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在不断地吓唬我，我却万不可以吓着他们。我知道，他们都声音大胆子小，是连一个科长、一个老板也不敢得罪的。
从那时到今天，这么多年的事实至少可以证明，他们在报刊上以上千篇诽谤文章、几百万字的辱骂文字反反复复折腾我的时候，从来没有被任何声音吓着过。我没有向任何权力部门或友情系统投出过一丝求助的眼神。
只要知道当今中国出版、传媒系统管理体制的人都不难明白，我要投出这样的眼神会很有效，也很容易，而在那么多年的狂风恶浪中从来没有投过，却极不容易。
这样，我也就始终保持着既不沾“位子”又不沾“圈子”的状态。寒江孤舟，无可救援。
对于这些老朋友，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向他们念叨：我刻意地避开了一切有可能接触你们的机会，有时甚至做得非常过分，这倒不是怕那些人说三道四，而是想以“矫枉必须过正”的方式阻断权力与文化的粘连。我目前身处的危难，正是一种实验结果的呈现。与你们一联系，实验就会中断，因此请你们谅解。
5
对我的辞职起关键作用的黄佐临先生，此时已是一个卧病在床的八十七岁老人。我不愿向一切老朋友求助，却很想把自己辞职之后的遭遇和决心告诉他，而且只想告诉他一个人，也不想得到他的指示，只让他知道就行。但再一想，这对老人是一种骚扰，太不人道了。
暮春时节的一天，我从外地回到上海，先不打任何电话，只到龙华公园独自走了一圈。桃花已谢，草木茂盛，人迹繁密。从公园出来到宿舍，门房老大爷还是叫我“院长”递给我一封信。
信封字迹颤抖，发信地是华东医院。我已有一种预感，连忙拆开。果然，是黄佐临先生的亲笔信。
这是他在生命晚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因此我后来一直把它看作是他给我的遗书。
秋雨：
去年有一天，作曲家沈利群教授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有精品出现了！她刚从合肥回来，放下行李便跑来通报这个喜讯。她说最后一场戏，马兰哭得唱不下去了，乐队演奏不下去了，在观众席看彩排的省委领导人哭得也看不下去了，而这场戏则是你老兄开了个通宵赶写出来的。
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兴奋之余，我与沈利群教授的话题便转到了我国今后歌剧的发展上。沈说，京、昆音乐结构太严谨，给作曲家许多束缚，而黄梅戏的音乐本身就很优美而且又给予新作曲家许多发挥余地。今后我国新歌剧，应从这个剧种攻克。
对种种“风波”时有所闻，也十分注意。倒不是担心你老兄——树大必招风，风过树还在；我发愁的乃是当前中国文化界的风气。好不容易出现一二部绝顶好作品，为什么总是跟着“风波”？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对于你老兄，我只有三句话相赠。这三句话来自我的老师萧伯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三天我去他公寓辞别，亲眼看到他在壁炉上镌刻着的三句话：
他们骂啦，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你能说他真的不在乎骂吗？不见得，否则为什么还要镌刻在壁炉上头呢？我认为，这只说明这个怪老头子有足够的自信力罢了。
所以我希望你老兄不要——当然也不至于——受种种“风波”的干扰。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和写作，那才是真实的文化。
祝你考察和写作顺利。
佐临
华东医院东楼十五楼16床
1993.5.21
看完信，我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女儿黄蜀芹导演，说：“这封信使我明白，有时年龄能成为一种神圣的力量。”
黄蜀芹导演要我复印一份给她，作为家属的资料留存。“一直听他在病床上念叨着要给你写信，没想到已经写好寄出了。大概是小妹给他寄的。”她说。
6
黄佐临先生来信中对我触动最深的，倒不是萧伯纳的三句话，而是他自己不经意间所说的五个字：真实的文化。
我觉得，只有到了现在，我才能理解它。
真的，离开“位子”和“圈子”的最大收获，不是身心突然变得自由，而是目光突然变得真实。或者说，变得更敏感于真实和虚假。
