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梁庭望在《壮族文化概论》中这样说道：除秦统一岭南时“徙中县之民”“使与百粤杂处”（《汉书》卷一（下）），以后又有多次难民潮涌人两广，规模较大的有四次。第一次为四世纪初年西晋永嘉年间（307—312），时中原战乱，汉、凉、成（汉）、后赵、冉魏、代、前秦、燕等十六国厮拼，刀兵四起，烽火连天，中原人民大批拥人岭南，隋初大业五年（609年）广西人口竟比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增加十倍，形成客家人的基础。第二次是九世纪唐代末年，北方分裂为后梁、后唐、前蜀、吴越、南汉、吴、辽、激海、于阗、后汉、南唐等五代十国，又一次兵戎相向，“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孙冉翁：《大观楼长联》），连喜吟“晚妆初了明肌雪”的李后主也当了囚徒，终日“以眼泪洗面”（王锂：《默记》），哀叹“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黎民之惨更不用说了。这又一次造成中原百姓南逃。第三次是十三世纪的南宋末年，宋元争霸，夏金逼迫，南北对峙，南宋江山摇摇欲坠，中原百姓再次南逃，多人两粤。南宋末民心更乱，大批百姓南逃。广西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二十八万户，元至顺元年（1330年）增至四十四万户。以上三次迁逃浪潮，形成广布两广、闽台之客家，而以粤为其基地。明末清初，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退守两广，在梧州、桂林之间盘桓，鄂湘汉民随之避清军兵锋人桂，有的随永历辗转黔滇，大多留在广西，是为讲桂柳话汉人的主要来源。进人壮族地区的历代汉民，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
走在桂北这条先人之路上，有所见所闻，更有所思。
古中原进人广西只有两条路，人们只习惯地把兴安到黄沙河这条通道叫做“湘桂走廊”，然而，还有一条通道也应属于这条走廊，那就是湘桂交界的龙虎关。为了证实这一说法，我又来到了龙虎关。都庞岭巍巍南来，到恭城此处，看似要断脉了，却又有虎岭踞北，龙岭盘南，两山边成一线，傍临一河；一条盘曲的山路便从这山与河之间通过，中设一关，枕山带水，便异常险恶。正如清代恭城知县陶尊咏《龙虎关》诗所云：“绝壁俯重渊，雄关跨叠嶂；设险二千年，龙虎气何王？”足见此天然门户大有“一人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难怪自古为湘桂通衢之险隘、兵家必争之要地了！
龙虎关就是龙虎街，1929年以前还分为湖南街和广西街两段。在街中心财福宫（如今的税务所门口）旁有五尺宽的巷道为界，两边各起了青砖大闸门，叫双闸门。你走到这里可以一脚踏两省。从前赌博偷盗作奸犯科的人如被追查，只要一脚跨过闸门就出了省界，便得以逍遥法外了。为确保地方治安，当年（1929年）湖南街及附近黄沙湾的一百户群众，主动请求编入广西籍，并由恭城县编订门牌，统一划归九板乡管理。
走出了龙虎街，往东穿过细长的狭谷，两边陡峭的山岭如龙蛇奔腾，一条百余米宽的小河从岭槽间流泻下来。老秀才指点说，这河是茶江上游的龙虎河，明代就筑有“千家堰”灌溉农田。龙虎岭山上修了战壕碉堡。据载，龙虎此地，早在西汉时期就设关派兵镇守了。其后，无论天地之悠悠，日月之幽幽，风雨之优优，龙虎关都从未间断过兵勇把守。至民国年间，又于龙头岭、虎头岭、宝塔岭三处以及龙虎关及其南十余里的麻溪垒和关北十里的新关坳三处各筑上炮台一座，使其远近左右，各自形成一环扣一环的三足鼎立，便更显威武雄壮词时还于古岭、狮子岭一带以及各个炮台上下增开战壕，使其疏漏之处与各座炮台之间边成唇齿相依之势，从而形成牢不可破的金汤之固。可谓是进可战，退可守，处处皆可联防，面面均能应战，大有“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相应”的常山之蛇的布防之精妙。于是，在广西，自古便有“北有龙虎关，南有镇南关”并称于世。
