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以孝齐家(中国孝文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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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生者恪守丧亲礼,死者倍感黄土暖——丧葬风俗中的孝(4)

从西汉开始,留葬他乡的人开始增多。西汉宣帝时的大司农朱邑、东汉章帝时的临晋令孔僖、和帝时的侍中张霸,纷纷率先垂范,留葬他乡。

朱邑是庐江舒(今安徽庐江县西)人,年轻时曾任舒县桐乡的啬夫,掌管一乡的诉讼和赋税。为官清廉,政绩突出,一直做到九卿之一的大司农。他对为官之初的桐乡有着深厚的情感,纯朴勤劳的桐乡百姓和秀美遒丽的桐乡山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病重时他叮嘱儿子说:“我曾为桐乡吏,那里的百姓爱戴我,一定要把我安葬在桐乡。后世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人民爱戴我。”朱邑病逝后,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扶柩安葬于桐乡。当地百姓为朱邑起冢立祠,岁时祭奠,多年不绝。

父母安葬于他乡,儿子们为了孝敬、陪伴父母,干脆就世世代代留居在父母墓旁了。东汉鲁(今山东曲阜)人、孔子19代孙孔僖任临晋(在今陕西临猗)县令,死在任上,临终遗令,就地安葬。孔僖的两个儿子孔长彦、孔季彦均十来岁,蒲坂县令许君然劝告两个孩子,还是让父亲返回故里。二人说:“载柩而归则违父命,舍墓而去于心不忍。”遂留住在父亲的墓地旁。

东汉和帝时,蜀郡成都人张霸为会稽太守,入朝为侍中,和帝刚想尊他为五更,他就去世了。临终他对儿子们说:“昔延陵使齐,子葬嬴博。蜀道险远,不宜归茔,可把我葬在当地,足以藏我发齿了。人生一世,应知畏敬,有一不善,就会受到别人的指责,你们一定要遵从我本意。”儿子们遵照父亲的意愿,将张霸葬在京师洛阳附近的梁县(今河南临汝东),并把家也安在梁县,以陪伴父亲的亡灵。

汉魏时期,葬俗逐渐由“还葬”到“留葬”。由于东晋南朝时南下的北方士庶长期侨居长江流域,实际上已无法归葬故土了。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落叶归根的观念逐渐淡化了。由于当时兵荒马乱,还出现一种葬法叫“二次葬”,又称“假葬”,即先把死者草草安葬,待有条件后再正式安葬,或者迁回故乡。西晋济阴单父(今山东单县)人郗诜母亲去世,因为没有车马,临时把母亲安葬在“住堂北壁外,假葬,开户,朝夕哭拜”。然后养鸡种蒜,努力营业,三年后,得八匹马,运送母亲灵柩到冢墓,负土成坟。

北魏韩延之曾往来于洛阳附近的柏谷坞,对子孙说:“洛阳是东汉、魏、晋三代的都城,以后肯定还是都城,我死后不要回代北,就葬在这里。”韩延之死后,子孙们按照他的遗言,把他安葬在洛阳柏谷坞附近,并把家安在墓旁。50年以后,北魏孝文帝果然迁都洛阳。

西魏军队攻陷江陵,南朝梁中书郎殷不害的母亲死于乱军之中。殷不害四处寻找,遇见水中有死尸就跳到水中捞出来验看,寻找了七天,终于找到母亲的尸首,便暂时安葬在江陵。四年后,殷不害的弟弟殷不齐迎葬母亲到故土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

还有的因种种原因长期停葬。唐朝中书舍人欧阳通母丧,因灾荒停葬四年,居茅庐守灵,四年不脱丧服。冬天,家人怕他冻坏,偷偷把毡絮铺在席下。欧阳通发现后大怒,命家人撤下。元朝孙瑾父丧,停柩四载,衣不解带,喝粥,睡草垫,枕土块,严格遵守居丧礼制。安葬时,雇船载着棺柩渡江,狂风怒号,波浪汹涌,可是当运柩船来到时,江面顿时风平浪静。时人称作“孙瑾孝感天晴”。

(四)坟垄犹知念子孙——孝换来的回报

《孝经·丧亲章》载孔子语曰“孝子之丧亲也……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先秦时的墓穴叫“宅兆”,“卜其宅兆”即后来的相墓。

相墓又称“相阴宅”。相墓之俗发端于先秦,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古人认为:“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不得见也。”孝子顺孙为了让父祖遗体安宁,免得日后修城邑、道路、沟渠而遭到破坏,所以要请人占卜墓地,并没有让祖坟保佑子孙的意思。到后来,竟传讹为古代《葬书》所讲的那样:“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垄所招。”

