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胜是墨家学派的钜子（很有成就的人），与楚国的阳城君交情很好。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并把璜玉裂开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合符以后才能听从。”楚王死后，群臣围攻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武。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国治罪这些大臣，阳城君逃走了。楚国要收回孟胜的食邑。孟胜对身边的人说；“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现在没有见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国收回食邑，不为此而死，是不行的。”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死了如果对阳城君有好处，那么这样去死是可以的，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却使墨家在社会上断绝了，这不可以。”孟胜说：“这种说法不正确。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为此而死，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贤友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良臣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为此而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我将把钜子位置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贤德的人，哪里需要担心墨家在社会上会断绝呢？”徐弱说：“像先生您说的这样，那我请求先死，用来扫清道路”。于是，徐弱自杀，其头颅被送回孟胜身前。孟胜死后，弟子们为他殉死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人。有三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给田襄子后，打算返回去在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胜已把钜子的位置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可是，这三个人还是返回去为孟胜殉死了。接受墨子学说的人认为，钜子不能明察就不能听从，哪怕用严刑厚赏的手段。现在世上谈到治理天下，大都认为要用严刑厚赏。但对于墨家弟子来说，都是不起作用的。
墨子学说是以利为目的的。“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句话是墨子本人经常说的。不过，他所说的利，所涵盖的是整个天下，而不是个人。所以，梁启超认为，墨子所取利的行为已到了轻死生的地步，如同践行儒家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主张。这样的行为，自然是可以称颂的，而采取这样行为的人，自然是可以被称颂的实干家。
叁
中华民族是由不同的民族融合而来的吗
每个民族都是从漫长的历史中走过来的。梁启超是运用近代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历史的第一人，并且是赋予“民族”一词科学意义的第一人。他明确指出：民族既与种族不同，也与国民不同。民族成立的唯一要素在于“民族意识的发现与确立”。通过研究，他得出：中华民族自始就是多元部落的结合，又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的融汇，才形成了“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1922年，他在作品中十分欣喜地写道：“有一件大事，是我们五千年来祖宗一直努力，从没有间断过的，近五十年依然猛烈进行，而且很有成绩。是件什么事呢？我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做‘中华民族之扩大’。”他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考古发现和学术探讨所证实。
下面，就以梁启超的研究成果来作分段说明。
在先秦时期，除华夏族外，在中国大地上还生活着八个少数民族。它们分别是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和百濮族。其中，除苗蛮族和百濮族外，其余六个民族全都融合进了华夏民族。
蜀族的居住地，在今天的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四面高山，又有大的江河阻隔，这就如同天然的屏障，致使后人有“蜀道难”的感叹，外方的人很难进去。而盆地内，又非常适合植被的生存繁衍，所以，蜀族被中原华夏族发现较晚，当与苗蛮族被发现的时间相同。到黄帝的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为妻并生下高阳时，两族才开始交通往来。秦惠王时，秦惠王派司马错灭了蜀国，蜀族的居住地才并入中原；又经过汉代和三国时期的融合，蜀族被中原来的华夏族完全同化。
巴氐族的居住地，在四川盆地外围的东南面，即从巴江、嘉陵江两岸到重庆夔州、湖北荆州之间的大片区域。自古以来，巴氐族与蜀族并不是同一个民族，并且互为仇敌。在一些古籍中，将巴和氐区分为两个民族，那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他们同族同源。
巴氐族开始外迁，大致起于汉朝。汉武帝元封年间，迁徙一部分氐人居住于甘肃酒泉。东汉光武帝建武中期和东汉和帝永元中期，两次迁徙巴人到湖北江夏。汉末天下大乱，一部分巴人从四川绥定府迁到陕西汉中府，号为车巴。曹操攻克汉中后，再将一些巴人迁到秦川。这时的巴人已经充斥关中。后来没多久，又有一部分巴人迁到甘肃巩昌府。到南朝时期，襄阳和武昌一带，都是巴氐族聚居的地区。后来，在北朝时的西魏和后周期间，王雄和陆腾两次斩杀巴氐人，其族才衰弱下去，并逐渐被华夏族同化。
徐淮族又称东夷族，但与秦汉时所称的东胡不同。因为东胡居住在域外，而徐淮族聚居在域内，大致在淮河一带，包括庐州府、淮安府和河南省商丘、山东曹州之地，另外还散居在环山东半岛以及向南黄海沿海一带。徐淮族以强武著称。在战国以前，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未被华夏族统治。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徐淮族才逐渐被华夏族同化。但是，他们的强武精神，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影响很大。
