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社教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发中心
司马迁作《史记·五帝本纪》，有近三分之二的篇幅用来描述舜的功绩，司马迁云：“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徙，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址、北发，西戎、析枝、渠瘦、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岛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朝。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1］舜帝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知。舜帝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他不仅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和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巩固有开拓奠基之功，对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创立、工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社会秩序的规范、伦理道德的建立也厥功甚伟，影响深远。舜帝有关的治国理念、用人思想，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观念，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去体会、去借鉴。因此大力开展对虞舜文化的研究不仅是一项重大的历史课题，而且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舜帝在我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因而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流传有关于他的踪迹，目前关于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复、居于嬀汭、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及其建都何地的说法就有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浙江等五六种之多，长期争论不休。司马迁云：“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2］可知早在西汉及其以前已如此，因此要想仅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考察虞舜的出生地、建都地和主要活动地域是各有所据，很难说清楚的。本文准备换一个角度，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地理环境的优越性来考察，探讨舜居河东这一说法的合理性。
一、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来看
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来看，舜居河东最符合史实。
虞舜所处的时代属于我国历史上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从古史传说来看，自从黄帝于阪泉之野大战炎帝、于涿鹿之野大战蚩尤，诸侯咸尊其为天子之后，天子之位一直是世袭的。
黄帝之后为高阳（即颛顼），高阳之后为高辛（即喾），高辛之后为放勋（即尧），放勋之后为重华（即舜），重华之后为禹。《史记·五帝本纪》云：“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根据《大戴礼记·帝系》及《纪年》、《山海经》、《世本》、《史记》等史籍的记载，尧、舜、禹皆是黄帝的后裔，有完整的谱系可查。［3］古史中这种三代同源的记载，在近代颇受学者的怀疑，普遍认为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李学勤先生认为：“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炎黄二帝以及其后裔的种种传说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4］确实如此，这样严密的谱系不是凭空就能杜撰出来的，应该有其历史方面的背景。由此可知，尧、舜、禹之间的所谓“禅让”与夏、商、周三代的王位世袭制有相似之处，实际上是一种部落内部的王位世袭制，自黄帝至于舜、禹，部落联盟的首领之位一直控制在黄帝部落手中，天下一直是黄帝部落的天下。
虽然经过世代的演替，黄帝部落衍生出许多支系，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些支系不可能迁徙到距其主系很远的地方，应紧紧围绕在其主系周围。《左传·哀公六年》载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堂，有此翼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
杜预注：“灭亡，谓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孔颖达疏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据历史地理学者的考证，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夏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5］。三者皆在今晋西南地区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
实际上，在唐虞之前的黄帝的活动范围也是以晋西南地区为中心开展的。《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又云：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对于阪泉和涿鹿，古今均有不同的解释，李元庆先生从地名学和民俗学角度，并结合有关地理和炎、黄、蚩尤活动地域的记载，推断就在晋南河东盐池东盐池附近的解镇（今运城市解州镇）一带［6］，论据充足，于理为允。
而考古学的有关成果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文物普查时，曾在位于襄汾县城北约7．5公里的崇山西麓陶寺村南发现一处古文化遗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址和墓址两大部分，文化内函极其丰富。这便是后来闻名中外的陶寺遗址。自1978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已发掘出居住址面积2000多平方米，发现有各式房基、道路、水井、窖穴、陶窑、石灰窑以及石、骨、蚌质的生产工具、武器和大量的日用陶器；墓地面积30000多平方米，已发掘面积约5000多平方米，清理出大、中、小型墓葬1200多座，获得一批陶、木、石、玉、骨器。这是在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中“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非一般氏族部落可比拟”，“而庞大的墓葬群，尤属前所未有的发现”［7］。
从遗址的规模和结构布局来看，陶寺遗址应该是一处大型的统治中心。陶寺遗址的文化年代，距今约4500年至3900年间，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期。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因此有的考古学家认为，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是夏代以前尧陶唐时代的文化，陶寺遗存可能就是陶唐氏的文化遗存之一，甚至认为就是“帝尧陶唐氏的所都和所居之地”［8］。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在陶寺村西“西渠”的台地上新发现了一座古城址。据报导，从现存的东、南和北墙来看，城址大体为平面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1800米，东西宽约1550米，城址面积达280万平方米。城内有街区屋舍、宫殿群落，以及观象台、水井、仓储等设施。这些都证明它是当时一处重要的都邑性聚落。陶寺城址的年代，经碳14测定，早期为公元前2870年至公元前2460年，晚期为公元前2440年至公元前19世纪，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相当［9］。陶寺城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上述的有关推论是非常合理的，于史有据的。
既然舜以前的黄帝和唐尧及其以后禹的活动中心都在晋西南地区，舜的居地也就应在此不远，或者说也就在晋西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