，于是又是一片喧闹。
爸爸在广播上陆陆续续听到有关报道，习惯地联想到了“文革”灾难，忧虑重重。
但是，毕竟已经不是“文革”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出现了。
香港评论家罗孚先生从访港的一个上海人口中听到了有关这一事件的“想当然”说法，便在《明报》上发表了批评我的文章。我知道后提出异议，罗孚先生立即打电话向上海的几个朋友核实我究竟有没有在那个剧本上署名，知道没有，他干脆利落，立即在《明报》上连续发表道歉。
那位老人打官司，聘请了上海的著名律师王国忠先生代理。王国忠律师调査案情后立即明白了真相，不仅促成老人与我的和解，而且现在成了我的常年法律代理人。
我能遇到罗孚先生这样的君子，还能遇到王国忠先生这样的律师，这与爸爸在“文革”中的遭灾相比，简直是一种奢侈。
但是，这件事也表明，在有些方面，我的处境比当年爸爸的还要凶险。当年批判他，只是大字报和油印材料，影响集中在单位；今天批判我，是公开发行的报章杂志，影响遍及海内外。爸爸蒙受诬陷，需要打熬漫长的时间；我蒙受诬陷，需要面对辽阔的空间。
3
渐渐，我发现了几起变脸事件的一些共同规律。一般是，以前对我越谦恭的，变脸越快。
同样一张没有什么发行量的报纸，主编一个月前对我还是超常敬重，现在我却收到了他的一页回信：“谁说报纸发表一个人的言论必须向本人核对？对这件事我可以在报纸上辟出版面与你公开辩论。”这句话的关键在于，他有权“辟出版面”。那口气，就像笑眯眯招呼一个流浪者到他家院子里打一架，他有院子。
我原来以为，对于一个因主动辞职而失去了权力的人，势利者们最多也就是投以冷眼罢了，哪里会紧追而来，非侮辱一番不可呢！
现在我似乎懂得，这是他们对过去谦恭的一种补偿。他们在谦恭中“憋”坏了，一旦失去必要，当然会在第一时间急不可待地报复。
这是屠格涅夫写过的。一个庄园主特地雇佣以前自己最艳羡、而现在却落魄了的领主来拉小提琴，那琴声，比什么都让他满足。
他们等待着从我这里听到小提琴声。
除了这种心理报复外，还有一些报复更实际。例如，我多年来一直担任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还担任过上海市中文学科搬评审组组长，兼上海市艺术学科教授评审组组长，各所高校送到我们这里来的名单，至少有一半过不了关，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有一次，我还吃惊地看到了金牙齿的申报材料，他想凭着一本与人合写的充斥极左观念的小册子，申请一所非重点高校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职称。我以他为例，论述了上海高校守住高级职称评审标准的必要性。在我辞职之后的三个半月，就有消息传来，他又要重新对我“动手”了。
像他这样的人，当然不仅仅要听我的小提琴声。
由此可见，担当有些职务需要预支极大的社会勇气。别看这些职务当时被一个行政架构支撑着，但当报复终于来到的时候，承受者只有你一个人，架构已与你无关。
4
做官时的一些朋友，最先敏感到了我辞职后的不安全。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他们称作“昨日同僚”他们与我在同一座城市一起升任差不多级别的官职，常在一起开会讨论，各自负责着相关单位，彼此非常客气。那年月大家都年轻气盛，鄙弃官僚作风，喜欢爽朗互助，因此关系都很友好。他们后来都理所当然地往上升迁了，低一点的也担任了市级领导，看到我辞职后遇到的一连串麻烦，都想为我找一副盔甲。
他们为我找的盔甲，也就是俗话所说的“圈子”。一个人如果离开了“位子”还有“圈子”，尚无大虞；如果连“圈子”也没有了，那就真的成了寒江孤舟，无可救援。他们都想为我找一个半官方的文化社团性的职位，以便需要时仍有资源可以动用。
一个担任了市委领导的“昨日同僚”金先生动员我担任上海作家协会负责人。我摇头，说：“记不得以前是不是填写过参加作家协会的表格，但肯定没有参加过它的任何活动，也不觉得它有什么意思，饶了我吧。”他宽厚地笑了。
另一个也担任了市委领导的“昨日同僚”王先生安排我出任上海市文史馆馆长。他说，别以为“馆长”小，这是最高等级的文化荣誉机构，连每一个馆员都是文坛耆宿，上海文史馆的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还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名的。我听后想了想，还是摇头。
还有一位担任了市委领导的“昨日同僚”龚先生很讲义气，反复劝说我，彻底辞光会吃亏，要我自己随便想一个头衔出来，都可以批准。当然，我没有想。
我理解这些老朋友们的好意，但我都不能接受。不仅不能接受，而且还必须中断与这些老朋友们的交往，甚至连私下交往也彻底中断，使一切对我变脸的人，感受不到来自权力方面的压力。
如果那些人因为顾忌我的“昨日同僚”而重新对我谦恭起来，我的辞职就失去了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