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今天在中国重新走红，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文革”结束后，人们的文化向往被渐渐调动起来，但是理性精神和文化人格已经破碎，文化基础和文化坐标已经失落，有学问的老人也已经一个个去世。在这种情况下，假洋鬼子和假古董商最能行世，并快速地铺展成一个越来越大的行市，甚至还形成了某种帮会。另一个原因是，各家传媒的编辑们年轻而又繁忙，没有时间钻研学问，看人家甩几句文言文就以为遇到了大师，便整版整版地发表那些胡言乱语，当作“精英话语”请读者享用。
与此相关，在中国当代文化界，种种“泛精英原则”或“准精英规范”如所谓“潜心研究”、“拒绝传媒”等等旗号所遮盖的虚假，更触目可见。“潜心研究”当然不错，但像样的研究成果为何几十年未曾看到？还要让这片大地“潜心”地等待多久？“拒绝传媒”更是露馅儿，至少他们在批评别人“频频上电视”时，证明自己在“频频看电视”连一次也没有拒绝……
无处不在的小虚假终于积累成了触目惊心的大虚假：二十余年历史大转型，全社会多么需要获得文化的指引，而旗幡飘飘的伪精英们究竟提供过什么？
中国急需真正的精英文化，好弥补我们在终极关怀、人文精神、高层思辩、准确论证、专业学理、创新实验等方面的一系列历史性缺损。但是，这些年随处速成、随意自封的伪精英文化，以偏窄替代高度，以生涩冒充深刻，把无聊扮成风雅，把肉麻当作有趣，使中国人离真正的精英文化更远了。
8
我观察的另一个重点是更加虚假的“大批判文化”。
批判——一个多么珍贵的人文命题。中国本应凭着批判精神获得理性重建和历史反思，谁知它却被历次政治运动和整人事件屡屡冒用，更被“文革”大批判全盘败坏，至今尚未修复形象。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的“大批判文化”已经虚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更遑论让它去改正以往了。
这种“大批判文化”构成了一种“虚假之链”几乎无处不假。
虚假的起点是他们的姿态。装扮出一派“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的英雄身段，但是，他们只敢对着那些有名而无权的人物大声叫阵。叫喊几声，他们还会停一会儿，警觉地四处査看，是不是安全，如果没有让他们担心的动静，便更加大声地喊叫起来。在舆论荒凉的土地上，这种喊叫声会被人误听成“道义的呼喊”、“知识分子的良心”，其实全是假的。在我印象中，二十几年来每当改革力量与极左思潮搏斗的时候，从来没有见到过现在这些大批判干将的身影。偶尔看到，那也一定站在极左思潮那边一次次点名整人。只是等到事态平静，他们便漂染成了别的形象。
这种“大批判文化”的本性，是依仗着权力却伪装出向权力挑战。这情景，仍然如“文革”中的造反派，手握生杀大权，却把毫无抵御能力的受害者说成是“权威”和“当权派”。现在报刊上那些天天骂人的大批判干将们显然也是在伪造勇气，最简单的技术性证据是，他们发表文章的报刊，没有一家是民办的，全被称为“政府的喉舌”。他们明明是在动用公权力围剿个体文人，根本不需要半点勇气。
我对这种“大批判文化”的虚假性看得很透，除了“文革”中目睹过爸爸和叔叔遭受大批判的经历外，还因为知道现今在传媒上最活跃的几个大批判干将的真相。
印象最深的是上海一个年岁不小的文人，曾经说过一句“‘文革’可以被遗忘，但不可以被掩盖”的名言，被很多人反复引用，几乎成了传媒间批判“文革”的经典话语。但我很清楚，在“文革”初期用一封掲发信把我的忘年之交徐抉明教授送入牢狱的，正是他本人。同时，他也掲发了我的朋友张攻非先生。这些，都有受害者平反时的档案作证。
那次我辞职前住在医院，他并不是我所在单位的，却到病房里来看我，进门就向我伸出手来。他的手又白、又大、又厚，但我像被雷击中似的突然想到，这手可是沾过别人血泪的，便没有伸手去握，任它尴尬地缩回。当然，这只手也不会放过我的这次失礼。
另一位批判者笔触尖利，甚至在台湾、香港的读书界，常被看作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大陆文人。遗憾的是，我不小心碰到了那个夜晚。那是一次演出的休息时间，我坐的沙发高背后面，连着另一张沙发，那里有两个人在低声谈话，被我听见了。一个我熟悉的声音在向一位官员汇报文化界有关人士的“思想情况”倒是那位官员听得不耐烦，一再在劝阻：“现在提倡言论自由，文人发点牢骚很自然，不能当一回事。”但汇报者还在急切而低声地说着，打不断。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站起身来绕了一个圈子从比较远的斜角上看看是不是他。确实是他，我没听错，他也发现了我，向我摆了摆手掌，还把身子稍稍从官员身边挪开一点。
