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敏 新密市古都学会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新密东南18．6公里处的刘寨镇新砦村，东北距郑州市约30公里。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里便发现了大面积的古文化遗迹，后来在考古学上提出了“新砦期”文化。新砦遗址于1986年11月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两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和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大型城址，整个城址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1］新砦城址的发现，是我国近年来夏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一、从“新砦期”到新砦城址
1967年春，新砦大队群众在挖水渠时从地下挖出了成堆的古陶片，被密县文化馆认定这里是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1974年11月，新砦遗址（当时叫“梁家台遗址”）被密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3月，根据密县文化馆提供的线索，赵芝荃带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对新砦遗址进行调查和试掘，确认遗址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700米，文化层一般厚1．5～2米，最厚处近3米，上部属二里头早期文化，下部为河南龙山晚期文化。首次发掘表明：“新砦遗址是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年代似乎不太长，恰好是从龙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的整个阶段。因此，它是一处很有代表性的遗址……可以清楚地看出，二里头文化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因素，在时间方面是紧密衔接的，前后的承袭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我们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遗存应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2］随后，赵芝荃明确提出了在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一个“新砦期”的观点［3］。从那时起，学术界围绕着它的有无、内涵及其他相关的重要课题展开了一系列热烈而有价值的讨论。“新砦期”由此成为探索早期夏文化的重要对象。
1996年5月16日，我国启动了“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重要文化遗存，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新砦遗址的分期”列为子课题，并对其进行了发掘和研究。
河南龙山文化又称王湾三期文化，是分布在豫西地区，在年代上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夏代积年之间尚有差距，二里头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4］1999年至2000年两年间，新砦遗址累计发掘面积巨大，其重要收获是发掘出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三叠层，并出土各类器物数千件，其中复原器物300余件，大大丰富了新砦期的内容，从而确认新砦期的确存在。［5］“1999年开始对新砦遗址的再次发掘，证实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正填补了其间的空白。”［6］新砦期的确认说明，二里头文化的确是在当地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孕育产生的一朵奇葩。这与传说当中尧、舜、禹、启一脉相承的历史记载相符合。这一认识再次提醒我们，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是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战场。［7］2002年春季，被列为“十五”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将研究的地域范围放在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研究的时间范围定在距今4500年至3600年，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尧舜禹时期到夏代末年。［8］新砦遗址再次被重点圈定。
2002年至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新砦遗址“聚落布局与内涵研究”这个课题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最终确定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壕和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大型城址，城址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它不仅是河南省迄今为止发现的面积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城址，也是目前确认的全国惟一的新砦期城址。新砦城的发现不仅成为探源工程初战告捷的重要成果，也是近年来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和夏代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9］新砦城址整个掩埋在今天的地表以下，经考古钻探和局部解剖得知，城址平面基本为方形，南以洧水河为自然屏障，现存东、北、西三面城墙及贴近城墙下部的护城河。在现存的三面城墙壁及其护城河位置上共发掘5个探沟，均发现了相同的地层叠压关系：龙山文化晚期城墙打破龙山文化晚期文化层，新砦期城墙叠压龙山文化期晚期，城墙壁又被二里头早期的壕沟所打破。其中，龙山文化晚期地层和城墙出土龙山文化常见的薄胎方唇夹砂深腹罐、唇沿带凹槽的泥质灰陶钵和碗等陶器残片；新砦期城墙及护城河内发现有折壁器盖、厚胎钵等新砦期典型陶片；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灰沟内出土有花边罐口沿残片等。由此可见，新砦城址始建于龙山文化晚期末段，废弃于二里头文化早期。［10］城是古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新砦城内外三重防御体系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历史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阶段社会——夏朝之后社会矛盾激化，敌对势力更为强大，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以高墙深池及多重防御体系来提高其防御能力。那么，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址究竟是夏代哪个王的都城呢？
二、从《穆天子传》看夏启之居
大禹死前将部落联盟首领一职禅让于益。《史记·夏本纪》云：“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大禹的儿子夏启在诸部族贵族统治集团的拥戴之下，取代益而继位为王。《战国策·燕策一》曰：“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古本《竹书纪年》曰：“益干启位，启杀之。”这些材料说明，启取代益的职位是在其父禹所创造客观条件的基础上，通过暴力手段夺取的。
“夏传子，家天下”，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并确立下来，奴隶制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夏王朝国家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若干万年的原始社会的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会自此开始，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我们探讨新砦城址的社会属性时，我们不得不提到一本书——《穆天子传》。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除秦之外各国史书被毁。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许弥补。据《晋书·武帝纪》，其年十月，“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这就是汲郡（今河南汲县）魏襄王（或言安厘王）墓竹简文书的出土，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当时晋武帝司马炎选派了饱学之士荀勖、和峤等参与整理，得书16种75卷。这里面除发现了魏国的史书《竹书纪年》外，还发现了《穆天子传》5篇，当时大学者郭璞为该书作了注。能够惟一完整保存流传至今的为《穆天子传》一书。［11］周穆王，昭王之子，姓姬名满。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十三年（约前989）从洛邑出发，驾八骏之乘，伯夭为导，造父为御，长驱万里，绝流沙，征昆仑，在瑶池受到了西王母的盛情款待，举觞歌诗，流连忘返。对于《穆天子传》的性质后来颇多争论，或认为是实录起居注一类，或以为是小说类。但据《史记·赵世家》、《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周穆王确有“西巡狩”、“周行天下”之事。从大体内容看，《穆天子传》所记时间、地点、事件都历历可数，如同日记。《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把它列入史部“起居注门”，《宋史·艺文志》把它列入“别史”，明《崇文总目》则把它归于传记。一些当代学者，在研究《穆天子传》洪颐宣校读本时发现书中所记山川、村落历历可查，又发现郦道元所写《水经注》曾根据它注释山川河流。［12］因此，《穆天子传》一书中的地名方位记载还是可信的。
周穆王出行，途经新密溱洧流域及其附近地区。据《穆天子传》卷五记载：“丁丑，父自圃郑来谒……见许男于洧上……是日也，天子饮许男于洧上。”（郑有圃田，因云圃郑。男，爵也。许国，今许昌市。洧上，即洧水之滨。）“夏庚午，天子饮于洧上，及遣父如圃郑，用诸侯。”“西虞曰栎丘。”（栎，今河南禹州市。）“壬寅，天子东至雀梁。甲辰，浮于荥水，乃奏广乐。”（《水经注》云：“黄水又东北至荥泽南，分为二水：一水北入荥泽，一水东北流，即黄雀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