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常看报纸的人，总都知道有一位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各国革命党人的保护者，名震天下的大侠头山满罢？他就是向阳先生的一个小门徒。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革)命党领袖很得头山翁许多“热心的帮助和周密的保护”。二次革命失败后，日本政府为要敷衍袁世凯的面子，极不愿意容留中国的亡命客。中山先生到东京后，头山翁慨然腾出几间房子来下榻延宾，日本政府也就只好不作声了。尤奇的是，一位印度革命领袖逃到东京，英国正式要求拿办。以一个多远就辨认得出的印度人，在理是万万逃不了的，又有许多眼明手快的侦探警察紧跟着，插翅也飞不出网罗。不知道怎样一入头山翁府门就未再出来，警探大索多日，毫无踪影，后来才到美国露面了。这件事各报纸上无不登载，诧为奇迹，到今天还是个不可解的谜。向阳先生的弟子在内战时死的不算，数十年来向外活动，冒险求功，在中日、日俄大战前后舍弃生命的着实不少。单是在西比利亚、中央亚细亚、蒙古各处测绘地图，考察山川形势，因而葬身于冰天雪地或是深山大漠里的也就很多很多的了。不过规模之弘远，功绩之伟大，到底要推头山翁坐第一把交椅。即如日本之毅然吞并朝鲜，总算一件大事。事前伊藤博文公爵既有缓进的遗策，首相桂太郎也不很赞成立即解决，继伊藤公爵之后做韩国统监的曾弥荒助子爵谨遵伊藤，极不愿就下手。头山翁的后辈，专担任朝鲜满洲事的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武田范之一面用尽心血，把朝鲜侍天教教主李容九和真心归顺的宋秉畯拿到手掌心里，教他们自请合并。这还是比较容易的事，最难的是内田良平看透了中国的革命不出一年就要爆发，按当时的局势，非提前根本解决不可。他们竟能逼着政府把曾弥统监硬免了职，好让寺内正毅去用非常手段执行。这件大事头山并未出面，真是“割鸡焉用牛刀”，只要内田一派和头山手下的一位谋士杉山丸茂就办得妥妥当当了。那时候的日本政府诸公以及元老勋臣、军阀的第一个领袖山县有朋公爵也都还是被动的。即此一端也就可见向阳先生的徒子徒孙们在日本政治上的威力是如何伟大了。
头山翁几十年俨然是日本政治上的指导者、监督者。当局的举措如果拂了他的意思，必然要遭不测的奇祸。有许多眼光远些、思想开明些的政治家、外交家都因此完结了。近一两年有几位政界财界的大人物是怎样的下场，大家总该记得，无待细表。日本政界当局以及社会上的人士，谁的心里不明白，并且许多明达之士都深深地引以为忧。但事实上无可奈何，言出祸随，谁敢道个不字。说到这点，我又想起正经话来了。当年来岛炸大隈的事发之后，头山翁还和警官开过一次小玩笑。这样大事发生，政府当然严办，警厅的侦骑四处搜捕共犯。不久警察就在一家旅馆里把头翁捉住，检查他的行李。头山翁苦苦地央告警察不要开他的皮箱看，警察一听，更觉可疑，以为这里面必有真凭实据，越是非要打开检查不可。在这皮箱里果然搜出一个布包袱来，头山翁又激励哀求万不要解开来看。警察哪里肯听，强制着解了开来。原来这一包袱里严封密裹的尽是妓女写的香艳情书和春画。警吏目瞪口呆，头山翁越显出惶愧的样儿。以日本那样官权高于一切的国家，堂堂的外务大臣、维新元勋大隈重信，被他的社友在官邸门前放炸弹炸倒，全国都为之震动，稍有牵连的更要吓死，而他老先生却有这样的闲情逸致，和官厅开这种小玩笑。何况后起的什么政治家，在他眼里真是草芥一般。像大隈侯爵那样仅仅乎丧失一只脚的，比别的许多达宦贵人还要算是托天之幸的了。所以日本历来秉政的衮衮诸公，总是小心翼翼地伺候他，尤其是关涉到对中国、对美国的事，更不敢稍拂他的意思。
