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之间，并不是从近代才发生密切联系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世界大国，中国与周边诸国及欧亚其他民族的交往也不是从现代才开始的，这种交往也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所以无论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和从今天中华各民族大家庭形成的历史角度来看，以及从丝绸之路发展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这种时代边疆民族政权的历史既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属于中国史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也是亚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范围。
“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是现在人们所习用的中国人民的代称。但是，用这两个词来泛指今天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全体成员并不恰当。过去有的历史学家牵强附会地把边疆地区的民族都说成是黄帝、夏禹等圣贤人物的后裔，仿佛周边地区的民族都是从黄河流域这个中心迁出去的。通过近代以来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研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断言是无根据的。中国有些民族之间的族源和血缘相去甚远，他们之所以成为兄弟，主要是因为他们世世代代一起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互相交往，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大约是因为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南方民族一般只形成分散的、实力有限的地域性集团，很少对中国历史的全局发生影响。而北方草原民族则不同，他们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原地区以及中国历史的全局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至辛亥革命的2000多年中，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两汉、唐、元、明、清等7个强盛的王朝，其中北方民族创建的有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占总数2/7。元朝从成吉思汗1206年建蒙古国起算，至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立国计162年。清朝自1644年明亡起算，至1911年辛亥革命，存在267年。元、清两代合计长达429年，占秦统一至清亡2110年历史的1/5强。
北方民族对中国历史上两次南北对峙局面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司马氏结束三国鼎立，中国短暂统一以后不久西晋灭亡。316年以后，中国陷于分裂长达270余年。与东晋相对峙的“十六国”政权中的多数，以及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都是北方民族所建。907年唐亡以后直至1276年元统一，中国再度陷于分裂达370余年。五代中的后唐和后汉均为西突厥沙陀部所建。而后晋统治者，据史籍记载“本出西夷”，亦为北方民族。五代自唐亡起算至960年北宋建国，历时53年，后唐、后晋、后汉三代合计居五代总积年的1/2以上。两宋虽号称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但始终处在北方强邻辽、金、西夏和蒙古的压迫之下而不得喘息。细心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算出，在以上两个南北对峙的时代中，北方民族统治中国北方半壁河山几乎达6个半世纪。
以上我们是从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建王朝，统治全中国或中国北方的时间长短，来说明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历来被视为中国“正史”的有24部史书，即所谓“廿四史”，其中主要叙述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性、全国性朝代历史的史书有《魏书》、《北史》、《北齐书》、《周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和《元史》9种，从部头上来说占“廿四史”的1/3以上。
北方民族对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民族作为统治民族入主汉地，建立全国性或地方性王朝的时期。就是在汉族统治者建立强大政权，以汉地的人力物力为后盾，把周邻四裔纳入自己的统治版图的时期，北方民族对历史发展的进程也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筑长城御匈奴，耗尽了民力，造成了深重的社会危机。汉击败匈奴，置安西都护府，是国力臻于顶点的象征，又是由鼎盛趋向衰落的转折点。唐朝初年唐政府击败东、西突厥之后，其势力伸展到遥远的欧亚草原腹地。在近代工业没有出现的时代，农业经济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这就使得基于汉地人力物力的中原封建王朝，不可能在经济军事的综合实力上，对北方民族永远保持优势。而控制了辽阔草原的游牧行国，在吸收了邻近汉地和其他农耕民族的某些生产技术，并控制一定农耕城郭地区以后，实力可能急剧上升，达到与中原王朝势均力敌，甚至占据优势的地步。
与唐兴起同时，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西亚的大食也强盛起来，在中亚草原演出了一场“三国演义”。而蒙古高原上则先后出现了后突厥、回鹘和黠戛斯三个汗国。在东部的蒙古高原与西部的中亚草原之间扮演着联系人的是使用突厥语的游牧部落。诸强并立的局面造成了唐代民族的内陆亚洲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结果中亚同时出现了从东向西的“突厥化”和由西而东的“伊斯兰化”浪潮。
“安史之乱”在唐由盛转衰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唐代北方民族与汉族之间综合实力对比的变化。唐朝不但逐步退出了中亚，而且还必须借助回鹘兵才平定了叛乱。汉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这种实力对比的变化随“安史之乱”的结束而继续发展。北方民族政治、经济实力的继续上升，先造成了中国分裂的局面：北方有五代，南方有十国；而后汉地有两宋，北方先后为契丹、女真政权所控制，西北则有西夏、吐蕃、高昌回鹘、于阗、哈剌汗朝和西辽等。北方民族相对于汉族综合实力上升的历史趋势发展的第一个顶点，是地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出现。
元亡以后，蒙古统治者虽然被逐出汉地，但仍从北方威胁着明朝的安全。明政府把都城迁往北京，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强大的压力。“土木堡之变”说明，明政府政治中心的北移，并不能遏制瓦剌。明末，满族在关外兴起，很快席卷中国大陆，北方民族与汉地之间综合实力较量的天平，再度偏向北方民族一边。我国在宋至鸦片战争的“前近代”时期，连续出现两次北方民族建立统治中国的王朝，不是偶然的，是上述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我们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中，历史上北方民族曾经在那里活动，并且今天仍然生活着的地区有东北、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北方民族是我国北方和西北边疆地区的主要开发者。正由于他们汇入到中华各民族的大家庭，我们才有今天12亿人民赖以为生的辽阔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一样，是我国历史的创造者。
