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8年冬至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的六年间，桂林的文化事业相当发达。进步的文化团体，宛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中国新闻工作者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等一些全国性的社团，如国际新闻社、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生活教育社等，也在桂林设立了总部。这些团体，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举行各种专题报告会和座谈讨论会，开办文学讲习班和艺术训练班，还组织文艺工作者赴前线慰问，进行战地采访，有不少的活动意义深远，影响颇大。出版发行事业更为兴旺发达，先后在桂林创刊和复刊的报章杂志，种类繁多，琳痕满目。如《救亡日报》、《力报》、《大公报》、《国民公论》、《新道理》、《理论与现实》、《野草》、《十日文萃》、《文化杂志》、《中国文艺杂志》、《文艺生活》、《文学创作》、《青年文艺》、《顶点》、《中国诗坛》、《诗》、《诗创作》、《诗月刊》、《文学译丛》、《战时艺术》、《戏剧春秋》、《木艺》、（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音乐与美术》、《新音乐》、《音乐阵线》、《每月新歌选》、《新儿童》、《少年战线》、《西南儿童》、《自由中国》、《国文月刊》、《史记杂志》、《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等，将近二百种；同时，《新华日报》在桂林设有营业分处，重庆出版的《群众》、《文艺阵地》、《全民抗战》、《读书月报》，也在桂林翻印、发行。在桂林开设的书店、出版社，其数量之多十分可观，略计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开明书店、建设书店、合众书店、青年书店、武学书店、科学书店、大千书屋、白虹书店、黎明书店、华华书店、时代书局、前导书局、世界书局、北新书局、中华书局、上海杂志公司、大华杂志公司、新生图书公司、东方图书公司、文化供应社、三户图书社、南方出版社、文献出版社、石火出版社、今日文艺出版社等八十余家，印刷厂三十多个；出版了上千种文艺书籍，当中既有老作家的新著，亦有不少文学青年的成名之作，在市区的桂西路一带，书店鳞次栉比，门庭若市，被人们称之为“文化街”。在新华日报营业处和新知书店之间，却插人一间正中书店。这“正中”店面布置可谓堂而皇之，书柜和书架都是上等材料做的，电灯也分外明亮。它正对面的“新华”，在狭窄的门市部里，却每天不分昼夜，都是“门庭若市”，摩肩接踵。桂林中南路上的生活书店折价大拍卖存书，使书籍广泛地流传。一时抢购的读者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今天看来，当年桂林文化的繁荣是桂林历史上空前的。
人们常常放眼着桂林，怀恋着抗战桂林文化城的景象。
而这种怀恋潜滋默长，终将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仪式。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解读我脚踏着的这片土地，解读巴金在桂林那个时期，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民族，桂林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这样解释经典它们要么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像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这种记忆超越了必须直接阅读的局限而存在于一个更广泛的集体当中，甚至存在于一个时代的记忆当中。因为经典作品一旦成为经典，就不单是作品本身的力量在产生影响，而是“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桂林抗战时期的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经典。
处在这样一个文化激荡回转的地方，有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诗篇不断写下的注脚，桂林抗战文化也就映射了华夏文明的嬗变和承接。壮丽的桂林抗战文化在这里激发着无数文人骚客的才情，而来自四方的文人也用不同的文化气质撞击着桂林，最后这里成了一个文化的爆炸点，发出持续不断的文化回响。这种回响有其独特的浪漫音韵、旷达节奏，丰富且壮大着我们的文明声线。于是，桂林抗战文化随着享誉世界的桂林山水渐渐地根植在了我们民族的心底深处，隐藏在我们民族集体的“深层记忆”中，悄悄地成长为我们性格的一部分。
广大作家宁可吃苦，靠微薄收入生活，一点点稿费，仅足维持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然而，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创造。这是一种可贵的文人风骨和气节，令人敬佩的。但是恶劣的生活条件，摧残了不少优秀作家的生命。
桂林因此属于每个人。因为我们的心底，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都受惠于桂林的气质，牵系着桂林的情结。
