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所说的国人的怯懦，主要是针对尚武精神说的。他发现，当时的甲午乙未年间，日本人都有从戎爱国和慷慨赴死的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把战死沙场作为一种荣耀。而中国人呢？从唐代杜甫的《兵车行》中就可见一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爹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通过对比，就能看出中国人怯懦的一面。
梁启超所说的国人“不动”的心性，大概是从清朝的潜规则“多叩头，少说话”中得出来的，并由官场推及全体国民。不过，他所得出的中国人“不动”的心性的表现，恰是这种心性产生的根源：“污吏压制”、“虐政残害”。
再次，源于民贼们的政术。“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梁启超将民贼的政术归为四种：驯术、餂术、役术和监术。
日本大儒福泽谕吉说：“支那礼教，莫重于礼乐。礼也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也者，所以调和民间勃郁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者也。”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来教育的宗旨。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后代的八股取士，所用的都是驯术。它们就如同让女人缠足一样，从小就裹上脚布，等到长大后脚就变成了畸形，哪里还能发挥正常状态下的作用呢？
梁启超用了孟德斯鸠的话来解释餂术：“盖有一种矫伪之气习，深入于臣僚之心，即以爵赏自荣之念是也。彼专制之国，其臣僚皆怀此一念，于是各竞于其职，孜孜莫敢怠，以官阶之高下，俸禄之多寡，互相夸耀，往往望贵人之一颦一笑，如天帝如鬼神也。”由这番话可看出，餂术就是用一种小施舍换来别人对自己的奴颜婢膝。
役术就是让天下的英才，最终变成无脑、无骨、无血、无气的死物，然后好受民贼的驾驭驱使。监术，简单来说就是防民，让国民没有言论自由、著述自由、思想自由、信教自由、集会自由和行动自由等。梁启超认为这些都是导致清政府积弱的重要因素。
最后，源于“近事者”。梁启超对清朝的历史进行了剖析，从清初的顺、康到乾隆时期，再到咸丰、同治，最后到光绪时期，其指出造成国家积弱的根源就在于人祸。
梁启超认为：“故必知其病根之伏于何处，又知酿成此病者何人，然后治疗之术可得而讲焉。”遗憾的是，他的这种良苦用心，在当时并没有几人真正了解。
树大根深，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样，招致清政府积贫积弱的根源也由来已久。梁启超所列的各种根源，尽管在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但在当时都是很有针对性的。
伍
清朝时的读书人都忙些什么
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朝崇祯十七年，到了同年农历的五月初十日以后，就变成清朝顺治元年了。与以前的明朝不同的是，清朝是由满人建立的，这就导致了当时的读书人心态上的巨大变化。
南明王朝的小朝廷尽管看上去时间短暂，但吸引了当时很多有名望的读书人，如黄石斋、钱忠介、张苍水、王完璧、瞿文忠、陈文忠、张文烈这样的学者书生，就出现在朝廷议事当中。他们多半是无官守无言责的人，不过是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在南明王朝内隐忍迁就于一些悍将暴卒，对外又与清朝为敌。对于明朝的灭亡，他们认为是读书人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他们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开始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其中的许多人，都把自己的大半生葬送在了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之中。他们所做的学问，原是为了新政治建设做准备的，结果对政治的绝望，才不得不使他们转向学问本身。其中有许多人因政治活动而死去，剩下的人也不肯与满洲人合作。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的代表人物。
满洲人虽仅用四十天工夫便占领了北京，却花了四十年的工夫才得有全中国。在这四十年里，对于统治汉人，他们积累了好些经验，觉得用武力征服那些将卒没多大困难，最难缠的就是一些读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在民众中有影响，能指导他人。所以，针对这些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因人因时而变的政策。
