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操现代伊朗语的民族，例如波斯人、库尔德人、卑路支人和普什图人等，居住于伊朗高原及其东、西周邻地区。但公元前2千纪，伊朗本土却为操其他语言的种族所占据，例如埃蓝人等。公元前1千纪上半叶，迁入伊朗本土的操伊朗语部落逐步排挤当地的原有居民，并把原地者逐渐同化。
古代操伊朗语部落的居住地域西达东南欧，东到我国新疆，北越乌拉尔、南西伯利亚，南及伊朗南部，大大超过了中古时代和现代的分布。历史文献记载了操伊朗语的部落，即斯基泰人从东南欧向今哈萨克斯坦草原和黑海以北地区的迁移。青铜时代中亚北部的安德罗诺夫文化、伏尔加河下游的木椁文化、里海—咸海地区的塔扎巴格亚伯文化以及费尔干那地区的凯拉库姆文化，大约都与亚利安人有关。在公元前7、8世纪之交，一部分斯基泰人穿过高加索山进入中东，后来萨尔马特—阿兰人也循此路迁移。据历史文献记载，萨尔马特人曾占有从里海、咸海直至乌拉尔、南西伯利亚森林的广阔地域。他们曾与当地操芬—乌戈尔语的民族发生过密切的接触。现今居于高加索地区的奥塞梯人，就是这些向东南迁移的古代操伊朗语部落的后裔。
在我国新疆南部的于阗地区，直至10世纪还存在着操和田塞语的民族。从现代学者的研究可知，和田塞语属于东伊朗语支，与粟特语、花剌子模语有近亲关系。这一支操印欧语的民族只能是从塔吉克斯坦或其以北地区迁入的。根据汉文资料记载，公元前3—前2世纪，今新疆相当大部分地区为塞种集团所占据。他们后来被操突厥语的民族所排挤和同化。
祆教经典《阿维斯塔》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千纪初，其中提到了许多中亚的地名，如粟特（Sogd）、谋夫（Merv）、花剌子模（Khwarezm），还提到了传说中的亚利安人的故土Aryiaham Vaichakh（意为“亚利安辽阔之地”），一些学者认为指的是花剌子模，但更可能指的是整个中亚西部地区。
（三）美丽的鹿石——蒙古草原原始文化的遗产
东亚大陆的沿海地区因受东南季风的影响，降水充沛。其天然植被依据纬度的不同，自南向北从热带雨林、阔叶长青乔木、灌木逐渐向落叶乔木、灌木以至针叶林过渡。东南亚和华南地区气温炎热，作物生长快，宜于人类生存，但多山的地理环境不便于交通，信息传递慢。所以东南亚、华南在整个历史上始终没有形成足以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强大政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以长江、黄河为中心的我国中部地区，因为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天然降水充沛、土地肥沃，利于农业发展和人类居住，而大平原的地理环境又宜于信息传播，自古以来便是人烟稠密之地，屡屡出现强大的国家政权，在过去的数千年中，可以说一直是整个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火车头和动力源。
中原以北、以西地区，随着与海岸距离的增加，东南季风影响逐渐减弱，降水减少，原始天然植被以草原和针叶林为主。蒙古草原分为漠南、漠北两部分，其间是水草贫乏的戈壁地区。这里虽不适于农业发展，但大型食草类动物，如马、驼、牛、羊等的乳、肉和皮、毛为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提供了衣食之源。生活在草原上的民族经过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的长期斗争，创造了与农耕文化不同的游牧文化。游牧生产所获不如农耕稳定，需要逐水草而居，使游牧民一般不建造永久性居处，草原城镇也出现得相当晚。中国古代传统上把游牧民建立的国家称为“行国”。最早在蒙古草原建立强大“行国”的是匈奴。至于匈奴以前统治蒙古草原的民族，汉文文献中虽有一些记载，但语焉不详。
现存蒙古高原地区最古老的代表性文物是鹿石。鹿石是古代蒙古草原民族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它是一种断面大体呈长方形的石柱，其中个别为长条形，高度不一。其四面刻有鹿的形象，鹿嘴尖长，特别表现出鹿头上美丽的角叉。除了鹿以外，石体表面还常刻有刀、匕首、弓、箭等图案。鹿石是一种超于物质生活之上、表示草原人类精神世界的石雕艺术品，它的雕刻需要很高的凿石、雕刻技术，并需花费较长的时间和大量的劳动。只有当一部分手工艺者能够在较长时间内脱离漂泊不定的游牧劳动，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生活资料，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时，才有可能掌握、发展这种技术。
