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岗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一个王朝的都城，有些是自其政权建立之初就设定的，一直到其王朝的灭亡都没有再迁移过；有些则是继承了前代王朝的都城，而加以扩展一新的；还有一些，则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而将其都城迁移的。金王朝的都城发展历程，就是后者的体现，但是，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故，金朝的都城也将会向中原地区迁移，这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金海陵王迁移到金中都的举措，正是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因此，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述己见，以就教各位方家。
一、金朝迁都的政治原因
金朝统治者自立国之初，因为连年征伐，攻占辽地，当金太祖阿骨打在位之时，并没有确立正式的都城制度。［1］到金太宗吴乞买即位之后，继续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先后攻灭了辽朝和北宋，使其疆域有了空前的拓展。在这时，金朝的政治中心得以确立，即是会宁府，时称京师，其所攻占原来辽朝的诸京城，如辽上京、辽中京、辽西京等，皆沿用旧称，只是辽东京改称南京，把辽南京改称燕京。
金熙宗即位之后，开始进一步完善国家政治制度，遂于天眷元年（1138）八月下令，“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2］。金朝统治者之所以把这里确定为政治中心，主要乃是出于“龙兴之地”的原因。除了这一个主要原因之外，出于政治上的安全考虑也是必要的。虽然这时金朝政权的势力已经向南扩张到了江淮一线，但是，由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时间还较短，南宋政权在中原地区的潜在影响还很大，故而定都上京会宁府，这在当时也是较为明智的举措。
然而，随着历史发展进程的不断变化，许多原来潜在的矛盾开始一天天暴露出来，并且日渐激化。就政治方面而言，首先，是出于政治管理的需要。随着金朝官僚制度的逐步完善，政府官员的考核、升降、调动等机制运行工作走向正轨，于是，在幅员如此辽阔的疆域中，大量官员的考核、升降、调动等工作，都要集中到上京来运行。由于上京偏在一隅地理位置的限制，使得这项工作的运行，难度极大。为此，金熙宗在皇统八年（1148）不得不下令，将其工作运行地点，改到了燕京。［3］其次，是军事扩张的需要。金朝自立国之后，对外战争连年不绝，而一旦出现重大的军事决策需要快速确定时，要想及时汇报到居于都城的最高统治者那里，就变得十分困难。早在金太宗在位时期，这个矛盾就已经无法解决［4］，于是，金朝统治者不得不在中原地区设置军事中心［5］。然而，这种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相隔数千里的状况，如果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还勉强过得去，设若长期如此，则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
再次，是疆域变化的需要。金朝在崛起之初，为了击败辽朝，曾与宋朝联合，订立有“海上之盟”，其疆域的界定，太致是在燕山以北的长城沿线。如果就这个疆域范围而言，金上京的位置还是比较合适的。及至灭辽以后，金、宋接壤，金朝在攻伐宋朝的时候，其疆域不断向南延伸。先是与宋朝议定以黄河为界，而燕京等地区已占为己有；再议占有黄河以南地区，而其军锋已经南下至长江沿岸地区。在这种情况下，金上京作为金国的政治中心，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疆域变化的需要，而必须加以变更。
第四，是出于女真族政治斗争的需要。金熙宗皇统末年，由于女真贵族矛盾斗争日益激化，直接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海陵王完颜亮正是利用了这种混乱的局面，发动宫廷政变，弑杀金熙宗，篡夺大权。当海陵王得手之后，其一，是要远离金上京皇宫的腥杀之地，以避其不祥；其二，是要削弱女真贵族中的反对势力；其三，则是要开创一片新的政治天地。在这种局势下，迁到新的政治中心，乃是一项重要的举措。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诸项重要原因，金海陵王在天德三年（1151）发布了一道诏书，宣称：“眷惟全燕，实为要会，将因宫庙而分创官府之署，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所贵两京一体，保宗社于万年。四海一家，安黎元于九府。”［6］当时的口号，是要两京并重，但是，当海陵迁到金中都以后，却把金上京的宫殿等建筑拆毁，并且削去了上京的称号［7］。
其实，在金海陵王发布诏书之前，燕京已经具备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如上所述，在政府官员的管理方面，燕京已经成为了管理中心；在军事指挥方面，燕京也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东朝廷”。此外，由于前代的契丹统治者在这里修建有陪都的宫殿和园囿，又为金中都的宫殿等建筑重新修造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此，海陵王的迁都举措，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政治总趋势。
二、金朝迁都的经济原因
作为一个封建政权的都城的设立，政治因素固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性方面，而经济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自然环境是否良好、当地物产是多是少、交通运输状况是否畅通无阻等等，皆直接影响到都城的设立、发展和变迁。这些经济因素的优劣，无形中决定了都城的命运。
就自然环境而言，金上京与金中都相比，差异是很大的。据《大金国志》记载，金上京地区“地饶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蜜蜡、北珠、生金、细布、松实、白附子”。“土产无桑蚕，惟多织布，贵贱以布之粗细为别”。由于这种自然环境的条件所限，其地民众皆“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8］。如果人口繁殖不多，其物产是能够供给居民日常生活的。