内地有一个大批判干将一直保持着义愤填膺的激昂劲头，近几年就编过好几本厚厚的大批判文集。但有一次，北京一位著名作家告诉我：“这就是当年我在新疆受难时的批判者，我还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呢，原来他躲回自己家乡去了！”
正是这些人，使我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疑问：为什么在中国境内，他们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向别人发起进攻就取得了批判的资格？他们可是隐瞒自己的全部履历，而被批判者只能乖乖地向他们交代、检讨、忏悔？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时时可见的“私设公堂”公堂是假，判官是假，案牍是假，审讯是假，师爷是假，皂隶是假，说词是假，整个儿一片虚假。
最终的原因只有一个：大家找不到全社会文化精神层面上的真正的“公堂”。
有些大批判干将比较年轻，暂时还没有这么多肮脏履历，却也在极力伪造着整人的资格。例如他们中最糟糕的几个，一般总是中文系出身，有的还写过几篇小说、散文、实在不堪卒读，做文学评论又显然缺少审美素养，于是凭着还算文笔通顺，便悄然改行闹起社会政治批判来了。但他们毫无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基础知识，只把在文学中学到的那一点夸张、虚构、臆想、渲染、编排、煽情，全都用在批判中了，冒充成了整人资格，转眼便颐指气使，鞭笞四方。
在中国，要识破这种人的虚假并不容易。当年“文革”中一些歹徒成天高喊“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举着鞭子到处抽打无辜者，逼迫“坦白交代”，一开始被抽打的人还会在鞭影血光中向他们表白自己不是牛鬼蛇神，直到很久才终于醒悟：他们是谁？真正的牛鬼蛇神不就是这些天天打人的歹徒？天下因他们而丑恶，而他们居然还要评判天下！于是夺鞭。
但是，由于一直找不到全社会文化精神层面上的真正的“公堂”，这条鞭子刚夺下，那条鞭子又来了。其实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以虚假为基础的“大批判文化”永远是专制的帮凶、人间的暴虐。现在有些大批判干将在海外冒充成“人权斗士”其实他们在国内留下了多少血泪孽债！我不知道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让海外的有识之士看穿他们的虚假。
中国知识分子对之无能为力，有时还跻身其间，因为自己身上也有太多虚假。
9
有一个时期，我几乎每天都在想中国知识分子与虚假的关系问题。
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千年难题的延续。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当时笼统地称为“士”吧，似乎都认为自己对社会承担着某种超越性的精神责任，这与西方社会长期由教会来承担这种责任很不相同。然而，在封建极权之下，这种承担就带有很大的虚假。进入近代之后，西方出现了教会之外的“俗世化”（secularization)知识分子群体，试图“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而中国知识分子却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近代定位。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不是被政治化了，就是被技术化了。我们从小就听到的有关理想知识分子标准的所谓“又红又专”正是政治化和技术化这两端的拼接，恰恰抽去了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真实本位。
改革开放以来二十余年，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主轴，知识分子的技术性职能被重视，很多人渐渐发现“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加在自己头上过于空洞，也就干脆强调自己的专业行当，更愿意被称作科技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经济分析师、桥梁技术员、建筑设计师等等。这样，他们在实际上也就是更换了帽子，洗去了虚假，走向了身份的真实。