鹿石通常立于特别选定的地方，一般与墓葬或纪念性建筑有关。鹿石在图瓦、南贝加尔、俄属阿尔泰地区、蒙古和我国新疆均有发现。迄今上述各地所发现的鹿石共有500余方，其中蒙古境内发现的就有450余方，东部较少，主要分布在西部。此外与鹿石相似的石刻图案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地方、俄罗斯的奥伦堡省、高加索地区、黑海、保加利亚和德国易北河都有发现。苏、蒙学者通常认为鹿石为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800年时的遗物。鹿石究竟是哪一个民族所立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鹿石为古代操印欧语的民族所立。
鹿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区。鹿因为奔跑迅速，不像牛羊那样易于驯化放牧。以鹿为崇拜对象的古代北方民族不可能是单纯依靠游牧为生的居民，狩猎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欧亚草原民族中，突厥以狼为祖先，各国学者对北亚游牧民族中有关狼的传说一直很注意，但对于有关鹿的传说却研究不多。其实我国古代文献中与北方游牧民族有关的记载中，透露过一些游牧民族对鹿的崇拜。
如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四提到突厥的祖先时说：突厥的祖先是海神射摩舍利，居住在一个称为“阿史德窟”的地方之西。有一位海神女每日傍晚用白鹿引射摩舍利入海同居，至天明方送其归。如此生活了数十年。一日，射摩舍利的部落将要举行大猎，当夜海神女对射摩舍利说：明日狩猎时，在“阿史德窟”中有金角白鹿跃出，你若能射中它，便能与我长久往来，若不能射中，则我们双方的情缘便算了结。次日会猎，“阿史德窟”中果然有金角鹿出现。射摩舍利命左右将此鹿团团围住。鹿左冲右突，就在将要跳出重围之际，射摩舍利手下一个部落的首领杀死了这只金角鹿。射摩舍利大怒，处死了此部首领。但射摩舍利与海神女的情缘也因之断绝了。按此传说，与突厥祖先射摩舍利婚配的海神女应当出自以鹿为图腾的部落。
13世纪以元朝帝室皇家秘籍为基础编成的《元朝秘史》一开头便说：“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这是说，蒙古人的父系祖先是以狼为崇拜对象的部落，而母系则是以鹿为崇拜对象的部落。
上述两则传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突厥祖先在早期曾与崇拜鹿的部落通婚，而蒙古人的母系祖先也是以鹿为图腾的民族。游牧生产中的重体力劳动几乎都是男子承担，因而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草原游牧民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男性为世系计算中心，而母亲世系则被排除在计算体系之外。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传说都将以鹿为崇拜对象的部落置于母系位置，这间接地说明了从公元前2千纪中叶到公元前1千纪中叶以前在欧亚草原和蒙古高原西部称雄的以鹿为图腾的文化，在突厥汗国兴起前已经失去了统治地位。今天我们只能从鹿石的美丽图案和有关文献记载中来追寻它们。
（四）先秦时代的玉石—丝绸之路
先秦时代中原居民对西域的认识如何，现今保留下来的资料很少，需要与考古学的成果相印证。
先秦时代的文献对西北的地貌有一些描述。例如《山海经》就提到昆仑山地处西北，在“流沙之滨”，周围达“八百里”，“高万仞”。还提到“泑泽”，即罗布泊，说它由“敦薨”之水，也即塔里木河水系注入罗布泊的孔雀河会聚而成。这个说法来自西域当地土著，并被波斯旅行家所得知，并在10世纪成书的波斯地理书《世界境域志》（Hudud al Alam）中有所记载。
早在遥远的古代，中国内地的居民就已经同西域的居民建立了物质、文化的交换关系。近数十年来，在我国西北和境外古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产于沿海地区的器物。新疆哈密地区七角井发现的细石器文化，经专家确定距今已有近1万年。考古学者在那里采集到一件红色的珊瑚珠，应出自沿海地区。它是当时东西交通的物证。
哈密的五堡墓地是距今3千年左右的一处原始社会墓葬，这里出土了不少海贝，佩饰于毛织围巾、衣服之上。在吐鲁番西部战国时代的墓葬中，有的死者口中含贝。这些贝是当时人从沿海地区交换得来的。