1944年8月8日，湖南重镇衡阳陷落日军之手。10月31日，日军三十七师团二二七联队与黄埔军校六分校学生军在桂门关龙头岭一带激战数日。后因汉奸带路迂回攻击，学生军被迫撤退。11月2日，恭城沦陷。11月10日，桂林失守……
龙虎关又是中原文化进人岭南粤桂的重要通道口。从龙虎关沿嘉会到莲花走廊，文物古迹甚丰。列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孔庙、武庙戏台、周渭祠门楼、湖南会馆戏台和晋代古墓群等。尤其是1971年在距龙虎关十余公里的身家村，出土了鼎、樽、斧、凿、戈、剑、编钟、车拭等三十三件青铜器，据专家考证鉴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时的珍贵文物。其质薄形巧，式样新颖，纹饰繁复，既具同时期中原地区出土同类器物的特征，又杂糅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它们反映出当时南北文化的交融，也证实了当时生活在岭南的“百越”人已进入了使用青铜器的文明历史阶段……
掩卷闭目深思，眼前飘拂着无数血染的猎猎战旗和缕缕苍茫的硝烟。我扫描着这些不为许多人了解的史实，但是我记挂着先民们穿梭在这条走廊上那悠悠岁月中，在浴血奋战中接纳文明、创造文明、造福后代的悲壮历程。历史上伟大的抵抗和伟大的繁荣就像音乐一样，有时低回轻柔悱恻，有时昂扬高人云霄。
湘桂走廊，伴随着残酷的脚步，在见证了今天的辉煌之后，连同自己被埋进了历史的废墟。
在今天，历史的废墟里，片瓦块石都藏着惊奇和珍贵。头顶，太阳依然高悬，阳光依然热烈，天空依然湛蓝。地上，树木仍在生长，河水仍在奔流，花儿仍在开放，车辆仍在行驶。瓜是甜的，人是活的，笑声分明就在耳边。生活，仍在继续，尽管满身尘灰但全无倦意的历史与精力充沛从不回头的时光之箭一刻也不曾停息它们从生到死的紧张脚步……
桂北农妇脸上的皱纹，犹如历史一样幽深。
挖掘历史的废墟，才能依稀可见湘桂走廊。
与湘桂走廊的粗浅接触，当然是无法深人的。湘桂走廊更像一个缄默的老人，冷静地看着如潮的人群从身边走过，即使你停下脚步，跟他装支烟，与他有眼有板地侃，也没能知道真正在他心里的故事。
走出湘桂走廊，像是走出满目秦俑，满目金戈铁马的战场，如今它朴实、真诚而沉静。而千百年来的风，仍日复一日地吹着，吹过来吹过去，却永远不能复原心中的那一个湘桂走廊，只见那一只只依稀的脚印。
古道悠悠，连着广西与中原。
受难的桂林，抗战文化的堡垒
桂林的受难，是巴金先生于1939年1月在桂林写的一篇散文。
那时的巴金，住在桂林的漓江边上一个木板小房里，他爱桂林那种传统镂花的木窗，还爱屋里的天井和屋后的院子。桂林山水甲天下。巴金当然爱桂林。
其实，只要到了桂林，谁都会爱这美轮美奂的山水。
回头看一看从张九龄、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黄庭坚一大串数不完的中国文豪们，他们的笔下都有与包晓泉、范浩鸣在桂林渔村，发现巴金喜爱的那神传统镂花木窗。
桂林山水美美的一笔！再看那些已经用白话文写桂林的谢冰莹、刘白羽、杨朔、方纪、秦牧，到今天的贾平凹、梁衡们，他们的笔端同样赞叹“永远的桂林”。
桂林美已成了不争的事实，似乎也成了桂林迷人的唯一。
这么美，那巴金先生的目光却穿越了美，直逼战火中受苦受难的桂林。今天，我静静地站在桂林古南门前的榕湖边上，看着黄庭坚当年坐着船到桂林的系舟处，着力地寻找桂林的过去。
自古以来，桂林就是江湖一脉。早在南朝就有了水上游览活动，到宋朝时，桂林形成东有漓江，南有榕湖、杉湖，西有桂湖，北有朝宗渠的护城河体系，形成了“一水抱城流”的格局。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几大湖逐渐隔断、减少，环城水系支离破碎，使桂林“城景交融”的特点大打折扣。
