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甲骨文中有原始织机的象形字，这是一种原始的“踞织机”。这种织机至今还在我国某些边远地区使用着。海南岛的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黎族妇女，就是使用这种古老的织机织造黎锦，她们织造时上身和两腿呈90度角的姿势席地而坐，双脚直登机前横木，经面绷排于横木与腰带之间，用挑花刀按脑中预想的纹样在经面上编花，织入不同的色线纹纬。工具虽然简单，却可以织出美丽动人的彩锦。
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上，发现了粘附其上受铜锈渗透而保存下来的丝绸残片。经过科学分析发现，其中有的是采用水平很高的纺织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即“文绮”。（《考古学报》1951年第5期，第19页。）这说明织造这种织物的织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而且有了提花装置。
大约从商周时代开始，政府中已经设有管理织造的官员。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典丝”之职。丝绸的品种已经大为增加，见于文献记载的有缯、帛、素、练、纨、缟、纱、绢、绮、罗、锦等。既有生织、熟织，也有素织、色织，而且有多彩织物“锦”。河北藁城台西村商墓出土的一批铜器中，有一件铜觚上残留一些丝织物的痕迹，能辨认的有五个类别，即纨、绡、纱、罗、绉。丝织品的织法也日益繁复精致，除平纹以外，还出现了斜纹，变化斜纹、重经和重纬组织及提花技术。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中国商代青铜钺，上面粘附着平纹底上加织菱形花纹的提花丝织物的痕迹。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铜器和玉器上，也粘附有丝织物，其中一件为平纹底上织斜纹花、回纹图案，每个回纹由25根经线、28根纬线组成。回纹的外围线条较粗，自然地成为一组几何纹骨架，图案对称、协调，层次分明，做工精巧。该实物再一次说明当时已经具有多综片的提花机，能够织出较为复杂华美的提花织物。提花技术是中国古代在世界纺织技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
周代丝织品已经染色。据春秋末年齐国人的著作《考工记》记载，染色前先须练丝，即进行丝料预处理。其过程是这样，先把丝浸于楝木灰和蜃灰（即以贝壳煅烧出来的石灰）。汁中，利用其中的碱性清除污垢和胶质，然后清洗脱水。白日置于阳光下曝晒漂白，晚间浸于井水之中用水溶解丝胶，如此反复多次。这道工序对于提高染色质量至关重要。染色采取多次浸染的套色法，即把丝料分次浸入溶有某种或多种不同颜色的染料容器内，从而得到某一颜色的不同深度的近似色，或其他各种新的颜色，即所谓“三入为，五入为，七入为缁”。为深红色，由三次浸入红色染料而成；如再浸于黑色染料两次，则得到，即带红光的浅黑色；再在黑色染料中浸两次，则得到“缁”，即深黑色。1974年长沙发现的战国丝织物“暗花对龙凤纹绵”说明，当时为了使图案清晰、防止颜料渗化，可能已经使用了有粘性的增稠剂。（参见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5、60—62、115页。）
丝织品因其轻薄精美，很快为中国周边民族所知，并且越传越远。成为异国他乡人民梦寐以求的珍品。
2.草原丝路上的原始文化
连接东西方的大陆桥——欧亚草原及其附近地域，自蛮荒时代以来，就不是人迹罕见之地。与我国西北相毗邻的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无论从历史时代上来说，还是从地理上看，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地分布着的。
（一）安努文化与北亚原始游牧人
中亚南部青铜时代早期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安努文化，又称迭屯（Dejtun）文化。安努（Anau）是土库曼斯坦的一个小村的名称，位于科培特山前与伊朗交界处土库曼斯坦一侧的一个绿洲之中，西距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12公里。上个世纪后半叶俄国学者在这里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的人类文化遗址，特别是发现了彩陶，遂用安努的名称命名这一地区相同或相近的原始文化遗存。安努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安努时代初期，当地人尚不知使用陶轮。陶坯以手工制成，但都仔细地磨光并上了彩。1991年我曾经到过这个遗址，亲眼见到在安努遗址上彩陶碎片随处可见。