至少有一年时间，我被真伪的界限深深吸引住了。心想这么一条天下最重要的界限，以前虽然也曾注意，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才能对黄佐临先生来信中所说的“真实的文化”这几个最普通的字产生一种惊悸性的感受？
变脸和报复事件使我突然发觉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虚假环境之中，这当然是一个主要触因。但是，这个触因却按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穴位，牵动了我们早已见怪不怪的感知系统。
闭眼一想，我生平见到的所有灾难，都来自于虚假。大家总是把灾难的起因解释为邪恶，其实，以虚假为基座，邪恶才有了粉墨登场的舞台。
爸爸的十年冤案，起自于虚假；叔叔的自杀冤案，起自于虚假；岳父的右派冤案，起自于虚假……
说大一点，全中国为什么有几十万、几百万人的“平反昭雪”？全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极其轻易地营造过几十万、几百万桩的虚假。
这种虚假每每导致家破人亡，因此总会引起受害者的泣血上诉、拼死剖白，却全然无用，虚假笑吟吟地一次次大获全胜。
虚假，太强大了。
固然，中国历史素来有平反、昭雪、申冤、翻案的传统，但中国文化不具备日常意义上的实证、辨伪、纠错、排毒机制。当虚假积聚得实在不太像话了，大家只能期待政治手段。这是文化的失职。
中国文化，在乎的是忠奸、善恶、曲直、利义、贪廉、朴奢、祸福、凶吉、安危、成败、尊卑、荣辱、兴亡，却极少在意真假。所有的历史血泪、人间悲剧，几乎都在真假的基点上出了毛病，然后，其他堂皇的命题全都成了虚假的帮凶，把受害者层层叠叠地包围起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进一步理解了鲁迅。鲁迅的勇敢，在于强烈抨击了中国文化在骨子里的虚假。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瞒”和“骗”的文化。
最让鲁迅伤心的是，当虚假成为一种负面遗产，广大国民就会眼睁睁地欣赏着瞒和骗，而深感有趣：
即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碎剐，……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要紧。这时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
《世故三昧》
在围观者兴致勃勃的关注中，造假者的动作那么娴熟，那么自鸣得意。
这是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和现实。
二十多年前，中国人只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破除了一个虚假的经济谎言，社会就立即有了起色。这个经济谎言是：形势一片大好，而外国，到处水深火热。
但是，破除这个谎言的动力，在经济，在政治，而不是文化。
我们的经济已在快速转型，但文化还没有。
因此可想而知，我们会在文化界遇到什么。
本来，中国人有一种心理安慰，把破除谣言、揭穿虚假的任务交给文化，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谁料想，正是文化本身，在营造虚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因此，我辞职后的首度观察，以虚假文化为目标。
7
早在辞职之前，我已经多次公开发表文章严厉抨击过那种被各级官员捧持、由巨额资金支撑、充满“假、大、空”气息的排场文化、欢庆文化、滥奖文化，并多次从理论上全面质疑“主旋律”这一概念的真实性；同时，我以更大的愤怒抨击了后来越来越普及的谣诼文化、投污文化、盗版文化，只不过我的这些抨击在文化界很少有人响应。例如直到今天，我还始终被人们称为“中国反盗版第一人”，没有另一个替代人选。这使我产生一种怪异的体验：一反虚假，便陷孤立。
辞职之后，我观察虚假文化的重点更多地转到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圈内。首先，是逼视已经取得坐标性地位的“伪精英文化”。
我国当代伪精英文化的外部特征，是自筑高台、自喷烟雾，让人无法正面看清，因此成为人们“高山仰之”的对象。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电影虽然也可以拍得非常深刻，在本性上还是一种大众文化吧，但让伪精英文化一解读就完全变成了一门玄奥的学问。我实在忍不住，要抄录一段他们对张艺谋先生的评论让大家看一看：
