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梁启超讲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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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梁启超谈史学: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2)

孟胜是墨家学派的钜子(很有成就的人),与楚国的阳城君交情很好。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并把璜玉裂开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合符以后才能听从。”楚王死后,群臣围攻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武。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国治罪这些大臣,阳城君逃走了。楚国要收回孟胜的食邑。孟胜对身边的人说;“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现在没有见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国收回食邑,不为此而死,是不行的。”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死了如果对阳城君有好处,那么这样去死是可以的,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却使墨家在社会上断绝了,这不可以。”孟胜说:“这种说法不正确。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为此而死,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贤友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良臣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为此而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我将把钜子位置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贤德的人,哪里需要担心墨家在社会上会断绝呢?”徐弱说:“像先生您说的这样,那我请求先死,用来扫清道路”。于是,徐弱自杀,其头颅被送回孟胜身前。孟胜死后,弟子们为他殉死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人。有三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给田襄子后,打算返回去在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胜已把钜子的位置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可是,这三个人还是返回去为孟胜殉死了。接受墨子学说的人认为,钜子不能明察就不能听从,哪怕用严刑厚赏的手段。现在世上谈到治理天下,大都认为要用严刑厚赏。但对于墨家弟子来说,都是不起作用的。

墨子学说是以利为目的的。“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句话是墨子本人经常说的。不过,他所说的利,所涵盖的是整个天下,而不是个人。所以,梁启超认为,墨子所取利的行为已到了轻死生的地步,如同践行儒家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主张。这样的行为,自然是可以称颂的,而采取这样行为的人,自然是可以被称颂的实干家。

中华民族是由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来的吗

每个民族都是从漫长的历史中走过来的。梁启超是运用近代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历史的第一人,并且是赋予“民族”一词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指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民族成立的唯一要素在于“民族意识的发现与确立”。通过研究,他得出:中华民族自始就是多元部落的结合,又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的融汇,才形成了“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1922年,他在作品中十分欣喜地写道:“有一件大事,是我们五千年来祖宗一直努力,从没有间断过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进行,而且很有成绩。是件什么事呢?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中华民族之扩大’。”他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

下面,就以梁启超的研究成果来作分段说明。

在先秦时期,除华夏族外,在中国大地上还生活着八个少数民族。它们分别是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和百濮族。其中,除苗蛮族和百濮族外,其余六个民族全都融合进了华夏民族。

蜀族的居住地,在今天的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四面高山,又有大的江河阻隔,这就如同天然的屏障,致使后人有“蜀道难”的感叹,外方的人很难进去。而盆地内,又非常适合植被的生存繁衍,所以,蜀族被中原华夏族发现较晚,当与苗蛮族被发现的时间相同。到黄帝的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为妻并生下高阳时,两族才开始交通往来。秦惠王时,秦惠王派司马错灭了蜀国,蜀族的居住地才并入中原;又经过汉代和三国时期的融合,蜀族被中原来的华夏族完全同化。

巴氐族的居住地,在四川盆地外围的东南面,即从巴江、嘉陵江两岸到重庆夔州、湖北荆州之间的大片区域。自古以来,巴氐族与蜀族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并且互为仇敌。在一些古籍中,将巴和氐区分为两个民族,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们同族同源。

巴氐族开始外迁,大致起于汉朝。汉武帝元封年间,迁徙一部分氐人居住于甘肃酒泉。东汉光武帝建武中期和东汉和帝永元中期,两次迁徙巴人到湖北江夏。汉末天下大乱,一部分巴人从四川绥定府迁到陕西汉中府,号为车巴。曹操攻克汉中后,再将一些巴人迁到秦川。这时的巴人已经充斥关中。后来没多久,又有一部分巴人迁到甘肃巩昌府。到南朝时期,襄阳和武昌一带,都是巴氐族聚居的地区。后来,在北朝时的西魏和后周期间,王雄和陆腾两次斩杀巴氐人,其族才衰弱下去,并逐渐被华夏族同化。

徐淮族又称东夷族,但与秦汉时所称的东胡不同。因为东胡居住在域外,而徐淮族聚居在域内,大致在淮河一带,包括庐州府、淮安府和河南省商丘、山东曹州之地,另外还散居在环山东半岛以及向南黄海沿海一带。徐淮族以强武著称。在战国以前,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未被华夏族统治。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徐淮族才逐渐被华夏族同化。但是,他们的强武精神,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影响很大。

吴越族与徐淮族之间以长江为隔,居住地大致在今天的苏南和浙江省境内。自夏、周时期就与华夏族相互往来。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断发的习俗。这一习俗是其他的民族所没有的。另外,他们还纹身,目的是通过断发纹身来躲避蛟龙的伤害。史书上称吴越的君王好勇,百姓们喜好用剑,断发轻死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把先秦时的吴、越人归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但实际上,他所谓的吴越族,原本属于华夏族的一支。

闽族为一个大的民族,由来已久。他们居住于以福建省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平定闽越地区后,将闽人迁徙到了江淮之间定居,并毁掉他们的原居住地。随后,闽族逐渐被华夏族同化。

百粤族是一种通称。因为五岭以外,古称百粤,各个民族名目繁多,不能一一指定。在远古时期,大致从贵州的南部、广西的西南部、广东的全部以及越南、泰国和缅甸,南印度的一小部分,都为同一族所占地。与华夏族以及其腹地的其他民族之完全不同。后来,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形成华夏族与百粤各族杂处,再到后来,大部分被华夏族同化。