吴越族与徐淮族之间以长江为隔，居住地大致在今天的苏南和浙江省境内。自夏、周时期就与华夏族相互往来。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断发的习俗。这一习俗是其他的民族所没有的。另外，他们还纹身，目的是通过断发纹身来躲避蛟龙的伤害。史书上称吴越的君王好勇，百姓们喜好用剑，断发轻死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把先秦时的吴、越人归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但实际上，他所谓的吴越族，原本属于华夏族的一支。
闽族为一个大的民族，由来已久。他们居住于以福建省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平定闽越地区后，将闽人迁徙到了江淮之间定居，并毁掉他们的原居住地。随后，闽族逐渐被华夏族同化。
百粤族是一种通称。因为五岭以外，古称百粤，各个民族名目繁多，不能一一指定。在远古时期，大致从贵州的南部、广西的西南部、广东的全部以及越南、泰国和缅甸，南印度的一小部分，都为同一族所占地。与华夏族以及其腹地的其他民族之完全不同。后来，随着中原势力的扩张，形成华夏族与百粤各族杂处，再到后来，大部分被华夏族同化。
到了汉代时，雄居塞外者有三大族群：正北面的是匈奴，东北面的是东胡，西北面的是月氏。其中的匈奴族，在秦始皇时期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到东汉时期分化为南、北两支。南匈奴内附，北匈奴向西而去。内附的匈奴在西晋后期的五胡十六国时期，除被追杀的以外，剩下的融入了华夏族。月氏族以游牧为主，经常与匈奴发生冲突，后遭匈奴攻击一分为二。西迁到中亚的一支称为大月氏，东迁到甘肃、青海一带的为小月氏。
东胡族群的历史比较复杂。汉朝以前的东胡，居住在今天的北京、河北北部一带，当时称为北戎。公元前664年，齐桓公大败北戎，至此一百多年间北戎未见经传。到燕昭王时，通过武力驱逐东胡于千里之外。从这时起，东胡就成为了居住关外的一个族群。汉朝初期，匈奴冒顿单于大败东胡。一部分东胡人退居到科尔沁的乌桓山自保，因而称他们为乌桓。汉武帝击破匈奴左地，迁徙乌桓人在上谷、渔阳、辽西和辽东等地。东汉末年，曹操亲征乌桓，战胜后将他们迁到齐地，成为齐民。到这时，东胡中的乌桓一支完全被华夏族同化。
到了南北朝时期，东胡族群中的鲜卑分支入主中原，到了隋唐时期，完全融入华夏族。鲜卑入主中原后，塞外的东胡族又经历了一些更替。到唐朝时，其中的契丹分支内附。到五代时，中原无主，契丹族崛起。更国号为辽。到辽被金灭时，一部分入于蒙古族，一部分入于华夏族。到明清，特别是清朝统一女真各部落，东胡作为一个族群完全消失，形成了华夏族的一个分支——满族。
梁启超通过历史研究来告诉人们一个真相：世界上没有所谓天生的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各个民族都是在相互磨合、交融、相互学习中向前发展的。这种认识，如今已经成为了各民族的共识。而在当时来说，其观点对于缓和民族矛盾，减少民族摩擦，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肆
清朝为什么会走向衰弱
自1840年开始，清朝就进入了一个让人充满屈辱和忧愤的时期。山河破碎，大地沉沦，广大人民在列强铁蹄的践踏下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沦落到这一步的呢？作为炎黄子孙，谁都会在沉痛之余沉下心来扪心自问。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再次将整个清朝推向痛苦的深渊。这对有着强烈爱国热忱的梁启超来说，无疑是对身心的又一次沉痛打击。不过，他于痛苦中勇敢地站了起来，并开始以一种历史的视野来审视国家，从中搜求答案。他把自己的见解写成洋洋洒洒的两万多字的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把目光关注到人的本身来研究社会成因的人，并试图通过这一角度从历史中找出清朝落后挨打的根源，从而能够对症下药，早日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让国家走出积贫积弱，最终走向强大。
梁启超通过《韩非子·喻老》中扁鹊给蔡桓公看病的故事来说明“审病源”的重要性。
战国时期，一次扁鹊拜见蔡桓公。站了一会儿，他就对蔡桓公说：“您有病在表皮上，不治怕会加深。”桓公说：“医生喜欢医治没病的人来作为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肌肤了，不治就会进一步加深的。”桓公听后很不高兴，也对其不予理睬。扁鹊只好走了。过了十天，扁鹊又拜见桓公说：“您的病到了肠胃，不治会更加厉害。”桓公听后依然很不高兴，不理睬他。扁鹊只好走了。过了十天，扁鹊看见桓公转身就跑。而这时桓公却特意派人问他，扁鹊说：“病在表皮，药物熏敷可以治好；在肌肤，针灸可以治好；在肠胃，清热的汤药可以治好；在骨髓，属于主宰生命之神管辖的范围，没有办法了。现在君主病入骨髓，因此我就不再求见了。”过了五天，桓公身体疼痛，派人找扁鹊，扁鹊已逃往秦国了。最后桓公死了。
梁启超引用这个典故，目的恐怕是和该典故得出的结论相同：良医治病，趁它还在初发阶段时就加以治疗；问题产生了，要抢在其弱小的时候及早处理。但清朝的积弱已经越过了初始阶段，因此就要对其根源进行寻找。通过分析，他归结出清朝积弱的四大根源。
首先，源于国民的爱国之心的薄弱，这是国家积弱的最大根源。其主要表现在：不知国家与天下的区别、不知国家与朝廷的界限和不知国家和国民的关系。在当时，国民的这些表现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可散见于各种记述中。
在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争斗。
其实，国人在这方面的薄弱，实是与漫长的家天下的强权统治有关。长期的阶级对立造成了民心的离散，因此他们才表现出了对国事的冷漠。
其次，源于国民的人心风俗。梁启超把国家积贫积弱的首罪归于当局者和各层官吏。但同时，他认为国民的责任也不浅。这主要表现在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和无动六个方面。
爱因斯坦于上世纪20年代来过上海，当时中国人的愚钝与奴性让他十分吃惊。他说：“在外表上，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而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
也许正因为国人的奴性和愚昧，才导致了国民的为我心性，自私，各顾各，没有团体意识。当时的日本以区区小国之躯，竟敢对庞大的清朝发动战争，显然是看出了这一点。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观点就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名为一国，实则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十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结果正被他言中。当时的中日之战，实际上清朝就如同以直隶一省与日本作战，从而导致了大败。
梁启超所说的国人“好伪”，主要是针对清朝官场来说的。当时的官场，处处行“伪”：“奏章之所报者，无一非伪事；条告之所颁者，无一非伪文；应对之所接者，无一非伪语。举国官缺，大半无事可办，有职如无职，谓之伪职；一部律例，十有九不遵行，有律如无律，谓之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