与之相比，金中都地区的自然环境要优越得多。宋朝使臣许亢宗曾在《奉使行程录》一书中对此有所描述曰：“东自碣石，西接五台，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中有五关。山之南，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有。出关未数十里，则山童水浊，皆瘠卤，弥望黄茅、白草，莫知其极。”［9］在金上京地区生活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只是其整体社会生产中的一部分，而渔猎所占的比例也很大。因此，其劳动产品用来自给自足是可以的，一旦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其供应起来就很困难了。而随着金朝的崛起，从各地集中到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这种非自然的人口增长速度，给这一地区的经济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首先，是金朝统治者在东北地区扩张时虏掠的民众，并将其强行安置在上京地区［10］。这批人的数量占了上京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其次，是金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扩张时虏掠的民众，在这批人当中，被迁移到金上京地区来的，绝大多数都是具有各种技艺的人士［11］。再次，则是金朝统治者调集的各地人才［12］。
为了供给这些迅速增加人口的日常生活物品，而当地的自然环境又不能够生产充足的产品，于是，金朝统治者只得动用大批的人力、物力，从遥远的中原地区运输各种物资到金上京来。根据当时的运输能力，有人进行过大略的估算，其消耗的费用是十分惊人的，大约运送一份物品的量，就要耗费三份物品的量［13］。对于这项耗费，给金朝政府的经济压力是巨大的。
与金上京相比，金中都在经济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不仅在物产方面，金中都地区要比金上京丰厚的多，而且金中都的地理位置也极为优越，除了可以免去大量运输物资的耗费之外，还有一条前人开凿的大运河，能够既廉价，又快速地把大批物资从中原各地运送到都城来。而那些现有的陆路交通线，也是宽阔平坦，四通八达。
三、金朝迁都的文化原因
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除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要素之外，还应该成为一个文化中心。在金朝建立前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也就是辽宋金元时期的几百年间，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始终是贯穿历史全过程的一个主题。如果说，大金朝统治者崛起于东北地区之时，这种融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到了金、宋对峙的时期，这种融合才真正全面展开，又是在强烈对抗环境下的融合。
除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之外，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有一个相互融合的过程。从金上京向金中都的迁移，充分体现了这个众多民族、各种文化不断融合的复杂过程。也正是在这个复杂的融合过程中，金中都才得以确立其在整个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的地位。
从女真族的崛起，到攻灭辽朝，可以说是金代民族融合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主要表现的乃是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这时的民族融合的中心，就是金上京。从东北地区的小范围来看，以上京为中心，“东濒海，南邻高丽，西接渤海、铁离，北近室韦”［14］。其位置与东北地区的几个主要少数民族皆有联系。
在这种环境当中，女真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阶段尚处于较为蒙昧的时期［15］。“自灭辽侵宋，渐有文饰。”［16］这一时期，因为是先攻灭的辽朝，故而金朝统治者在文化方面所受到的影响，主要亦源自辽朝［17］。其中，在辽朝的诸多归降大臣中，有些汉族谋臣受到特别重用，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这个时期，金朝统治者和大多数女真贵族对于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还抱有一种戒备态度，因此，在政治行动中往往采取抵触的措施。［18］然而，在日常生活当中，汉文化的影响却在潜移默化地产生着作用。经过一段时期的融合之后，也就是金朝的势力越来越多进入中原地区之后，汉族的高度文明对女真统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19］这时不仅女真统治者个人对汉族文化的喜爱日甚一日，而且女真统治集团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文化制度等许多重要方面，都采用了汉族封建王朝的一贯作法。在政治制度方面，金熙宗对中央及地方官制的进一步完善；在经济制度方面，核定户籍、田亩，征收赋税等制度的确立；在文化制度方面，礼仪之制定、太庙及陵寝的修建等制度的施行，皆是如此。
从金熙宗开始的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到海陵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再到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这种融合的范围不断扩大，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加彻底。即以文化方面的融合而言，金朝统治者最初尊行的女真少数民族风俗，对于祖先的祭祀并不重视，“金虏本无宗庙，祭祀亦不修”［20］。直到灭辽伐宋之后，才开始采纳宗庙之礼仪，其制度却较为简陋。及金海陵王迁到金中都以后，才将宗庙和陵寝制度加以完善。
当然，在从金熙宗到金章宗这八十年左右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并不只是女真等少数民族全盘向汉族民众效仿，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被带入到中原地区来，受到汉族民众的效仿。但是，如果从民族融合的整体状况来看，当时汉族文化的文明程度是要高于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因此，是各少数民族民众向汉族民众学习的东西更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