那一班“爱国志士”们的行事也真壮烈，确乎有古烈士之风。记得民国二年秋天张勋带辫子兵打进南京城的时候，误杀了两个日本人，惹得日本全国的所谓志士们一把无名火高有三千丈，恨不得立刻出兵“膺惩暴支”——这是日本人常用的话——有一位叫作冈田满的青年，认为外务部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对支那的手段软弱了，白日里在局长住宅门前用日本刀把他刺死，当时逃跑了。事隔几天之后，刺客在一位律师家里，写了皇国忠义士的斩奸状和遗书，把一张中国地图铺在地下，盘腿端坐在地图上，从从容容按照古武士自杀的规矩，剖腹而死了。政治家，尤其是外交家，总都自有方针，机会未到绝不肯鲁莽从事，血气方刚的青年们哪里等得及呢？就在这样的误会之下，断送了许多眼光较远、手段较高的政治人才。这类的事欧美固然也有，但是总没有日本那样的多，那样的激烈罢。
向阳先生的门徒抱着经营亚洲的大志，所以对于朝鲜、中国、印度、阿富汗的革命党竭力帮助，辛亥年头山翁还亲自到南京，劝阻南北议和，说袁世凯绝不可信，议和必要上当。不久果然应了他们的话。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又竭力扶助革命党人。不知道他们同志里中坚分子如佃信夫之流为什么同时又认定复辟是解决对支问题的先决条件，竭力地帮助宗社党。有名的郑家屯事件就是因此闹出来的。这回毫无忌惮地硬把溥浩然先生拉去做执政，这中间都有一串显明的脉络，可惜大家都在忙于国内的事，文的昼夜草拟通电宣言，武的加紧实弹演习，似乎竟没有人想到这个绝大的隐忧。肃亲王善耆久居旅顺，受日本参谋本部策士川岛浪速的豢养，恭亲王溥伟身边带着日本军官，时时地在山东、东三省招兵买马预备起事，这全是公开的秘密，日本人自己也言之不讳。前几年辽宁的日本报纸上公然说日本要吞并东三省，封张作霖公爵。那时候大家都在睡里梦里，谁有闲工夫注意这些呢？东三省自从庚子年俄国出兵占领之后，早已是他人俎上之肉了。日俄战后，伊藤博文感觉独吞不下，亲自到哈尔滨去和俄国密使面商，两国要对半平分，不幸遇刺，事情停顿下来。桂太郎又以历聘各国为名，亲自出马，开平分南北满的会议，不幸明治天皇崩逝，桂太郎奉了电召，匆匆地回国，事又搁下来。如果不是这两次意外的挫折，长春以北早归俄国，以南早归日本，向阳先生的门徒又进行别的事去了，何能等待去年九月十八半夜才有所谓“自卫权”的发动呢？
总而言之，日本之图谋中国，早发源于向阳先生的讲学，他虽然死了，徒子徒孙们却争着要完成他们先生的遗志。任何辛苦，任何危险都在所不辞。头山翁是不待说的了，他部下的那位杉山丸茂先生，也就很够瞧的了。他家里供着二百位为国尽忠的烈士牌位，每天六点钟起床，先在这些先烈的牌位前虔诚顶礼，然后才吃饭做事。向阳先生弟子组织的玄洋社，以及专担任朝鲜、中国方面事务的黑龙会，既然要纠合无数“抱经营东亚之大志”的浪人分头出去干事，有的在中国活动，有的要往西比利亚、中央亚细亚去考察情形，勘查形势，再远的还要往西半球去做事，人员又多，事业又大，这笔经费当然不小。社员们既然是不满意文治派，站在监督鞭策的地位，以他们那样轻死尚义的人们，岂能像中国的在野名流，向政敌伸手要钱吗？幸好有这位杉山先生多财善贾，而又公而忘私，一心地为头山翁筹款，供他们活动的费用。单是他们发祥之地博多湾筑港费，就有二三千万元之多。这是公开筹的，至于历年暗中用去的钱，更不计其数了。杉山先生虽是埋头做事，轻易不肯露面，日本每次政治上、经济上有什么大变动，总有一个绝大的黑人影子在那里动。往年对朝鲜的断然处置，其关键就在他的几封信札上。头山翁本人也真当得起“疏财仗义”四个字，为要替社里筹活动费，在九州等处经营煤矿，很发大财，后来因为某件事需要现款，把矿山都变卖了。卖得的巨款，全数分给部下，他自己所剩下的不过是东京的一所住宅。这座房子我曾经进去过两次，阔大富丽全说不上，至多也不过抵得一个中上之家罢了。我也曾看见过这位先生，他老人家生性沉默寡言，虽在稠人广众上也不开口，可是他一开口就有风云雷雨，震撼得山摇地动啊。