在多尔衮摄政时代，由于满洲人仓促进关，许多事还要靠汉人为他们做。所以，他们一面招纳降臣，另一面用明朝传来的愚民工具——八股科举，来笼络热衷于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多尔衮死去后，顺治皇帝亲政。到顺治七年时，除了两广、云南和福建尚有问题外，其余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这时，对于下等的读书人，他们开始板起面孔，找准机会给他们苦头吃。如顺治十四年以后，连年所起的科场案，把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吓得人人打噤。那时，清廷最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文人汇集，可以说是舆论的发源地，到处宣扬反满洲的精神。顺治十八年，清廷借“江南奏销案”名目，大大示威，被牵累者达一万三千余人，缙绅之家无一幸免。另外，对于真正的知识阶层，他们还兴起文字狱，对其大加摧残。最著名的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史案，这次事件让许多名士如潘力田、吴赤泻等七十多人同时遇难。只是，这种做法所起的作用是负面的，其更加增强了汉人的反抗情绪。因此，康熙皇帝亲政后，一改高压手段为怀柔手段。康熙十二年开始荐举山林隐逸；康熙十七年，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项措施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所收买的都不过是二三等的人物。直到康熙十八年，开设《明史馆》才使这一目的达成，因为许多学者对故国文献十分爱恋。
所以说满人入关后对读书人的高压政策和怀柔政策，直接影响和改变着当时读书人的心态。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在支配学界，他们所做的都是希望能为前朝干一番“经世致用”的事业。但康熙二十年以后，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多半在新朝长大，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另一方面社会日趋安宁，安心求学的风气渐长。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界，日趋条理。当时读书人致力于钻研各种学问，于是出现了：经学派，其直接开创了后来的乾嘉学派；历算书派，他们可算作科学先锋；程朱学派，属于王阳明学术与汉学间的折衷过渡；再就是实践学派，属于王阳明学术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结果。
在康熙皇帝亲政时期，对于学问，有宏纳众流的气象。康熙朝的学者，对于各种问题，能够相对自由地研究。但是到了雍正时期，学者的思想自由又被剥夺了。到了乾隆时期，更是变本加厉。他大兴文字狱，发布禁书令，从乾隆三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七年间，一共烧书二十四次，烧毁的书达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到乾隆五十三年，他还严谕禁书。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自由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智只能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所以，这个时期的读书人，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经书的笺释、史料的搜补鉴别、辨伪书、辑轶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
乾、嘉年间的考证学，在学术界独领风骚，引领了社会上的治学风气。不过在嘉庆时期，虽然学界绝大部分学者仍然专注于考证工作，但“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稍有改变。如经学家王怀祖抗疏劾和珅，史学家洪亮吉应诏直言等。同治年间，国运日渐颓败，学术上也遭到了非常大的破坏。因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在江、皖、浙，偏偏这三地受害最深。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是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凋落。在这以后，宋学开始复兴；西学开始被讲求；排满思想开始被引动。
到了光绪时期，学界的思想被根本动摇起来。二百多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开始苏醒过来。有些人开始大胆地抨击君主专制，投身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之中。那时候，新思想界的急先锋就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还有介于其间的学者如章太炎和严复等。