此后，学者们在我国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彩陶，并发现仰昭的彩陶与安努的彩陶有几分相似之处，由此瑞典学者安德生提出了中国的仰韶彩陶系在中亚彩陶影响下产生的学说。这就是著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解放后，随着我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学者已经证明仰韶文化比安努彩陶更为古老，并发现了比仰韶彩陶更古老的公元前5000年的甘肃大地湾文化，从而确定了中国彩陶独立发展的系列。
仔细对比我国彩陶与安努彩陶可以发现：中、西彩陶虽然都是带几何印纹的彩陶，但双方纹饰的母题、单元完全不同，器形也不同。古代交通条件远不如今日便当，即使彩陶起源于安努，在短短的历史时代里也不可能跨越4000公里距离的荒漠高山传到中国西北。从年代学上说，中国彩陶早于安努彩陶，这说明中、西彩陶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而“安努影响仰韶”之说则不可靠。不过仰昭彩陶与安努彩陶之间的相似性也证明，在古代相近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地方有可能发展出相似的文化。虽然安德生的学说在国外仍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在中国学术界已没有人相信中国文化西来说了。
在安努一期的住房夯土层中，人们发现了谷物（大麦和小麦），而在安努二期的土层中，发现了牛、羊、马、驼、狗等家畜的骨骼，说明当时人除了农业以外，还兼营畜牧。安努人还以狩猎补充农业和畜牧业，猎获的对象有野马、野猪、狐、鹿、羚羊、狼等。安努人尚不知以火烧制砖块，所有的房屋均以干土坯砌成，与我国新疆吐鲁番的高昌、交河故城有些相似。直至安努时代晚期，那里的人们才学会使用陶轮制造陶器。
安努类型的文化分布非常广泛，1950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与我国相邻的费尔干那盆地的纳马干（Namagan）地区和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的柯提（Kath）火车站均有发现。（贝尔托尔德·施普勒：《中亚史》，“东方学丛书”第5部，莱顿—科隆，1966年，第15—17页（Bertold Spuler，Geschichte Mittelasiens，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Fuenfter Band，Leiden—Koeln，1966，PP.15-17））。
卡拉索克（Karasuk）文化约相当于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700年的青铜时代末期。最初发现于米努辛斯克的卡拉索克河流域。这种文化分布较广，还发现于贝加尔湖周围、阿尔泰和哈萨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斋桑泊附近。其普遍特点是文化堆积层薄，反映当时人们从事游牧，流动性大。居民的主要牲畜是羊，墓葬中羊骨较多，甚至以羊头为神，以羊头为柱首。这种文化与阿凡纳西耶夫文化相异之处，除了已经过渡到草原游牧经济以外，更主要的是这里的居民是蒙古人种，其骸骨与青铜器均与殷商文化一致，明显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这里发现的青铜曲柄刀与商代的相同，其他匕首、矛、斧等也与我国北方一致。陶器形制和纹样均与安德罗诺沃类型不同，而与我国北方的发现物相似。学者们据此认为，在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700年，有大批与狄人有关的部落从中国北方来到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与中亚草原的文化发生接触。
（二）亚利安人的故土
18、19世纪世界语言学界中最大的成绩莫过于“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的发现。英国殖民者扩张到印度，在那里建立了殖民统治。为了便于统治，渐有一些英国人开始学习印度的文化，研究古典印度语言——梵语。研究的结果西方学者发现，梵语与欧洲的古典文学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有明显的、有规律可循的相似之处。唯一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理论便是，梵语与多数欧洲语言之间有着亲缘关系。后来这种假设的梵语和多数欧洲语言所源出的原始母语，被定名为“原始印欧语”（Proto Indo European Language），而所有与之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则被划入一个语言集团“印欧语系”。
