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始允许为“出母”、“嫁母”服心丧。北宋太宗时，邓州知州张永德的父亲先娶马氏，生下张永德后便出妻。父亲去世后，张永德在家作二堂，左堂住继母刘氏，右唐住“出母”马氏，不敢把“出母”放在继母之上。当时，大臣可以带母亲、妻子一同见皇帝。刘氏在的时候，张永德从来没敢带亲生母亲马氏入宫，继母刘氏去世后才敢带。宋太宗因初次见到马氏，嘉叹张永德的孝行，封马氏为莒国太夫人。时人也认为这是奉事继母、“出母”的法则。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集贤校理郭稹申请为“出母”服丧，知礼院宋祁认为是“过礼”，宋仁宗诏礼官议论，最后诏定：自今有嫁母、出母丧，并许解官申心丧。
文天祥之父文仪过继给叔父，生母梁夫人改嫁到刘家。文仪成年后，将梁夫人接来奉养。梁夫人死，对文天祥来说，名义是伯祖母，实际是亲祖母，文天祥因其已改嫁到刘家，只服心丧，不行丧服、丧礼，因而遭到政敌的攻击。
由此看来，宋初“出母”的地位之低，宋太宗、宋仁宗以后才稍微有所改变。
7.“蚕绩蟹匡”的陋俗
春秋末期，有一位成邑（在今山东泰安南）人的哥哥死了，按说弟弟要为哥哥服齐衰，而这个人却不服。后来听说孔子弟子子皋要来成邑任职，怕受到制裁，赶紧为哥哥服丧。成邑人传言说：“蚕则绩而蟹有匡，范（蜂）则冠而蝉有緌，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意思是，养蚕吐丝需要筐，而螃蟹的壳似筐却与蚕筐无关；蜂有冠而蝉有翅却不是蚕织出来的。服齐衰是为子皋而不是为兄长。后以“蚕绩蟹匡”，或者是“蟹匡蝉緌”比喻两不相干或名不副实。把不服丧服的不孝子说成是“成（邑）人之弟”。
《东坡志林》载，蔡延庆母亲死，他好久也不服丧，见监察御史李定不为母亲服丧遭到弹劾，贬官为集贤院校理，赶紧乞求追服。于是他被说成是“蟹匡蝉緌”、“成人之弟”。
汉代有一种齐衰风俗，小吏为上司也服齐衰三个月。东汉名士、河南尹羊续在老家泰山居住。平原（今属山东）相封子衡葬母，为了让母亲风光，便故意到泰山去拜访羊续。于是，士大夫都自称是封子衡的臣吏，为其母“齐衰絰带”者达数百人。可见，先秦两汉时期就有借服丧拉关系的陋俗。
8.继母如母服齐衰
继母在中国社会风俗中被称作是“后娘”，一直是心狠手辣、虐待儿子的化身。二十四孝中有个“单衣顺母”的故事，也叫“鞭打芦花”。说的是孔子弟子闵损，字子骞，少时受后母虐待。冬天，后母用丝绵为两个亲生的儿子做棉袄，给闵子骞却絮以芦花。有一次，闵子骞为父亲驾车外出，手冻僵了，缰绳掉在地上。父亲责备他，闵子骞默默不言。父亲大怒，拿过马鞭就打，棉衣绽裂处飞出芦花。数九寒天，穿芦花做的衣服能不冷么？得知真相的父亲愧愤之极，要把后母出掉。想到两个年幼的小弟弟，闵子骞跪求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这才饶恕了后母。从此以后，继母对待闵子骞如同己出，全家和睦。后人评论说：“孝哉！闵子骞。一言其母还，再言三子暖。”
其实，后娘也有慈母心。
西汉刘向《列女传》载，战国齐宣王时，有人被杀死在路上，旁边站着两个孩子。哥哥说：“是我杀的。”弟弟说：“是我杀的。”齐宣王说：“孩子的母亲肯定知道孩子的善恶，由她来决定。”母亲哭着说：“杀小儿子。”法官说：“少子，人之所爱，你为什么要杀少子？”母亲说：“小儿子是我亲生，大儿子是前妻之子。”说完就泣不成声了。齐宣王知道后，敬佩母亲的高义，把两个孩子都赦免了。像这样义薄云天的“后娘”，别说是服齐衰了，为她去死都心甘情愿。
（三）子孙有泪皆成血——柴毁骨立与“生孝”和“死孝”
《孝经·丧亲章》载孔子语曰：“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意思是，有父母丧，三天必须吃饭，毁哀不能伤灭生命，这是圣人的礼制。中国古代的丧葬风俗却认为，居丧守制期间越是不吃不喝，越是形容憔悴，就越对父母有感情，越是大孝子。因此，居父母丧哀伤过度，身体受到摧残，骨瘦如柴被称作是“柴毁骨立”、“哀毁骨立”。认为这就是居丧守制期间的孝子典范。