到了汉代时,雄居塞外者有三大族群:正北面的是匈奴,东北面的是东胡,西北面的是月氏。其中的匈奴族,在秦始皇时期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到东汉时期分化为南、北两支。南匈奴内附,北匈奴向西而去。内附的匈奴在西晋后期的五胡十六国时期,除被追杀的以外,剩下的融入了华夏族。月氏族以游牧为主,经常与匈奴发生冲突,后遭匈奴攻击一分为二。西迁到中亚的一支称为大月氏,东迁到甘肃、青海一带的为小月氏。

东胡族群的历史比较复杂。汉朝以前的东胡,居住在今天的北京、河北北部一带,当时称为北戎。公元前664年,齐桓公大败北戎,至此一百多年间北戎未见经传。到燕昭王时,通过武力驱逐东胡于千里之外。从这时起,东胡就成为了居住关外的一个族群。汉朝初期,匈奴冒顿单于大败东胡。一部分东胡人退居到科尔沁的乌桓山自保,因而称他们为乌桓。汉武帝击破匈奴左地,迁徙乌桓人在上谷、渔阳、辽西和辽东等地。东汉末年,曹操亲征乌桓,战胜后将他们迁到齐地,成为齐民。到这时,东胡中的乌桓一支完全被华夏族同化。

到了南北朝时期,东胡族群中的鲜卑分支入主中原,到了隋唐时期,完全融入华夏族。鲜卑入主中原后,塞外的东胡族又经历了一些更替。到唐朝时,其中的契丹分支内附。到五代时,中原无主,契丹族崛起。更国号为辽。到辽被金灭时,一部分入于蒙古族,一部分入于华夏族。到明清,特别是清朝统一女真各部落,东胡作为一个族群完全消失,形成了华夏族的一个分支——满族。

梁启超通过历史研究来告诉人们一个真相:世界上没有所谓天生的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各个民族都是在相互磨合、交融、相互学习中向前发展的。这种认识,如今已经成为了各民族的共识。而在当时来说,其观点对于缓和民族矛盾,减少民族摩擦,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清朝为什么会走向衰弱

自1840年开始,清朝就进入了一个让人充满屈辱和忧愤的时期。山河破碎,大地沉沦,广大人民在列强铁蹄的践踏下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沦落到这一步的呢?作为炎黄子孙,谁都会在沉痛之余沉下心来扪心自问。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再次将整个清朝推向痛苦的深渊。这对有着强烈爱国热忱的梁启超来说,无疑是对身心的又一次沉痛打击。不过,他于痛苦中勇敢地站了起来,并开始以一种历史的视野来审视国家,从中搜求答案。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洋洋洒洒的两万多字的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把目光关注到人的本身来研究社会成因的人,并试图通过这一角度从历史中找出清朝落后挨打的根源,从而能够对症下药,早日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让国家走出积贫积弱,最终走向强大。

梁启超通过《韩非子·喻老》中扁鹊给蔡桓公看病的故事来说明“审病源”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一次扁鹊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他就对蔡桓公说:“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怕会加深。”桓公说:“医生喜欢医治没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肌肤了,不治就会进一步加深的。”桓公听后很不高兴,也对其不予理睬。扁鹊只好走了。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厉害。”桓公听后依然很不高兴,不理睬他。扁鹊只好走了。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公转身就跑。而这时桓公却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病在表皮,药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肤,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清热的汤药可以治好;在骨髓,属于主宰生命之神管辖的范围,没有办法了。现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见了。”过了五天,桓公身体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逃往秦国了。最后桓公死了。

梁启超引用这个典故,目的恐怕是和该典故得出的结论相同:良医治病,趁它还在初发阶段时就加以治疗;问题产生了,要抢在其弱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但清朝的积弱已经越过了初始阶段,因此就要对其根源进行寻找。通过分析,他归结出清朝积弱的四大根源。

首先,源于国民的爱国之心的薄弱,这是国家积弱的最大根源。其主要表现在:不知国家与天下的区别、不知国家与朝廷的界限和不知国家和国民的关系。在当时,国民的这些表现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可散见于各种记述中。

在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争斗。

其实,国人在这方面的薄弱,实是与漫长的家天下的强权统治有关。长期的阶级对立造成了民心的离散,因此他们才表现出了对国事的冷漠。

其次,源于国民的人心风俗。梁启超把国家积贫积弱的首罪归于当局者和各层官吏。但同时,他认为国民的责任也不浅。这主要表现在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和无动六个方面。

爱因斯坦于上世纪20年代来过上海,当时中国人的愚钝与奴性让他十分吃惊。他说:“在外表上,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而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

也许正因为国人的奴性和愚昧,才导致了国民的为我心性,自私,各顾各,没有团体意识。当时的日本以区区小国之躯,竟敢对庞大的清朝发动战争,显然是看出了这一点。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观点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结果正被他言中。当时的中日之战,实际上清朝就如同以直隶一省与日本作战,从而导致了大败。

梁启超所说的国人“好伪”,主要是针对清朝官场来说的。当时的官场,处处行“伪”:“奏章之所报者,无一非伪事;条告之所颁者,无一非伪文;应对之所接者,无一非伪语。举国官缺,大半无事可办,有职如无职,谓之伪职;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无律,谓之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