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被公认为清末最优秀的学者，涉猎各个学术领域，并且均卓有建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梁启超一生酷爱历史，在史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最大。他研究的史学范围包括“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东西交流史”等方面，并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
梁启超的史学理念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大，尤其是西方进化论史学观传入后，他大胆借鉴，勇于探索，在介绍西方的新史学的同时，开拓了一条近代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的新路，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
壹
梁启超为什么要发动史学革命
1901至1902年间，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他批判旧史学，提倡以进化史观研究历史，并发动“史学革命”。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梁启超生活于清末民初之际，当时旧的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秩序还未成形，国衰民蔽，一切都处于汲汲可危之中。但是，他的内心时刻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支配着他力图挽国家于既倾，拯黎民于水火之中。当他接触了西方的文化后，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其对历史更是有了全新的认识：“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他发现：史学，是产生爱国之心的源泉，在西方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过程中占据着一半的功劳。那么，中国的史学状况呢？
在梁启超眼里，中国两千年传统史学，虽说史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陈陈相因，如同一个模子出来一样，根本不能在国民中普及。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他看来，这其中存在着四大病源。
其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中国历史上的二十四史，就如同二十四姓的家谱。史学家们根本不从国家的层面来记叙史实，而把天下都归为君主一人的天下。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内容就是谈某个朝代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采取了哪些治理措施，最后又是怎样失去江山的。《左传》是记录鲁国国史的书，《资治通鉴》也只是供君主参阅的书。历来的史书，都是用来供君主和大臣们看的，而不是供国民看的。这样造成的弊端是，人们只知道朝廷而不知国家。所以，中国的国家命运和前途往往被置之不顾，爱国思想也就不能建立起来。
其二，“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的历史成了少数英雄人物活动的大舞台，变成了个别人的兴衰成败史，百姓和群体被排除在外。历史成了人物的画像，时代成了人物的附属。就本质来说，中国历史是由无数墓志铭累积而成的。但从来没有史学家将眼光放在群体的身上，来记叙他们交涉、竞争和团结之道。这导致了中国人不能产生群力、群智和群德的状况。
其三，“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中国的历史书都是死人的纪念碑。西方人写历史，越靠近现代越详细，而中国却是不等到改朝换代，一个朝代的历史就不能出现，并且在记述中还有不少隐讳。其根源，正是把历史当作了朝廷的专有物，所以除朝廷外，民间的事竟少有记叙。这是史家的一大罪过。
其四，“知有事实不知有理想”。历史的精神是什么？是理想！历史就是让人通过鉴察以往的大趋势来预示将来的变化走向，这样写出的史书才有实际意义。但是，中国的史书呢？不过呆板地写道：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于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其前因后果是什么，就见不到了。所以，中国史书，就如同蜡像馆里的蜡像，毫无生气。而这也让中国的历史成了不能开启民智而只能是损耗民智的工具。
在总结出中国史学存在的四大病源后，梁启超又从中引申出两大弊端：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的史书所记载的，都如同记邻家的猫生下一个猫崽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而且只就事而记事，没有思考和思想类的东西。这六种病端带来的严重后果首先是难读懂，其次是难选择。即使一个人有空余时间，有耐心，读遍所有的史书，但如果没有极敏锐的眼光、极高深的学识，也不能区别书上哪条有用哪条无用，只能枉费时间和精力，而且无启发作用，不能开启民智。这样即使读遍全史，也无法激发出爱国之情。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是落后于时代的问题，而是治学方法错误的问题。要想让中国人振奋民族精神，四万万同胞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史学就应当成为无论老、幼、男、女、智、愚、贤和不肖的人们每天必须从事的事，像饥渴时需要饮食一样。但是，遍查中国的历史，没有哪一部史书能起到这种作用。所以，梁启超认为必须要发动史学革命，改变现状。“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在那个国弱民穷，山河破碎的年代，国人在饱受西方列强践踏和摧残的屈辱中，首先所能想到的就是“师夷之技以制夷”，希望通过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武装自己，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这种思想并不是某个人的想法，可以说是那些睁眼看世界的人的共同想法和心愿。然而梁启超似乎是个另类，他所想到的竟然是通过发动史学革命来实现拯救国家的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联系那个时代，我们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1894年7月25日，中日两国以丰岛海战爆发为开端，于该年8月1日海战全面爆发。