有那么多文化精英汇集，他们的创造给桂林带来了空前的繁荣，这是一笔美丽的财富。
桂林城是美的，巴金为什么说桂林受难？
巴金说：
我初到桂林时，这个城市还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常在那几条整齐的马路上散步。过一些曰子，我听见了警报，后来我听见了紧急警报。又过一些日子我听见了炸弹爆炸的声音。以后我看见大火。我亲眼看见桂林市区的房屋有一半变成了废墟。几条整齐马路的两旁大都剩下断壁颓垣。人在那些墙壁上绘着反对轰炸的图画，写着抵抗侵略的标语。
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击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我看见炸弹怎样毁坏房屋，我看见烧夷弹怎样发火，我看见风怎样助长火势使两三股浓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看见半个天空的黑烟，火光笼罩了整个桂林城。黑烟中闪动着红光、红的风、红的巨舌。
战争，让桂林受难；战争，让人类文明劫难。为此，巴金用笔抒写了他心中的激愤。
1944年是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重庆、昆明等城市的大学生，高举“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旗上街游行。正在斗争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赖诒恩神甫发表了《在西方的山巅上》一文，指责中国人“忽视了提高道德标准，而特别关心生活标准”。他影射什么，不言而喻。
巴金挺身而出写了《一个中国人的疑问》反驳他，申明当时中国人的道德标准并不低落，而是生活标准低落了，要生存，就斗争。
后来，赖诒恩神甫又写了《走向较好的世界》发表在《广西日报》的副刊《漓水》，答复巴金。在文章中，他无法正面回答巴金的反驳，而只是笼笼统统地希望人类“走向较好的世界”。
接着，巴金又写了《什么是较好的世界》追问赖诒恩。指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人民处在饥饿状态下，怎样“走向较好的世界”？
论争接触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赖诒恩也无言了。此后，《滴水》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支持巴金的文章。
面对着桂林的受难，著名作家夏衍也在他一篇《别桂林》的散文中写道：
在刺骨的寒风中，我悄悄地离开了桂林。从逐渐爬高的飞机中，我再贪馋地看了一眼已经包藏在暗云的山城，“赴难”而来，“逃难”而去，又是一个亡命者了。
夏衍是这样解释着他当时的心情：
当时心情的黯淡是可以想见的。在桂林有着尊敬的战友和先辈，有着无数诚朴而热血的青年，更有着三年来筚路蓝缕，好容易才奠定了基础的一个文化的堡垒。
他把当时的桂林称之为“文化的堡垒”，而这个堡垒为桂林注人了多么丰富的文化含量。
可是，当时“世界正在战争的坩埚中鼎沸，同胞被追迫到黑暗的角落里焦伤；因与果逆置，黑与白混淆，是与非颠倒，为着爱、为着憎，我禁抑不住从心底迸发出来的呼号，可是被窒息了的地上，那儿有我们自由的呼喊的地方？在绵绵春雨中，我在郊外痴望着一个及时地耕播着的农妇，我感到冲击，我又陷于无底的忧伤，我已经是一个失却了土地的农民，尽管生平习惯于勤谨，可是现在，已经是欲耕耘而无地了”！
夏衍发出了这样的呼喊！
桂林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足音，以文化堡垒的雄姿。
踏着文化桂林的足音，便会感到自己表达的窘迫，我以不敢奢望的念想接近着它，无限羡慕那些文化名人的背影。但是我敢说今天到过桂林旅游的人，又有多少人有文化情怀去追寻过去的桂林。人们都说看桂林山水，却又鲜于涉及桂林的文化，我多么想从人文的角度对桂林做一次饱蘸情感的全景扫描，撩拨我们埋藏心底的那份集体记忆，挽留住对抗战文化的一份怀恋。
妻对桂林曾经著文写过：
我们必须注重现代性中的传统。传统中的桂林不仅“山水甲天下”，而且还是中国人才资源的一个重镇，桂林的先辈们担当得起“地灵则人杰”的说法，而在当代，桂林的记忆却出现了断裂。我们创造了什么，我们将留下什么给予我们的后人？桂林的传统主要在于治水和教育。治水从秦代巧夺天工的灵渠到今天两江四湖的沟通，这跟自然传神的天人合一的工程有着很强的传承性；而在南方一直有倡教育之风的桂林今天却没有张扬传统。教育在桂林的确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且不说这里是广西的书香之源，更不说进入全国教育前沿的清代，单单说抗战时直追西南联大的桂林广西大学、桂林师院的声望，那时桂林的文化教育是“精神城堡”的英姿，绝非今曰“职业培训所”的招牌。我们知道今日的教育重在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现实社会对大学的期待更是重在专业乃至功利，而非人文关怀。今曰桂林的文化教育中有几人对他们身后那份曾经灿烂辉煌的人文背景一再提起？那背景是一道文化巨人墙呀。更为悲凉的是，大多文化旧址连标志都没有，是我们在断裂传统。是该呼吁：今曰的桂林在先贤们曾经走过却又转眼荒芜的我们的城市里，紧追先贤，重新踏出一条文化教育之路，以累积自己的人文资源，衔接上桂林文化教育这“根深叶茂的传统”，从而真正实现桂林山水人文相映的梦想。那时的桂林便是世界的桂林，我们自己的桂林了。这难道不是又一份深刻的人文关怀？