（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游牧民族所占据的中国北方及其周邻地区，与中原汉地之间的历史关系具有典型性。这种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历史关系在其他地区也存在。在中国以西的中亚，与当地定居民族发生关系的游牧民族中有不少就是中国北方民族。因此说北方民族对于亚洲历史，以至于世界历史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几千万年前开始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改变了亚洲的地貌，造成了青藏高原、兴都库什山和伊朗高原，阻断了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使辽阔的亚洲大陆中部出现了大片荒漠地区。从隆起的高山上融化的雪水汇成的河流，因远离海洋而成为内陆河，其中最重要的有新疆的塔里木河、中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流经阿富汗和土库曼斯坦两国的木尔加布河等。在这些内陆河流经和渗入沙碛的地方，形成了一个个肥美的绿洲。内陆亚洲的绿洲呈串珠状分布于欧亚大陆的中部，从东面的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地中海之滨的荒漠之中。古代人类在这里引水灌溉，以谷类为食；他们织布为衣、烧土为陶，发展手工业，形成农耕区和村镇，使之与大江大河流域的平原一起，成为人类农耕文化的另一个产生地。由于生活环境相对稳定，因此人口密集程度较高。绿洲的面积因水源的丰富而有所不同，但最大的绿洲的产出也不足以完全自给自足，那里的人们的许多生活必需品依赖于交换取得。因此内陆亚洲的绿洲居民自古以来便有经商的习惯，在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上，他们一直扮演着东西方之间沟通者的角色。
在沙漠绿洲地带之北便是欧亚草原，从大兴安岭一直延伸到黑海之滨。这里纬度相对较高，自然降水较少，不适于发展种植农业。虽有山岭，但不足以成为游牧民往来迁移的障碍。这里气候夏季温暖，冬季严寒，生存环境相对较为恶劣。游牧民顺应自然环境，兼以狩猎、畜牧和采集为生。他们把捕获的野生食草动物驯化成家畜，逐水草而居，依四时转移草场。饲养的牲畜以牛、羊、马、驼为主。羊分为绵羊和山羊，绵羊源于野生盘羊，山羊源于野山羊。驼有单峰驼和双峰驼两种，单峰驼生活于炎热的近东地区，双峰驼则生存在冬季寒冷的欧亚草原。游牧民以乳、肉为食，以皮毛为衣。用发酵的乳制成各种食品和饮料，把皮毛鞣制得十分轻暖，用羊毛、驼毛纺成线，织成毯和各种纺织品，或锤打滚拖成毡。他们用毡搭成毡帐以为居处，毡帐易于拆装，便于转场迁移。他们伐木制车，在转场时用以装载家用什物；锻铁为兵，弯木为弓。
如同汉族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之间互相依存与对抗一样，欧亚草原的游牧民与相邻的沙漠绿洲居民之间也有着天然的依存与对立关系。绿洲定居民族御冬需要毛皮和毛织品，饮食需要牛羊肉乳，军旅需要战马；而游牧民为稳定生计需要粮食、纺织品和其他手工业产品。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古代社会便没有平等的观念。较大的绿洲部落在力量强大时，不仅会把自己的势力伸及相邻的其他绿洲，而且会迫使北方为邻的游牧民族服从自己。游牧民族强大时，也会南下入侵绿洲地区。在和平时期，双方通过贸易交换产品，在战争时期则通过武力取得对方的财物。绿洲居民和游牧民常常把取得的对方的货物通过自己的运销渠道交换给其他民族，他们都是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中间人。
游牧民族有很大的流动性。不但内陆亚洲的游牧民强烈地影响当地的绿洲地区，而且中国边境的游牧民族也时常迁移到中亚，在那里立足，繁衍生息，建国立业。这种民族大迁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次。人们常常谈论中国对亚洲和世界历史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活动实现的。
一、草原丝路的肇端一、 草原丝路的肇端
1.丝织业的产生
蚕桑丝绸业是古代中国独有的产业部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丽的丝绸是受到世界人民喜爱的中国产品。1991年我在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士、考古学家阿斯卡洛夫一再宣布，他们在乌兹别克发现了公元前16世纪的丝织品。他认为丝绸起源于中亚。阿斯卡洛夫没有出示他所说的丝织物样品，也没有说明他断代的论据。他的这一论点与文献记载及我国的考古发掘成果相矛盾。我国唐代的地理著作《大唐西域记》明确提到，西域的蚕桑业是从中原内地传入的。
蚕是在中国驯化的。据民间传说，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女嫘祖始教民育蚕治丝，以供衣服。人类在未能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历史以前，往往把一些伟大的创造发明归功于某位圣人，实际上丝桑业不可能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千百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总结世世代代积累的经验而创造出来的。不过这个传说表明中国的蚕桑业在远古时代已经产生。
本世纪以来我国考古学取得的成绩使我们对蚕桑业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半个用刀切割过的蚕茧，茧长15.2毫米，宽7.1毫米。（见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见《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三种，1927年版。）这表明在5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开始驯养桑蚕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西阴村出土的这个蚕茧被认为是中国桑蚕业起源的最早的物证。
1958年，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浙江吴兴县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批4700年前的丝织物。（《钱山漾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3期。）经过科学鉴定，证明这批丝织物所用的原料为家蚕丝，织造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
这些考古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地上南北各地的原始居民已经建立了蚕桑业，用从蚕茧中抽出的丝织作。
有关养蚕最早的文字记载要算《夏小正》中的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宫事”据南北朝时候的皇侃解释即指蚕室。把养蚕业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当时桑蚕业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养蚕需桑，《夏小正》中的“摄桑、委扬”以及《诗经·七月》中的“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都讲的是桑树整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