水是桂林的城市之魂。水不活，桂林也就没有生气。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桂林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编制中，古水系的恢复一直是最主要的构思之一。1985年国务院批复了《桂林市城市总体规划》，古水系的恢复得到明确的认可，被列人了文本。但，规划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实施，到了1998年，终于大胆地干了起来，1998年桂林中心城环城水系工程正式提到了市政府的重要议程。
1999年8月23日，“两江四湖”工程以动迁东镇路破旧民房为标志，正式动工。经过两年多的建设，桂湖、榕湖、杉湖中的淤泥全部从湖中清走；湖边破旧不堪的岸线修缮一新沿湖埋设截污管和污水泵站截住了排人湖中的生活污水；十座造型各异、兼具中外名桥神采的新景桥展现在世人面前；木龙湖升船机及春天湖船闸相继建成，使游船得以在“两江四湖”间自由出人。
“两江四湖”工程的建成通航，使古时一水抱城、水绕山环的桂林景象再现于世，中外游客驾舟乘艇即可出漓江，穿行于榕、杉、桂、木龙湖和桃花江之间，尽情游览桂林的奇山秀水，体验“船在青山顶上行”的诗情画意，于是，今天的桂林山水便可能恢复了“甲天下”的大气魄。我从这里看到了一点点的过去。
事儿实实在在地干了，桂林漂亮了。但也有微言。对任何事情总会存在不同看法的，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人们常说这世界上能作为文化留下来的一是文字，二是建筑。
这城市就是建筑。除了山水，桂林城就是文化。
我就站在今天的建筑上去怀恋受难的桂林。
受难的桂林就是受难的中国。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在全国抗击日本人侵的日子里，文人荟萃，救亡文化活动蓬勃开展，盛况空前，被誉为“文化城”而蜚声全国。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华北、华东很快失守，到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等地又相继沦陷，大片国土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据说当时周恩来根据国内国际的条件，利用当时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团结和鼓舞大后方各阶层的抗日力量，坚持抗战。为此，1938年11月下旬，设立了以李克农为主任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同时，为了在国统区保存和发展抗日文化力量，将原在武汉属郭沫若领导下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一部分文艺骨干，转移到桂林工作，与先后从东北、华北、华东及湖南、广东、香港等沦陷区撤退，云集于桂林的大批文化界进步人士，汇集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文化队伍。从而，使桂林迅速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的一个进步文化中心。
当时的桂林，文化名人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熊佛西、焦菊隐、阳翰笔、洪深、丁西林、于伶、杜宣、孟超、凤子、郑君里、万籁天、朱琳、金山、严恭、吕复、叶圣陶、廖沫沙、王鲁彦、邵荃麟、司马文森、艾青、艾芜、草明、黄药眠、金仲华、穆木天、鸥外鸥、聂绀弩、胳宾基、端木蕻良、杨朔、周立波、黄庆云、秦牧、陈残云、彭燕郊、胡风、丰子悟、徐悲鸿、叶浅予、廖冰兄、赖少其、阳太阳、丁聪、郁风、张曙、贺绿汀、赵讽、吴晓邦、戴爱莲、陶行知、邹韬奋、胡愈之、范长江、李四光、高士其、千家驹、陈翰笙等等，足足一千多人。他们作为桂林文化城的中坚，广泛团结各党派、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那时的桂林是文化人的桂林，中国的文化人在国难当头时，绝对是团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