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乾陵文化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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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唐墓壁画与毕罕(2)

皇帝出行的仪仗叫驾,有大驾、法驾等区别。而举行仪式的仪仗叫“衙”,也叫“排衙”,也叫“陈设”或“大陈设”,这其中都有毕罕出现。《宋书·礼志五》:“薛综《东京赋》注以云罕九游为旌旗别名,亦不辨其形。案魏命晋王建天子旌旗,置旄头云罕。是知云罕非旌旗也。徐广《车服注》以为九游,游车九乘。云罕疑是毕罕。《诗叙》曰:‘齐侯田猎毕弋,百姓苦之。’毕罕大施游猎,遂为行饰乎?潘岳《籍田赋》先叙五路九旗,次言琼鈒云罕。若罕为旗,则岳不应频句于九旗之下。又以其物匹鈒戟,宜是今毕网明矣。此说为得之。”

《新唐书·仪卫志》中详细记录了天子出行的仪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毕罕在仪仗群中所处的位置与重要性。志曰:“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羽葆、华盖、旌旗、罕毕、车马之众盛矣,皆安徐而不哗。次左右武卫白旗仗,居骁卫之次,鍪、甲、弓、箭、刀、楯皆白,主帅以下如左右卫。第一五牛旗队,黄旗居内,赤青居左,白黑居右,各八人执。第二飞麟旗队,第三駃騠旗队,第四鸾旗队,果毅都尉各一人检校。第五犀牛旗队,第六鵔鸃旗队,第七骐驎旗队,第八騼(马蜀)旗队,折冲都尉各一人检校。持鈒队,果毅都尉各一人、校尉二人检校。前队执银装长刀,紫黄绶纷。绛引旛一,金节十二,分左右。次罕、毕、朱雀幢、叉,青龙、白虎幢,道盖、叉,各一。自绛引旛以下,执者服如黄麾。执罕、毕及幢者,平陵冠、朱衣、革带。左罕右毕,左青龙右白虎。称长一人,出则告警,服如黄麾。鈒、戟队各一百四十四人,分左右三行应跸,服如黄麾。果毅执青龙等旗,将军各一人检校;旅帅二人执银装长刀,紫黄绶纷,检校后队。”

宋代的皇帝车驾,毕罕之位置也很清楚。《宋史·仪卫志四》:“次持鈒前队。左右武卫果毅都尉二人引队,左右武卫校尉二人。绛引幡一,左右有金节十二,罕毕各一,朱雀幢、叉、导盖,青龙、白虎幢各一,叉三。”可见毕罕处于卫队之后,帝王主仪仗之前。

为什么毕罕这般重要,原因在于毕罕已经由捕兽工具变为旗帜,成为一种符号与标志,拥有罕旗之义与古代操持仪仗中的斧钺一样,表示掌有征伐生杀大权。《后汉书·苏竟传》所记的:“毕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故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助天也。”可以作为一证。

毕罕作为仪仗,在天文星象上也有反映。这就是毕昴二宿。

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西方七宿中,有毕宿和昴宿。昴星在北,毕星在南,其间曰“天街”,实际就是黄道所经之处。《史记·天官书》:“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

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昴毕间为天街。”[18]《索隐》引孙炎曰:“昴毕之间,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也。”王先谦《汉书补注》于《天文志》“昴毕间为天街”下引《观象玩占》云:“……昴毕之间,阴阳两界之所分,毕为阳国,昴为阴国”[19]。天街为日月所经,所以有毕昴夹道。与此相应,人间帝王出行也有“左毕右罕”之仪。

古人观星占事,天上的毕星,依然与弋猎相关,同时也与边兵有关。王先谦《汉书补注》中曰:“《晋志》,毕八星主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则远夷来贡,天下安;失色则边兵乱。”[20]

四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毕罕帝王的云罕和毕罕到底是什么形状?目前已经很难说清了。

《西京杂记》曰:“汉大驾有毕罕在左右。”但未讲清其形状。

《晋书·舆服志》的注中则有简单的描述,使我们得其仿佛。“五时车后次华盖,中道,左毕,右罕”。《宋朝会要》曰:“象毕为天街,故为前引,皆赤质,金铜饰。朱藤结网,金兽面。罕方上有二螭首,衔红丝拂,毕如圆扇。”[21]《宋史·仪卫志六》亦曰:

“罕、毕,象‘毕、昴为天阶’,故为前引,皆赤质。金铜饰,朱藤结网,金兽面。罕方上有二螭首衔红丝拂;毕圆,如扇。”则仪仗毕罕,一方一圆,中有网,是古时捕猎所用,后用为仪仗,大驾卤簿中,夹于华盖两侧,左毕右罕。红丝拂,即红丝缨也。

这里所说的“毕圆,如扇”,正好与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仕女所持之物相似。古代的太子,身份是未来的帝王,其出行和典礼的仪仗排场,等级规模仅次于帝王,所以,唐代的懿德太子也可能拥有毕罕这种仪仗。懿德太子墓的壁画,有规模很大的陈设仪仗,其间运用了十二卫的帝王等级。结合仕女所持之物在壁画中的特殊位置。我以为,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仕女所持之物,可能就是毕罕。