1976—1978年，南疆铁路施工时曾在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东口、鱼儿沟车站地段发掘清理出一大批古代墓葬。其中第28号墓葬经碳14测定为距今2620年，即春秋时期。墓中出土了一件凤鸟纹刺绣，在长宽均为20多厘米的素色绢面上，用绿色丝线绣出凤鸟的图案。由于原件已经残破，完整图案形象难已判明，但残余部分仍可见凤鸟的躯体、微曲的腿、爪，无疑产自中原。此文物现陈列于新疆博物馆。此外这里的第18号墓葬中还出土了中原战国时代的漆器（王炳华：《西汉以前新疆和中原地区历史关系考察》，《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与新疆比邻的俄罗斯联邦戈尔诺·阿尔泰州乌拉干区巴泽雷克古墓葬也出土了与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这里当为古代塞人居地。学者们把这批墓葬断为公元前1千纪中叶，相当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这里出土了不少中原产的丝绣织物。在一些巨型墓中出土了中原产的捻股丝线织成的普通平纹织物，其密度为34×50支/平方厘米，有小块的，也有大块的，覆盖在皮衣服上面。其中图案和制作技术最为突出的，是巴泽雷克第3号墓出土的一块有花纹的织物，其密度为18×24支/平方厘米，织法为一经两纬，织纹为三下一上或三上一下斜纹。巴泽雷克第5号墓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这是一块鞍褥面，平纹，密度为50×52支/平方厘米，宽43厘米，纹样以彩色线绣成，主题是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阿尔泰地区、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联邦都出土过战国铜镜。这些资料证明，中国内地与阿尔泰山以西的居民发生联系早于公元前1千纪中期（鲁科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我国考古学者认为，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第28号墓地的凤鸟刺绣的技法、图案风格，与巴泽雷克古墓所见凤鸟纹图案是一致的。阿拉沟和巴泽雷克并非古代通衢要道，也不是西域所常见的那种由较大的绿洲构成的古代重要经济、政治中心。但在这样偏僻的地方，能够发现来自中原的平文罗、凤鸟纹刺绣，这个事实说明春秋、战国时代，西北诸部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大规模的丝绸贸易。先秦时代中原与西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是后来张骞“凿空”西域的前提条件。
中原地区也有产自古代西域的器物发现。1976年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了一座商代王室墓葬，经确定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距今已经3200余年。随葬的1928件器物中，有玉器756件，占总数39.2％。考古学者曾取各类标本300余件送请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单位鉴定，结论是除了3件标本之外，均属新疆玉。
先秦时代文献如《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等书，对古代中原地区用玉，而玉取之于和阗、昆仑之地有不少记载。例如《穆天子传》提到，西周穆天子曾经西行，至“昆仑丘”和舂山，说“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后来穆天子又至“群玉之山”。虽然研究者多认为“舂山”应当就是帕米尔高原，（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中国书店1990年版。）但一般人对这些记载往往疑信参半。只有在殷墟出土的玉器被确定为新疆玉之后，先秦史籍的上述记载才有了物证。先秦时代西域从中原取得丝绸，而作为交换，中原从西域取玉。古代西域赴中原贡玉的人，估计是从和田沿和田河而下，至塔里木河、孔雀河（敦薨之水）、泑泽（罗布泊）、玉门到达河西走廊。这应是汉代设玉门郡的来历，也是汉代通西域先取楼兰的原因。
3.波斯帝国
公元前4千纪至3千纪，在旧大陆的几个不同地点，如东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和西亚的两河流域、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人类社会发展的步伐突然加快，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类在发展程度上拉开距离，不约而同地迅速向文明时代前进。这几个地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都处在温暖湿润的地区，宜于人类生存。肥沃的土地和濒临大江大河的地理位置使原始农业首先发展起来。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在这些地方人类花费较少的劳动就可以有比较稳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