史称这场海战为甲午战争。此前，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并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比较强大的海军力量。这使得当时的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战争爆发时，从整体上来看，中日力量对比悬殊相差不大。但战争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当时为中方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政府不得不屈辱地割地赔款。那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显然，同其他有识之士一样，梁启超也看出了问题的实质所在。那就是，战争胜负也好，救国图强也好，关键不在什么技术手段，而在于人的素质。再好的技术，到了一个一窍不通的人手里，都无异于垃圾。欲要救国，必先要提高人的素质；欲提高人的素质，必先要开启民智；欲开启民智，必先要接受学习教育。教育从哪里开始并普及呢，在中国最易为人接受的莫过于那些让人喜闻乐见的历史典故和传说了。但是，中国的传统史学又存在着一些弊端，当然这并不是历史本身的过错，而是史学记叙的过错。所以，要想让民众从史学中增长知识，当务之急就必须进行史学革命。
而不管梁启超史学革命的观点提得是否合理、在现实之中是否得到响应，单是他那种拳拳的爱国之心、忧世情怀，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贰
为什么说墨子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实干家
墨子名翟，是战国时期学者、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他提出了“兼爱”、“非攻”等观点和“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他的学说深刻影响着当时一些人的行为。梁启超称他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实干家。
在诸子百家之中，倡导尚贤的人包括孔子在内有很多，但是没有人能达到墨子的力度。因为墨子的尚贤，重在实践，强调在实践中能切实可行。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严格的亲疏贵贱的等级差别，国家所任用的人，基本上都是靠亲缘、血缘和身份等来鉴别提拔的，没有任何择优汰劣的用人机制。而墨子的尚贤主义，义和利相统一，也就是通过实践来发现贤人并任用。
梁启超推崇墨子尚贤，是因为墨子的尚贤与旁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有了贤人就要使用，不要把他们当作炫耀的摆设，要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才干获得报酬。
唐代的李商隐写过一首《贾生》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中的“贾生”指的是汉初著名的文学家贾谊。贾谊同时还是一位政治家，二十多岁即当上了博士。后来遭到权臣的嫉妒，被贬到长沙。几年后他才回到长安与汉文帝见面。然而，尽管贾谊“才调更无伦”，文帝召见他所谈的并不是什么治国安邦的大计，而是其一时感兴趣的鬼神的故事。所以，这首诗实际上是首讽刺诗，讽刺那些把求贤挂在嘴上却并不是真心求贤的人。如果像墨子所提倡的那样注重实行，那么，贾谊的才干也许就不会被闲置了。
墨子重实行还体现在其不持天命论或宿命论之态度上，即命不是由天定的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命在我不在人，梁启超把它称为“非命说”。墨子不主张听天由命，而认为人应该不悲观厌世、不彷徨观望，持乐观的态度积极投身实践当中，自然“强而莫能御也”。墨子的这一观点与孔子的儒家观点相左。孔子的主张是建立在天命观上的，即“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所以，墨子的非天命说同现代人的进取主张十分接近，有一种昂扬的斗志：强者走天下，踏碎冰雪霜。
墨子认为鬼神是存在的，而且还认为鬼神能对人间的善恶予以赏罚。他还为鬼神的存在举过不少实例。杜伯杀周宣王就是一例。
杜伯是周宣王的臣子，他并没有犯什么罪却被周宣王杀了。杜伯被杀前说：“我的君主要杀我而我并没有罪，假若认为死者无知，那么就罢了，假若死者有知，那么不出三年，我必定让我的君主知道后果。”第三年，周宣王会合诸侯在圃田打猎，猎车数百辆，随从数千人，人群布满山野。太阳正中的时候，杜伯突然出现了，乘坐白马素车，穿着红衣，拿着红弓，追赶周宣王。他在车上射出一箭，射中宣王的心脏，使他折断了脊骨，倒伏在弓袋之上死去。这件事记载在周朝的《春秋》上。
不过，与其他人信奉鬼神的观念不同，墨子信鬼神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助超人间的权威以限制当时统治集团的残暴统治。“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僭速也！”意思是：“警戒呀！谨慎呀！凡是杀害无罪的人，他必得到不祥后果。鬼神的惩罚这样的惨痛快速。”在《墨子·鲁问》中，墨子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有一天，鲁国国君对墨子说：“我害怕齐国攻打我国，可以解救吗？”墨子说：“可以。从前几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只不过是百里见方土地的首领，喜欢忠诚，实行仁义，终于取得了天下。而几代的暴王桀、纣、幽、厉，把怨者当作仇人，实行暴政，最终失去了天下。我希望君主您对上尊重上天、敬事鬼神，对下爱护百姓，为百姓着想；准备丰厚的皮毛、钱币，而且辞令要谦恭，赶快用礼交遍四邻的诸侯；动员全国的人民，抵御齐国的侵略。这样，祸患就可以解救。不这样，看来就毫无其他办法了。”这里，墨子要求鲁国国君敬事鬼神的目的，就是告诫他们不要胡作非为，不然必遭天谴。
梁启超认为墨子的“明鬼论”不圆满。但是，他从中看出了积极的一面，指出“明鬼论”能够振奋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一改过去的衰颓面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鬼神的力量是一种敬畏的信仰，不仅能够促使人性向善，还能让人产生一种让人性中充满善的大无畏的精神和公正无私的风范。为此，他还特意举例子让大家了解墨子对待死的态度。
鲁国有一个人因为相信墨子，就把他的儿子送给墨子教育。后来，他的儿子在战场上战死了，那个人就责备墨子。墨子说：“你要让我教你的儿子，现在学成了，却因为战死就怨恨我。这就像买进粮食，粮食卖出去了，又为粮食减少而生怨恨一样，难道不荒谬吗！”这个例子中，墨子并没有任何同情之心，所表露的只是对生死的坦然。
在现实中，墨子有门徒一百八十人，这些人都能够为义赴火蹈刃，义无反顾。孟胜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