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秦雁
1971年发掘的唐乾陵章怀太子墓，墓内绘制有精美的壁画［1］。在墓道东壁有一幅长达8．9米的《狩猎出行图》，图中前方三位开路卫士，有两位分别手持一圆首棍状器具，最后面亦有两位卫士手持相同的器具。在前甬道东壁《内侍侍女图》中，最前面的男侍，亦手持此器具。同一时期发现的另一座乾陵陪葬墓懿德太子墓［2］，墓内壁画也十分精美，在第一过洞东壁的《驯豹图》中，四位驯豹者有三位或手举或腰插这种圆首棍状器具，其形状与颜色均与章怀太子墓者相同。那么，这种器具名何？作何用途？它的流传演变如何？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对其作一探讨。
养马在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关驯马的器具有很多，这种圆首棍状器具应该就是驯马时击马使用的“檛”（ｚｈｕā）。《左传·文公十三年》记：“（士会）乃行，绕朝赠之以策。”杜预注曰：“策，马檛。”疏曰：“檛，杖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没有“檛”字，但解释：“策，马箠也”，“箠也。”同时又解“箠，击马也”。《汉书》卷72《王吉传》记：“手苦于箠辔。”师古曰：“箠，马策。”《广雅·释器》解：“箠”《洪武正韵》解：“檛，箠也。”由以上解释可知，杖、策、檛、箠、，有着相同的用途，即都是驯马时驱马、击马用的器具。但是仔细分析，杖、策、檛、箠还是有些区别的。《后汉书》卷52《崔寔传》记载：
“（崔烈）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烈怒，举杖击之。钧时为虎贲中郎将，服武弁，戴鶡尾，狼狈而走。烈骂曰：‘死卒，父檛而走，孝乎？’钧曰：‘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非不孝也。’”
《急就篇》卷3曰：“铁锤檛杖棁柲杸。”颜师古注曰：“粗者曰檛，细者曰杖。”《晋书》卷28《五行志》记：“魏齐王正始末，河南尹李胜治听事，有小材激堕，檛受符吏石彪头，断之。”《宋书》卷31《五行志》也有类似的记载：“檛受符吏石虎项断之。”从这些记载可知，檛与杖的区别主要是大小、粗细以及由此形成的打击力度。
《淮南子·道应训》记载：“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缀上贯颐。”注曰：“策马棰端有针，以刺马，谓之缀，倒杖策，故缀贯颐。”《说文解字》解：“笍，羊车驱箠也。箸箴其端，长半分。”由此看来，策、箠的端首均有箴。那么，檛，到底是什么形状呢？《通雅》卷35“器用”条解释：“棓谓之棁，椎首谓之檛。”棁，《说文解字》解是“木杖也”，《急就篇》颜注曰：“棁，小杖也，今俗呼为袖棁，言可藏于怀袖之中也。”《后汉书》卷80《祢衡传》里讲“（祢）衡乃着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看来，棁是一种小型的木棍。又据《淮南子·说山训》“执弹而招鸟，挥棁而呼狗”的记载可知，棁是驯狗时使用的一种器具。棁头部为圆椎状即为檛，也就是说檛就是顶端为圆椎的一种棍状器具，这与前述唐墓壁画中卫士或内侍手中所持的圆椎首棍状器具形状相符，因此，壁画中的这种器具应名檛。从檛的偏旁来看，最初它是用木头制作的。檛动词化后则为挝。
唐代，檛的用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檛仍然是驯马器具。不仅用作驯马，也用来驯豹、狩猎。
唐代，养马业发达，马的使用极其普遍，檛仍然是驯马时用以击马的器具。山东嘉祥隋开皇四年（584）徐敏行夫妇墓［3］墓室西侧《备骑出行图》中前者牵马缰绳，后者执檛。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纸本画《出行图》［4］中，前方牵马者执鞭，马后随者执檛，檛的用途清清楚楚。文献中也有相关记录，《资治通鉴》卷206载：
“则天言：太宗有马名师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
此事，《鹤林玉露》卷12亦有相同的记载［5］。又《唐语林》卷6记：“（唐德宗）兴元中，有知马者，曰李幼清，暇日常取适于马肆，有致悍马于肆者，结鏁交络其头，二力士以木耒支其颐，三四辈执檛而纵之，马气色如将噬，有不可驭之状。”由此可知，檛在驯马时，主要是击其首，铁檛比木檛更为厉害。另外，从懿德太子墓壁画《驯豹图》、碑林博物馆藏开成石经底座线刻图、日本正仓院藏唐紫檀棋盘侧面之四图案来看，檛还用于驯豹、驯兽。
唐代，檛不仅用于驯马，还用于狩猎和防身警卫，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6］出土的一件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纹饰中有一幅男子手执檛骑马追赶狐狸的狩猎图。
《酉阳杂俎》卷1记：“中宗景龙中（707-710），召学士赐猎，作吐陪行，前方后圆也。有二大雕，上仰望之，有放挫啼曰：‘臣能取之。’乃悬死鼠于鸢足，联其目，放而钓焉。二雕果击于鸢盘，狡兔起前，上举檛击毙之，帝称那庚，从臣皆呼万岁。”