读着妻关于桂林的忧思，面对桂林，我想。
今日的桂林，何时再次创造“文化堡垒”的辉煌，真正成为永远的“文化城”。
毛泽东在他的《长征》有一诗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其中的“五岭”是指南岭，因南岭山脉群中有五条主要的山脉作为骨干而得名。五岭中，除骑田岭在湖南南部和大庚岭在赣粤边界外，最高的三岭都坐落在广西的东北部：越城岭全部在广西境内，从东北向西南延伸于全州、资源两县之间，雄伟峻拔，主峰真宝顶海拔2123.4米，是五岭的最高峰，犹如五岭的龙头；都庞岭位于湘桂边界上，大致为东北一西南走向，主峰韭菜岭海拔2009米，位于灌阳县东与湖南交界线上；萌渚岭主体从湖南江华县西南延伸人贺州北部，走向与湘桂边境线成斜交，主峰为山马塘顶，海拔1787米，坐落在湘桂边界上。
萌渚岭、都庞岭山脉是桂东一片雄伟的群山。贺州是山中一座古城，两千多年来，贺州在广西大地上举足轻重，马队络绎不绝，穿行在古代蜿蜒的山道上，由贺州，到湖南长沙，抵南京，人拥河。再北上，直达京城。由北由东而下的士兵和商人，也纷纷拥人，在贺州落户安家，繁衍子孙。会馆，大、小庙宇，陆续在贺州县城拔地而起，到清代，贺州建起大、小会馆庙宇，一年之中，月月有庙会，时时演古戏，K花八门，锣鼓喧天，祖宗祭祀鬼神崇拜儒道教化经济交往人事帮衬同乡人社交娱乐种种，纷纭繁复，中国各地的风俗，在贺州中汇杂。
由北而来的客家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为避战乱，在很早以前就来到了古时的蛮荒之地，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勤劳勇敢，开垦了这片土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他们的文化和艺术。
关于客家人的迁徙，史学界和民族学界领认为是从晋代“永嘉之乱”开始的。当时，西晋末年发生的“八乇之乱”和“永嘉之乱”把客家先民带上了南迁的征途。
当年的洛阳，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之一。太熙元年（290年），晋惠帝司马衷继位，但大权旁落于皇后贾氏之于。司马氏诸1：不满贾氏专权，纷纷想取而代之，于是便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八王之乱”，十六年混战，数卜万人命丧战火。若干年后，匈奴族刘聪派兵攻陷西晋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史称为“永嘉之乱”。
正是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连年战争，使得近百万河洛人背井离乡客居南方，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迁浪潮：他们便是今日世界各地客家人的先人。这些南迁者，不少都是贵州乇室、军人、文人后裔，他们家庭富裕，举止文雅，有文化基础，活动能力强，风度习俗均高于当地土人，所以被当地尊称为“客人”或“客家人”。他们躲人深山避世，又走出深山济世，成就了一个又一个传奇。
据说，位于贺州市莲塘镇的客家围屋，属于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古建筑之一。围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占地二十多亩，从正门进人，经四道大门才到正堂，以下堂为中心分里外对称四层，有大小天井，四通八达。整座建筑平面呈方形，有高墙与外界相隔，屋宇、厅、堂、房、井布局错落有致，有北京故宫的建筑特点，又有江南建筑的风味，回廊、屋檐、挡风板、梁柱雕龙画凤，富丽堂皇。防御系统齐全，瞭望台周围枪眼分布合理，易守难攻，：有“江南紫禁城”之称，是典型的客家建筑艺术的结晶，充分体现了古代客家人的聪明才智。
突然之间，时间停滞了，贺州似乎变成突然停止行走的时钟。这个中国历史上生意兴隆，交通繁忙，市井气息浓重的临贺古城，突然沉默不言，山道变得寂寞而险峻，纷乱的人世欲望，突然被萌渚岭和都庞岭的疾风掠尽，只留下贺江随山势起伏的流淌。
所以，我决定走访贺州，我知道这座距离南宁近六百公里的地方，隐藏了太多令人感动和惊奇的故事。
我对贺州的访问最初是从文本开始的，一部厚重的精装本《贺县志》和一册由岳母梁洁玉编著的《贺州传奇》，像古代的烛光，照耀着我摸索前进。这是黑暗中的旅行，我的目光在文字砌成的光滑坚硬的石级上艰难攀登，一步步接近萌渚岭、都庞岭山脉两千年前的历史，所以，长途客车载着我穿越遥远的山路，驶进土墙老屋与新式水泥楼房混杂的八步车站时，我对贺州以及桂东历史的印象，只是一堆书本中文雅而艰深的词语，我的眼前一片迷茫。
第二次到贺州八步，感觉大不一样，我觉得八步城里的行人和街边的小摊充满了温和而亲切，老人在墙边一动不动地坐着，年轻人三五成群，沿贺江边行走，水泥高楼之间，隐约有老式旧屋屋顶的翘角冒出，一只只暗淡的黑影，衬在灰色的天空中，像归巢的大鸟，在黄昏中张望。城边土路坎坷不平，汽车在上面艰难跳跃，城里却在大动干戈，几条主要街道全部用碎石木架和水泥圆管堵死，工人蹲在街中间，正在铺平整光洁的水泥大路，贺州正在建成地级市。1995年第一次到八步，我对这个县城几乎没有印象，那次到了贺州，就住人宾馆，然后进人餐厅，再喝几杯，晚上看电视，爬过一次山，看了一座庙，便挥手告别。
我对广西的许多县城已经很了解，它们太像一个正在城里读书的乡下孩子，卑琐畏缩和志得意满相混，表情不舒展。可是贺州八步不同，他是一个从梦中醒来的古代大户人家，正在记忆中复活，令人感慨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