根据学者们研究，操原始印欧语的民族首先分为东西两支，它们使用不同的方言。以操印度—伊朗语民族为核心的亚利安人和斯拉夫人等属于东支，日尔曼人和希腊人、拉丁人则属于西支。后来亚利安人又与斯拉夫人等属于印欧语东支的民族分离。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操印欧语的民族分布在北起北冰洋、南到印度洋、西界大西洋、东至我国西北的广大地域内，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语言集团。青铜时代操印欧语的人类集团从其起源地向欧亚大陆各地推进，对东方的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关于操原始印欧语的民族所居住的地域，也即原始印欧语形成的地带，现代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学者将其置于西至中欧、巴尔干，东达欧亚草原的区域内。近年来又有学者认为我国甘肃西部到新疆应是印欧人的故乡。（纳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论“最初”的印欧人：吐火罗—月氏人及其中国故乡》，刊于《内陆亚洲研究》，印地安纳大学，1987年，第2号，第15—16页（A.K.Narain 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ON THE FIRST INDO EUROPEANS：The Tokharian—Yuezhi and their Chinese Homeland， in Papers on Inner Asia，No.2，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Bloomington，Indiana，1987，pp.15-16））。
古代进入印度和进入伊朗的亚利安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操伊朗语这一支后来发展成种类繁多的大家族。波斯帝国时代的铭文资料证实，公元前7—6世纪，几乎整个中亚西部都居住着操伊朗语的部落，即粟特人、巴克特里亚人、马鲁人、花剌子模人、安息人和各种塞人部落。从上个世纪末起，学者们相继在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各个地方，发现属于中古东伊朗语系统的各种文献，例如巴克特里亚语、粟特语、花剌子模语、和田塞语等。安息语属于西伊朗语，但受到东伊朗语的强烈影响。公元前1千纪上半叶，通行于中亚西部地区的伊朗语方言，大约就是后来成为祆教经典《阿维斯塔》的基础语言。
古代波斯帝国铭文语言、《阿维斯塔》与《吠陀》、梵语和巴利语的比较，证明了伊朗诸语言与印度诸语言有近亲关系，它们有着共同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伊朗语与印度语一起，组成印度—伊朗语，或亚利安语，这是印欧语系的一个分支。
下面是一份古波斯语与梵语的基本词汇对照表，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近亲关系。
词汇古波斯语形式吠陀语、梵语形式水apap土地dumidhumi风vatavata体、物体tanutanu手zasta（或dasta）khasta词汇、嗓音vachakhvachas名称namannaman衣服vastravastra父亲pitarpitar兄弟bratarbhratar里面、内部antarantar二dvadva四chatvarchatvar五panchapancha七khantasanta八ashtaashta十dasadasha十一dvadasadvadasha一百satashata印度—伊朗语族内部的近亲关系，不仅表现在具有共同的词汇上，也表现在拥有共同的语法结构上。
以名词变格系统为例：
词汇：身体主格宾格工具格
古波斯语：tanutanushtanumtanva
吠陀语、梵语：tanutanushtanumtanva
除了词汇、语法上的证据外，古印度与古伊朗宗教概念、神话和史诗的对比研究，也显示了两者在诗韵结构、神话和史诗传承方面的相似性。古波斯的祆教经典《阿维斯塔》和古印度的《吠陀》中所颂扬的英雄和神的名字也有很大的一致性。
在与其他印欧人分离以前，印度—伊朗部落住在哪里？他们何时迁出故土？迁移的路线如何？国际学术界从19世纪就争论这些问题。大多数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认为，诸支印度—伊朗部落的祖先原先居住在里海近旁某处，后来进入中亚及其邻近区域，由此一支印度—亚利安部落进入印度，他们的方言后来发展成为“吠陀语”。留在中亚的亚利安人形成操伊朗语的部族，他们中的一部分向近东方向发展，进入伊朗西部，成为后来米底、波斯、安息人祖先，他们的方言后来发展成西部落伊朗语；而中亚的操伊朗语部族也形成许多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