五关于毕罕之套壁画中罕毕上包裹之布帛,可以名之为“韬”,今俗字或书为“套”。古代的韬,主要是裹藏器物,遮尘防潮。韬多为皮制,故其字从革,革是皮之一种。韬也有用油布制作的,名曰“油韬”,古代一些兵器便用油韬遮雨防潮。但这两位仕女所持毕罕上所包,则是布帛,从画中巾角具有一些透明性质,说明它是一种较薄的织物,大约是纱或者绢之类。

仕女所持罕毕上包裹着布帛,不仅仅是一种防护用品,可能还具有特别的含义。

天子狩猎,其目的并不单纯是打猎,还有军事训练与耀武扬威之作用。《尔雅·释天》说帝王狩猎:“出为治兵,尚威武也。”所以才以毕罕为前驱,“荷垂天之毕”,以示操持生杀大权,威慑中外。《后汉书·苏竟传》云:“毕(宿)为天网,主网罗无道之君。

故武王将伐纣,上祭于毕,求助天也。”[22]

但这种生杀大权,天子也不会乱用。张衡在《东京赋》中说到天子狩猎,最后还有弛网之仪,“解罘放麟”,就是将一些已经捉住的禽兽放生,以示帝王好生而不滥杀之德。文中曰:“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以达到“泽浸昆虫,威振八域。”张衡在文后又总结曰:“方其用财取物,常畏生类之殄也。赋政任役,常畏人力之尽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时。”[23]这是说决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颇有点今天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保持生态平衡之意。更为重要的是,要表现出帝王那种能威能杀却又引而不发、威而不用的态势,让臣民敬畏慑伏。所以一边高举毕罕进行威胁,一边又将其包裹起来表示仁义,恩威并用。

另外,毕罕也带有避邪除恶之义。《特牲·馈食礼》“宗人执毕”,郑注:“毕状如叉,旧说云:毕以御他神物,神物恶桑叉。”[24]《晋书·天文志》:“昴七星,

毕八星,主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则远夷来贡,天下安;失色,则边兵乱。”所以说,毕罕还具有避邪、平安吉利之作用。

作为仪仗,毕罕的象征是丰富的。

六结语毕罕是古代捕捉猎物的工具,其结构为一上端装有网罗的长柄器具。毕罕后来又成为帝王的特殊仪仗,左毕右罕,出现在帝王的车驾与礼仪排场中,代表帝王操持着生杀大权。反映在天象中的毕罕,早在先秦已经出现,说明其作为仪仗历史已经很长。

古代的太子,身份是未来的帝王,其出行和典礼的仪仗排场,等级规模仅次于帝王,所以,唐代的懿德太子也可能拥有毕罕这种仪仗。

懿德太子墓壁画间出现的仕女,手持器物,虽然上部包裹有布帛,不知其中结构,但其状类毕罕,很有可能即为仪仗毕罕。我推测,其外包裹布帛,是一种威而不用的象征。也许,帝王墓葬中的壁画,会绘出真正的毕罕形象。

一般考古发掘所获,都是质地坚固不易朽坏之物,如磁器、陶器、玉器、金银器等,而那些丝绸、麻布、竹木漆纸等易腐烂的物品,便不易得到,常常遇见的只是一些败迹残件。但通过这些唐代壁画,却使我们看到了许多今天已经很难见到的古代建筑、人物服饰与各种器用,特别是一些难以保存的器具。加强对于此类壁画的研究,甚有好处。故不揣浅陋,试说毕罕,不当之处,尚乞识者教正。

注释:

[1]《庄子集释》,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版,第163页。

[2]《说文解字注》毕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上。

[3]李善注:《文选》卷8《羽猎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55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306页。

[4]李善注:《文选》卷5《吴都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96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04页。

[5]《说文解字注》毕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上。

[6]《甲骨文编》禽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2页。

[7]录自潘鼐:《中国古代恒星观测史》第五章,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8]《十三经注疏》之《仪礼·特牲·馈食礼》,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83页中。

[9]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十六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3-555页。

[10]《甲骨文编》禽字下,中华书局1965年出版,第542页。

[11]《文选》卷8《上林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52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89页。

[12]《说文解字注》毕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55页上。

[13]李善注:《文选》卷5《吴都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96页。

[14]《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25页。

[15]《后汉书·舆服志》,中华书局标点本,3649页。

[16]《隋书》卷1,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1页。

[17]《隋书》卷5,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1页。

[18]《史记·天官书》,中华书局标点版,第1305-1306页。

[19]《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568页。

[20]《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568页。

[21](宋)高承撰:《事物纪原》卷3,1989年中华书局本,第126页。

[22]《后汉书·苏竟传》,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标点本,第1045页。

[23]《文选》卷3《东京赋》,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83-85页。

[24]《十三经注疏》之《仪礼·特牲·馈食礼》,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83页中。

[作者:秦建明,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