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地理环境的优越性来看
从地理环境的优越性来看，舜居河东最有可能。
晋西南所在的山西地区属于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黄土堆积深厚，“黄土是非常肥沃的未经淋滤的土壤，栽培作物可以多年不施肥，它的保墒能力使它能在雨水很少的条件下获得丰收”［10］。黄土组织结构细而均匀，矿物成份丰富，质地疏松，容易粉碎，多大孔隙，有良好的保水保墒性能，有利于作物的栽培，非常适宜早期人类的开发和居住。而黄土高原以外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就要略逊一筹。《尚书·禹贡》对当时各地的土壤条件和田赋等级有一个比较。如包括晋西南地区在内而且主要以今山西地区为主的冀州，“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田地条件虽在九州中属第五等，但赋却在九州中位居第一；而包括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北部地区的兖州，“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田地条件在九州中属第六等，而赋则属于九州中的最后一位；以今山东半岛为主的青州，“其土白坟，海滨广泻，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田地条件在九州中属第三等，赋则为第四等；包括今安徽、江苏北部和山东西南部地区在内的徐州，“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其田上中，赋中中”，田地条件在九州中属第二，赋则为第五等；淮河以南地区的扬州，“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错”，田地条件在九州中属第九，赋为第七，杂出第六；包括今河南、湖北和江西地区在内的荆州，“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田地条件在九州中属第八，赋则为第三；以今河南地区为主的豫州，“其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赋杂上中”，田地条件在九州中属第四，赋则属第二；以今四川盆地为主的梁州，“其土青骊，田下上，赋下中三错”，田地条件在九州中属第七，赋则为第八，杂出第七、第九三等；包括今陕西、甘肃在内的雍州，“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田地条件在九州中属第一，赋则属第六。就农业生产条件和田赋的等级之间的关系来看，今晋西南地区无疑是最好的。这对于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技术水平还相当低下的农耕部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冀州的田赋之所以能在九州中位列第一不仅仅得益于其土壤条件，气候的温暖湿润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当时的晋西南地区并不像现在这样的干燥，缺乏水源。当时这里的河流水量丰富，湖泊众多，着名的昭余祁就位于今太原盆地南部一带，它由九个较大的湖泊接连而成。根据历史气候学家的研究，公元前6000年至1000年，我国的气候属于仰韶温暖期，当时中国东部地区的气候要较现在温暖，年平均气温高出现在2℃左右，冬季气温要高出现在3℃至5℃，亚热带北界位置与现在相比北移5-6个纬度，晋西南地区正处于亚势带北界的边缘地带［11］。也就是说，当时晋西南地区的水热条件与今天秦岭-淮河一线地区相近。这样的良好的水热条件，再配以当地优越的土壤资源，给予技术条件还相当落后情况下的农业生产以有力的保障，从而也就给予以此作为生存基地的部落以有力的经济后盾，使他们在为争夺资源而战的连绵不断的部落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长期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
晋西南地区不仅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还具有非常有利的地理区位。晋西南地区居于古代华夏各族活动的中心地带，不偏居一隅，大河由北向南又折东流去，成为沟通内外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可以很方便的与周围的各部族建立联系；同时北有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南有中条、砥柱滨河错峙，东有太行为之屏障，西有大河为之经略，是一处非常理想的立都之地。
河东盐池丰富易得的盐业资源也为晋南地区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发源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盐在人体生理功能上具有维持胃液中的酸碱平衡，调节血液中的碱度，维持心脏的跳动，维持肌肉的感应能力等重要作用。因此人类对盐的需要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对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人类文明实际上是围绕产盐地而兴起的。河东盐池是一个封闭型的内陆盐湖，位于古河东地区。它形成早，而且表露于地面，池水含盐量高，经过太阳曝晒便可自然结晶成盐，无需加工就可食用；而那时井盐、矿盐还没被发现，海水煮盐也还没有被人类认识。因此，河东盐池的优势十分明显，成为当时各部族觊觎的对象。对此，柴继光先生有非常详细的论述［12］，此不赘述。
不可否认，在其他地区也可能具有这样或那样优越的地理环境，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超过河东地区，但都不如河东地区这样能够形成系统合理的配置。地理环境的优越性不在于某一个两个方面地理要素的优越，而在于各个地理要素之间能否形成合理的配置，并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河东地区居于天下之中的政治、经济地理区位，屏山带河的军事地理形势，肥沃疏松的土壤条件，温暖湿润的气候资源，再加上丰富易得的盐业资源，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得天独厚，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代文明赖以生存和不断发展的独一无二的选择。
综上所述，关于舜的活动踪迹，特别是舜居嬀汭、耕于历山、渔于雷泽、陶于河滨及其代尧后建都何地的种种说法，由来已久，实际上是由于舜帝在我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因而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的一种表现，不足为怪。结合历史发展的连续和地理环境的优越性来考察，诸说中应以河东说最为合理，最为可信。
［1］《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
［2］《史记》卷1《五帝本纪》。
［3］据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第四篇《四〈帝系〉传说与蜀文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4］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一篇《二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
［5］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图35-36。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6］李元庆《三晋古文化源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139-140。
［7］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53。
［8］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106-107。
［9］黄石林《陶寺遗址乃尧至禹都论》，《文物世界》2001年第6期；张德光《再论陶寺城址发现的意义》，《文物世界》2003年第3期，2004年7月。
［10］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页145。
［1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龚高法、张丕远等《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的变迁及生物分布界限的推移》，《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柴继光《尧、舜、禹相继建都河东探因》，《寻根》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