东汉袁安的父亲去世,母亲命他访求葬地,路上逢到三个书生,指着一个地方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说完就不见了。从袁安开始,东汉汝南袁氏成为著名的世家豪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安为父择墓尽管是后人的附会,但汝南袁氏的强大声望对择墓、卜墓的风俗肯定会有重大影响。

西晋郭璞写了一本《葬经》,是专讲相阴宅的著作。有个叫张澄的请他为父亲相墓,郭璞说,葬某处你年过百岁,位至三公而子孙不昌;葬某处,寿命减半,官至卿校,而子孙累世显贵。张澄选择后者安葬了父亲。果然,张澄子孙繁盛,任将军、都督、尚书、刺史、郡守者有几十人,在东晋,南朝宋、齐、梁、陈近三百年,接连不断。郭璞把自己的母亲安葬在暨阳(今浙江诸暨),距水百步。有人觉得不妥,郭璞说:“这一带马上会变为陆地。”后来,距水几十里的地方都变成了桑田。

南朝齐前将军、济阳太守荀伯玉小时候,有善相墓者对他父亲说:“君墓当出暴贵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荀伯玉听后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父死安葬后,马上就应验了。荀伯玉的姐姐在出嫁前一天跟人私奔,第二天全家人找不到新娘了,大失脸面。荀伯玉46岁时被齐武帝诛杀。

五代十国时,南唐尚书郎沈彬告老后,拄着手杖在郊原散步,走到一平野之处,栽上一棵树,把子孙召来说:“将来把我葬在此处,违背我的意愿,非我子孙。”沈彬死后,诸子将起坟于植树之所。来了一位术士讲,把墓穴移到树北几尺之地更吉利。儿子们把墓穴移到树北。晚上,沈彬托梦给儿子们说:“违背我的话,必遭祸殃!”儿子们赶紧依照父命,把父亲栽的树伐掉,就在那儿掘坟。掘到一丈深,发现一具石椁,上有“开成二年寿椁一所”八个字。把父亲的棺放到石椁里,正好配套。

五代十国的王建葬父,掘地数尺而放棺,放了几次,棺材都自动跳出来。有神人说:“这是天子地,你这小民怎么能葬?”王建不听这一套,把棺材强行埋葬到墓穴里。后来,王建果然当了前蜀的天子。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载,廉州(今广东合浦)人梁氏卜地安葬父母,来到山中,当地人说:十多天前,有十几个小龟驮着一个大龟葬在山中。梁氏认为,龟是神物,安葬的地方肯定是福地。找到葬龟之处,把那大龟迁葬到别的地方,把父母葬在大龟原来的墓穴里。后来,梁氏生了梁立仪、梁立则、梁立贤三个儿子,立则、立贤考中进士,梁立仪也被宋仁宗授予官爵。梁氏徙居广州,当地称作“龟葬梁家”。

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舒州(今安徽潜山)百姓黄进,在一富户家当佣人,户主人要为父亲选择墓地,黄进陪同前往。到了山里,卜葬术士指着一处墓穴说:“葬此地,将来必出名将。”黄进在旁牢牢默记。到了晚上,悄悄把父亲的尸骨埋在那处墓穴里。后来,黄进做强盗遭了黥刑,干脆把脸刻画为两面旗帜,趁天下大乱,纠集同伙,自号“旗儿军”,寇略江淮一带。后被朝廷招安,官至防御使。父亲鸠占鹊巢,保佑儿子实现了名将的梦想,当然是附会出来的故事,但这一祖坟决定子孙富贵官品的迷信说法却是存在的。

所以,上述种种说法是不可信的,这是孝文化风俗中存在的一种现象。春秋鲁庄公将和齐国交战,认为只要虔诚祭祀,祖先就能保佑他打胜仗。西汉于公讲:“我判案多阴德,没有冤案,子孙必然昌盛。”其子于定国果然在汉宣帝、汉元帝时官至丞相。中国民间常讲,“为子孙积阴德”、“祖上有德”、“祖坟上烧高香了”,凡事希望祖宗保佑,成为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它说明古代的孝道,往往和封建迷信结合在一起。它和孝感天地,不孝子遭雷劈等种种说法一起构成了古代的孝文化风俗的全部内容。

到明清时期,祖坟成为追求富贵官品、传宗接代的保护伞。许多人痴迷于这一说法,有为求吉地而数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不吉,再葬,三葬、四葬者;有买地导致诉讼,亲人未入土家道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自的风水之说而反目成仇者,父祖的遗体却被晾在一边。笔者不禁拍案而起:“你们拿父母当什么了?”他们对父母只是当作工具来利用,对父母的关爱、孝心被扭曲了,抛弃了,这同样是让人寒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