当他们成批离开之后，“知识分子”的帽子大多滑到了尚未转型的人文学科一边，但那个领域正门庭冷落。人文学科方面真正的重大研究还受到太多的限制，因此就为低层次的狂躁群落让出了言路。这就像，大河不畅，导致乱流横窜、满眼浑浊。如果还把它们当作河看，就虚假了。
我所佩服的作家余华在回答意大利《团结报》记者的问题时说到了他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切身感受：
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阶层是一个庞杂的群体，里边有一些优秀的人，可是更多的知识分子正在变得越来越让人讨厌，他们的乐趣只是浑水摸鱼，他们不是将水弄清，而是将水搞浑了。
《我不喜欢中国的知识分子》
国外很多观察者常常会拿着“知识分子”这个词语的经典涵义来看待中国那些喋喋不休的大批判文人，结果越看越假。我理解余华对外国记者的这番解释，也理解他为什么说得如此含蓄。
10
由于实在不能承受这一系列令人窒息的虚假，我决定出走。
自己出走并不惹着谁，但在当代中国却会构成对固有文化生态的挑战，因此必将引来强烈反弹。
生态挑战，直接触及不少人的谋生方式，因此会反弹得你死我活。
我相信我有力量承受，而且义无反顾。
任何义无反顾的承受，都来自于对另一方面的不能承受。
其实，追根溯源，这种义无反顾的力量，仍然是由很多年前一种微弱而洪大的声音点燃的。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很多，几乎是我们这代人前辈的大部分，其中也有我爸爸。
在“文革”期间，受罪的爸爸只要有机会与我们说话，说得最多的口头语是四个字，似自语，似叹息，似节拍，不断重复。
这四个字便是：“全是假的，全是假的……”
爸爸不会讲普通话，这四个字的发音有点特别。“全”的上海话发音近似“山”却是上声；“假”的发音则近似“嘎”爸爸说“全”字时用重音，而在说“假”字时，声音枯涩而颤抖，成了一种拖长的呻吟。这种声音，听过一次就很难忘掉，何况这是从自己父亲的喉咙里发出。
“全是假的”，这四个字，是一个不想继续声辩的宣言。他声辩过，全然失败。爸爸面对的，不仅仅是造反派的蛮不讲理，而且还是一种由无数谎言组接成的强大逻辑迷宫，其间找不到任何一个出口。本以为声辩清楚一件算一件，后来发现，在那样的逻辑迷宫中，一件事情也声辩不清。
那就不辩了，化作一声叹息。爸爸的叹息是这四个字，刘少奇的水平比我爸爸高，叹息是九个字：“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意思也是一样：现在你们给我写的历史全是假的。
谎言和谎言之间有一种“互证”关系，诬陷和诬陷之间有一个“互撑”结构。当它们一次次快速地形成系统，受害者的任何抗议都变成“越描越黑”，因此只能向着家人叹息一声。
爸爸的叹息，我听到了，并记住了。
我知道，这种叹息乍一看来自政治，实际上来自文化。
我不相信自己对此能有太多改变，却可以相信自己对此已不怕什么。
我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又一个起点。
11
那么，走吧。
屈原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
一出门就好了。“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以外”；“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李白乘舟，苏东坡走马，陆游则是骑驴：“此身只合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顾炎武坐在牛背上：“常把《汉书》挂牛角。”可见路上还是带书的，但带得不多。有时也用马和骡子。全祖望有记：“亭林先生出游，二马二骡，载书自随。险隘关塞处，请教老兵退卒，问往日战事。若与平日所知不符，则广求书籍核证。”我想，核证的地方应该是沿途小客栈的油灯下。
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德谟克里特开始，西方学人走得更多。到了卢梭，甚至断言“我静止不动时几乎不能思索”。
路上很累，但与以前熟悉的门庭相比，那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世界，一个比较正常的世界。
天下凡是虚假的一切，都不敢风餐露宿。
为什么它们不敢？稍稍一想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