玄洋社以及他的支派黑龙会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其起源和事世都略略表过。并且近些年来还有嫌他们太迂缓、太无用而另组织团体的。如近来活动得最起劲的国本社哩，神武会哩，以及什么会，什么社等等，名目繁多，不及备载。但是后起的那些社，都是应运而生的团体，有的是发挥其善于模仿的特性，要学意大利***运动，防止赤化的危险；有的是一班少壮军人所组织的，想要再挑起一次日俄大战、日美大战，建立盖世的武勋，满足其英雄豪杰式的野心；有的竟是别有怀抱，还谈不上狭隘的爱国心。唯有向阳先生的徒子徒孙们所创立的这个玄洋社，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团体，其发源远在明治维新之前，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大陆政策”“对满蒙国策”等类的名词，就政治上说，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还没有铲除干净，近代式国家的制度既未十分确定，必要的条件也未能具备。其情形也和我们中国现在差不多，一样的受西洋各大强国的压迫。我们所受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他们也一样地受。法权和关税也都不能自主，处处也都是次殖民地的样儿。论到经济，也绝没有什么“人口过多”“生产品过剩”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感受到的痛苦。以一个锁国主义、自给自足的国家，政治上、经济上都并不是非要侵略他人才能自存的。然而维新以来，政权虽落到文治派的手里，他们这班人却总是以在野的地位，催着逼着政府往外侵略，六七十年来俨然是一个侵略他国的发动机、推进器，这是什么缘故呢？依我个人的观察，他们却是中了我们的毒，做着“大一统”的迷梦，什么“王道正直”咧，“兼弱攻昧”咧，都是由中国学去的。即如现在天天用的“膺惩暴支”四个字，正是自比周公而看我们是荆、舒、戎、狄。封建制度下的武士本来就好拼命，元、明以来他们那样的凶悍，把其特性也发挥尽致了。以好勇狠斗的人，再加上“悦礼敦诗”，其锋就不可当了。《司马法》说得好，“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回的事，结果我们两国必然是各受各的应得的惩罚。
适之先生要我把做这篇东西所根据的参考书列举出来，我所看的旧文书很少，写这篇东西也未暇多翻书，所依据的不过是玄洋社自己编的《玄洋社史》和黑龙会自己编的《日韩合邦秘史》。谈到这里，却有一件小事可以附带着说说。我看见钱稻孙家东文书库藏的《玄洋社史》“头山满活动之目的”一章里，说头山翁之目的是在“指导朝鲜和支那”。书上两处“指导”二字都是用小纸片粘上去的。我当下就觉得有些奇怪，这两处另粘上的“指导”二字小纸片底下必是“并吞”之类的字样，印成之后，社中人总觉其不很妥当，才又掩耳盗铃地用小纸片遮盖上的。第二天我把这部《玄洋社史》送还钱稻孙先生——钱先生是中国今日唯一的“日本通”——检出这页给他看，钱先生也认为可疑，和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用温水把这小纸片润湿，再用小刀刮开来一看，果然是“并吞”两个字。但就这一点小事看，日本人的性情、居心、行事，也都可以窥豹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