由此来看，唐代皇帝与随从大臣骑马外出狩猎时，檛是随身携带的器具。章怀太子墓的埋葬年代是中宗神龙二年（706），景云二年（711）再次开启合葬房妃。墓中《狩猎出行图》所描绘的唐代皇室亲王或太子外出狩猎的情景，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都正好与这段文献记载互为印证。前方两名执檛者当为清游队，后方两名执檛者当为后拒队，头戴红色抹额表明其特殊身份。此图告诉我们，至少在8世纪初，皇室亲王或太子外出时的清道卫队中，先驱后殿的武士就已配备檛作为武器，一来它可击打马或突然袭击的野兽，仍有传统的实用功能；二来可击打挡路的行人，起到清道开路的作用，也由此逐渐演变成为仪仗出行的重要器具。根据壁画上的形象资料判断，檛的长度大约在60-70厘米，携带和使用都很方便，既可手执，又可别于腰间，如《驯豹图》中的那位男侍，还可以藏匿于靴中［7］。
二、檛作为军队中马上征战的武器使用。
由于檛在驯马中的实际功能，檛大量地出现在骑兵中，并逐渐成为军队中马上征战常用的武器。《新唐书》卷103《张玄素传》记载：“太子讳其切，夜遣户奴以骑，檛阻击，危脱死。”由唐代开始的军队马上征战作为武器使用檛的传统，到五代时期，非常流行。
《旧五代史》卷57《郭崇韬传》记：“诘旦，从袭以继岌之命召崇韬计事，继岌登楼避之，崇韬入，左右檛杀之。”《旧五代史》卷64《王晏球传》讲王晏球率后唐军队与契丹军对战，王晏球“奋剑挥檛，应手首落，贼军大败于嘉山之下，追袭至于城门。”在《旧五代史》卷66《安重诲传》、《新五代史》卷6《明宗纪》、《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新五代史》卷25《周德威传》、《新五代史》卷30《史弘肇传》等文献中也都有记载［8］。直到宋代，军队中仍然还有使用檛的，如《宋史》卷308《张旦传》记载：“副指挥使尚祚能运大檛，所斩首拉胁者，亦百余人。”
五代时期，铁制的檛在军中颇为流行，如《旧五代史》卷53《李存孝传》记载：“存孝每临大敌，被重铠櫜弓坐矟，仆人以二骑从，阵中易骑，轻捷如飞，独舞铁檛，挺身陷阵。”《旧五代史》卷56《周德威传》也有记载：“德威微服挑战，部下伪退，陈章纵马追之，德威背挥铁檛击堕马，生获以献。”铁檛在军队中已经成为重要的军事武器。到了宋代，作为军事武器的铁檛，更具杀伤力。《宋史》卷271《张藏英传》记载：“至则微服携铁檛，匿居道舍侧，伺其出击之，仆于地，啮其耳啖之，遂擒归。”铁檛还和别的武器配置使用，《宋史》卷274《王继勋传》记载：“继勋有武勇，在军阵，常用铁鞭、铁槊、铁檛，军中目为‘王三铁’。”《宋史》卷279《傅潜传》则讲傅潜麾下步骑有八万余人，全部配置的是铁檛和铁锤［9］，威力之大，不言而喻。可知，这个时期，铁檛已经成为军中马上征战的重要武器。
三、檛开始作为宫廷礼仪器具使用，这是檛在唐代的一大变化，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换句话说，宋元明清宫廷礼仪中作为定制使用的檛，它的源头在唐代。虽然在唐代文献中看不到有关记载，但是年代清楚的唐墓壁画却记录下了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典章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章怀太子墓《狩猎出行图》位于墓道东壁，根据考古学家对唐代多天井墓葬的研究成果可知，这个位置的壁画内容，主要反映的是墓主人外出的情景，出行仪仗的规模与其身份、等级有直接的关系。前甬道之后，象征着内宫，多绘制内侍、侍女、伎乐等内容。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李贤以雍王礼迁葬至乾陵，睿宗景云二年（711）又被追赠为章怀太子，并将其妃房氏与之合葬。合葬时将前甬道以后的壁画重新进行了绘制，以使其内容符合皇太子的身份。若此，《内侍侍女图》所在位置，应该代表皇太子所居宫殿大门，内侍官正手执檛迎立门前，很明显，这里的檛已经完全脱离了击马的实用功能，而具备了宫廷礼仪器具的仪仗功能。这种功能我们在稍后的墓葬壁画中还能见到，如吉林省延边和龙县渤海贞孝公主墓（渤海大兴五十六年、唐贞元八年，792年）主室西壁《侍卫与伎乐图》［10］，图中第一人执檛，佩弓箭，后三人持乐器或捧包裹，均无胡须，应该是侍奉公主左右的男装女子。
唐代内侍（宦官）在宫中执檛，文献中也有一些记载，如《旧唐书》卷184《杨复恭传》讲：“昭宗以何皇后宫嫔数人随行，幽于东宫，季述手持银檛，于上前以檛画地数上罪状，云：‘某时某事，你不从我言，其罪一也。’”枢密使宦官刘季述矫诏专权，执檛随行侍奉于宫中，竟然用檛指指点点数落皇帝，唐末宦官之异常地位也可见一斑了。
使用银檛自然也反映出其身份之特殊。
宋代，檛已经被明确规定为皇室仪仗中的用具，《宋史》卷114《礼志十七》“巡幸”条记载：“自咸平中，车驾每出，金吾将军帅士二百人，执檛周遶，谓之禁围。”《宋史》卷144《仪卫志二》“行幸仪卫”条记载：“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檛以殿，谓之禁卫。”
《梦溪笔谈》卷1记载得更为详细：车驾行幸，前驱谓之队，则古之清道也，又有衙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檛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贲人门之类也。
一直到金代，皇室仪卫中还使用檛。《金史》卷42《仪卫志下》“大驾卤簿”条记载：“今拟大定制外量添甲卒三百，栲栳队、执檛人二百四十八，通七千五百四十八人，仍分八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