从梁启超总结出的清代读书人之所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读书人总是为政治所左右，中国的学术脱离不了政治，而且时时都会受政治的干扰——有时简直就是伤害。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不仅体现在挚热的爱国情怀上，还体现在对政治文明的探索上。他对清代读书人和他们的事业史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希望能对现实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得益于此，对旁人来说，他的成果可说是一条察古知今的捷径了。
陆
为什么说赵武灵王是天下第一雄主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对于他所建的功业，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梁启超在看了赵武灵王的事迹后，不由地发出惊叹：“自黄帝以后，数中国第一雄主，其武灵王哉！其武灵王哉！”那么，赵武灵王究竟立下什么样的功业，让梁启超发出如此的惊叹呢？
赵武灵王（前340年至前295年），嬴姓赵氏，名雍（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应叫他赵雍，不叫嬴雍），是战国中后期赵国的君主，死后谥号武灵。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军事力量不强，常受中原大国欺侮。一些游牧民族也不时对其进行骚扰。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前302年），他推行“胡服骑射”政策，改革军事装备和作战方法，使得国家逐渐强盛起来。随后，赵国灭掉中山国，打败林胡、匈奴二族，占领今内蒙古南部黄河两岸的区域，建立云中、九原两郡，又在阴山筑长城以抵御胡人。
赵雍的父亲赵肃侯赵语在位期间，颇有称霸的雄心，其戎马一生，与魏、楚、秦、燕、齐等国连年征战。在群雄逐鹿的战国兼并战争中，他连续发动合纵攻势，打击魏国，使魏国的百年霸业受到严重削弱，为赵国向中原发展扫除了最强大的一个对手。他在位后期，赵国俨然已成了虎狼之群中的一员，引起了齐、秦等大国的不安。他们视赵国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公元前326年，也就是赵肃侯二十四年，赵语去世。那时赵雍才十五岁。得知赵肃侯去世的消息后，魏、楚、秦、燕、齐各国分别派万人的精锐部队来参加会葬。他们的用意很明显，就是以会葬的名义，各派精兵，趁赵国新君主年幼之机，俟机侵占赵国。
谁都清楚，赵肃侯的葬礼实在是凶险，搞不好赵国就会被五国联军灭掉。在赵肃侯的托孤重臣肥义的帮助下，赵武灵王决定采取针锋相对、鱼死网破的强硬应对措施，摆开决战的架势来迎接这些居心叵测的吊唁使者。
首先，赵武灵王命令赵国全境处于戒严状态，其中的代郡、太原郡、上党郡和邯郸的赵军一级戒备，准备随时战斗。其次，联合韩国和宋国这两个位于秦、魏、楚、齐之间的国家，使赵、韩、宋三国形成品字型结构，将秦、魏、楚、齐四个国家置于两面受敌或者三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之下。然后，他又安排重赂越王无疆，让他出兵攻打楚国，先把楚国的精力转移到对付越国身上去。接着又重赂楼烦王，让他们去攻击燕国和中山国。燕国是五国中势力比较弱的一个，对于楼烦的强力攻击，燕易王比较紧张，他十分担心赵国与楼烦夹击燕国。中山国虽然不是一个强国，但由于其领土深入赵国的疆域内，并且经常受齐国的指使从背后攻击赵国，所以，对赵国的威胁比外部的强敌更大。中山国在楼烦的攻击下，也就没心思打赵国的主意了。在摆脱了燕、楚两个强敌后，魏、秦、齐集团对赵、韩、宋集团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做好这些安排后，赵武灵王命令来会葬的五国军队不得进入赵国边境，只许五国使者携带吊唁物品入境，由赵国派大臣将他们直接送往邯郸。魏、秦、齐见赵国，戒备森严，而且赵、韩、宋已结成联盟，于是不得不打消了各种图谋的念头。五国使者入赵后，见赵国应对战争的措施准备充分，就更不敢妄为了，在葬礼后，便都匆匆离去。就这样，魏惠王发起的五国图赵的阴谋失败了。年少的赵武灵王初涉君位就经受住了如此严峻的考验。
当然，梁启超所称赞的赵武灵王的贡献并不在这方面，而是在他扫除外部入侵方面。首先，赵武灵王彻底灭掉了中山国。
中山，是春秋时期鲜虞、赤狄人所建的最大的一个部落。他们所建的中山国，正好楔在赵国的中央地带，只有东北角一小块与燕国接壤。所以，中山国将赵国的领土弄得四分五裂，成为赵国名副其实的心腹大患，严重威胁着赵国的领土完整和安全。赵肃侯在位期间，对付中山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赵武灵王即位后，在肥义的帮助下，展开了对中山国的进攻。公元前296年，赵武灵王率军大举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国王投降。中山国自春秋末期立国，曾经威震一方，经过350余年时间，至此彻底宣告灭亡。
其次，赵武灵王彻底荡平了狄人。狄人自春秋上半叶起，灭了邢国、卫国、温国，并讨伐周朝，攻打齐国、晋国、鲁国，使中国300年间不得安宁。往上推，自黄帝时期的獯鬻、周朝时的严狁、犬戎和狄人都是同一族，在中国为患长达三千年。最终，赵武灵王“犁其庭而扫其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