后现代的色块，尘土飞扬地在镜头间旋转出了瑞恰兹和维姆萨特的技术预测，演员本身很难让个性脱颖而出，与观众苟合，那是因为艾略特所说的只活在诗里而不活在经历里的非个人化追求。导演是诗的白金丝，演员是叙事体的氧气和二氧化硫而化合成了硫酸，虽有刺激但价值平平。正如拿破仑点将，博弈者下棋，将和棋都何论“自在”之此岸“自为”之彼岸也哉。Writing is a system of signs，一点不错，巴尔特消解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认为作品是单数，文本是复数，但那文本也是一种元语言（metalanguage)，福科则认为不必复现创造主体的荣耀，宁肯归于薄暮时分的荒凉。那么，又何必细分呢，正如《白虎通义·天地篇》所言：“混浊相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濯出布，庶物施生。”其实，最困难的不是区分，而是体现，也即是弗赖塔格（Freytag)的本义，将抽象体现为感性，将生活体现为意象，亦即黑格尔老人赫赫之言之当代表述之通俗模式是也。张艺谋的成果和差距全在这里，固不言自明了。
在我国现在的文化水准上，这样的伪精英话语确实能把很多人唬得一愣一愣的，甚至引起学生们的崇拜和仿效。
但是我们无论如何要提醒学生，这些云遮雾罩的文字间表现出来的学问、逻辑、姿态、腔调，全是假的。
在精英的旗号下，一批咬文嚼字的冬烘孑遗也快速地参与进来了，情景更是有趣。我曾在文章中提起过一个事件，十分典型，这里不妨复述一遍。一个戏曲作者写的唱词中有“牛女迢迢”这几个字，导演觉得用“牛女”来简称牛郎、织女，不仅文理欠畅，而且当代观众不懂，于是随手改成了“天河迢迢”。谁知戏曲作者勃然大怒，认为这样一改破坏了原句的平仄，犯了文史常识上的错误。他发表文章批判道：
我坐在剧场里听到这个不合平仄的句子，立即感到全体观众的嘲讽目光全都从背后对准了我，一时真如芒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个洞，一头钻下去。
我和一位教授在一本戏剧杂志上读到这段话时忍不住都笑了。那位教授说：“这真是小题大做！女是上声，河是下平声，能唱就行，唱词中屡见不鲜。”
我说：“这里不存在对错，只存在真假。与他讨论平仄，社了当。”
“真假？”那位教授不解。
我说，时至今日，剧场里哪里还会有什么观众如此熟悉古代音律？即便熟悉，又怎么可能因为一两个字的平仄而怒视作者？这个作者，又何以知名到这个地步，居然能使全场观众仅仅从后脑勺就认出他来？全在作假。他连自己的内心也伪造了，如果不是精神失常，怎么可能为了这点小事就“芒刺在背，万箭穿心，恨不得在座位底下挖个洞，一头钻下去”？
我还说，他捍卫古典音律的这股劲头，也是伪造出来的。早在明代，汤显祖已经明确反对在唱词中“以律害意”，此人未必读得懂汤显祖，却打扮得比汤显祖还要古典。要不了多久，他还会与司马迁商酌史料、替李商隐修理韵脚、为辛弃疾改正词牌呢。这便是由虚假而失控的中国文人。
卖弄自己在文化细节上的叮咬狠劲，会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民众留下一个有学问的假象，其实恰恰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由虚假而衰败的一个主因。当文化失去了整体大道的控制，被蠢虫所控制，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远的不说，“文革”的造反“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以咬文嚼字的冬烘孑遗方式罗织别人罪名的。我爸爸不是文人，却在“语法”上被人咬嚼而戴罪十余年；有的教授因讲授古代《毛诗》而被咬嚼出诸多影射领袖的疑问而锒铛入狱；有一个学者因朗诵过“日出东南隅”的诗句而被咬嚼出是在歌颂台湾，结果更惨。在他们面前，有一大帮“职业咬嚼户”，能轻而易举地从任何一个路名、店名、人名、校名中考证出一大串严重错误来，结果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名、店名都不得不改了一遍，真可谓咬嚼万里、气吞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