西晋王祥临终训诫子孙说：“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高柴字子羔，又称子皐，是孔子的学生，齐国人。《礼记·檀弓上》称：“高子皐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难。”高柴为父母服丧，极度哀痛，哭泣如出血，三年没大笑露齿，一般人很难做到。所以，孔子认为他是愚孝；闵子骞服丧完毕就弹琴，琴声切切而哀，孔子认为他是孝。也有的说“柴毁骨立”的“柴”，就是指高柴。
由于中国古代对孝道的崇尚，对孝子名声的企及，出现了许多“柴毁骨立”的孝子。东汉扶风平陵（今咸阳西北）人、奉车都尉韦彪孝敬父母，纯真至诚，父母死后，哀痛欲绝三年，不离开服丧所住的墓旁小屋。服丧期满，瘦骨嶙峋，人都变了形。后来经过好多年的医治才恢复健康。这是又一个“哀毁骨立”的孝子。
其他像《晋书·孝友传》记载东晋许孜，“二亲没，柴毁骨立，杖而能起”；《隋书·诚节传》记载的隋朝雁门郡丞陈孝意，父丧“柴毁骨立，见者哀之”；《陈书·孝行传》中的南朝梁司马暠母丧，十日“水浆不入口”，“毁瘠骨立”；南朝陈掌记室谢贞父丧，几次昏死过去，“哀毁羸瘠”等等，史不绝书。
汉魏以来，有许多孝子冲破礼教的限制，追求一种哀痛父母的自然亲情，而不是虚伪的操作。东汉戴良的母亲喜欢听驴鸣，戴良常学驴叫让母亲听。母亲死，哥哥居庐啜粥，非礼不行，戴良却吃肉饮酒，不想哭就不哭，但和哥哥一样形容憔悴。有人问他：“你这样居丧，合礼么？”戴良说：“合礼。礼是防止失去哀痛的，既然向父母表达哀痛，是否符合礼制就不重要了。因为悲伤而食之无味，那么喝酒吃肉和食粥都是可以的，反正都没有味道。”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已开魏晋放达之风的先声。
西晋吏部尚书王戎和尚书和峤都遭父母丧，王戎不拘礼制，饮酒食肉，观看弈棋，但容貌毁悴，鸡骨支床，拄着拐杖才能站立。由于王戎不肯哭泣，裴頠讽刺他说：“如果一哭就能伤人，王戎肯定被指责为不要命。”和峤严格遵守礼制。晋武帝对司隶校尉刘毅说：“和峤毁顿过礼，让人担忧。”刘毅说：“和峤虽然寝苫食粥，但神气不损，是‘生孝’；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是‘死孝’。陛下不用担心和峤，应担心王戎。”
明朝桐城（今属安徽）人夏恩父丧，独自在荒山中的墓侧搭草庐守制，身无完衣，形容槁瘁。父亲刚死时，子女都年幼，等为父亲守制完毕回家，子女们都认不出他了。见有男子进了母亲的房间，子女们都问母亲：“刚才进屋的是谁？”乡里传为笑谈。对父母尽孝了，却抛弃了对子女的抚育之恩，夏恩为父母守制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上述种种，如果是培养对父母先祖的感情来说，适可而止还是必要的。但就对死去的父母来说，无论怎么柴毁骨立，甚至为守制自我折磨而死，都是毫无价值的、愚蠢的。还是用古人的那句话：“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之逮亲存。”
二、清酒骍牡，享于祖考——祭祀
“俗以祭先为重”。对父母祖先的祭祀，并不随着埋葬和守制的完成而结束，春、夏、秋、冬四季和腊日，以及清明节、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阴历十月一日、除夕、死者生辰、忌日等，都要举行祭祀。
（一）让父母灵魂常驻——宗（家）庙、祠堂
古代祭祖在宗庙进行，先秦的宗庙有严格的规定。《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天子“七庙”是指天子可以为包括太祖在内的最近的七代祖先立庙。周代庶人没有宗庙，在家中正堂上祭祖。
诸侯国的国君一般都单立一庙。《左传·襄公六年》记载有“襄宫”，据西晋杜预注，“襄宫”就是齐襄公的庙。《战国策·齐策一》讲：“先王之庙在薛”，指的是田氏齐威王的庙。鲁庄公父母双亡，夫人哀姜举行庙见之礼，把父亲鲁桓公的庙装饰一新。
古代贵族特别重视宗庙。“君子之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春秋卫国叔孙文子想扩建先君的宗庙，王孙夏认为是非礼，说：“古代君子以简约为礼，现在君子追求侈汰。我们卫国就没有明智之士来矫正这一奢侈之风么？”叔孙文子才放弃了扩建宗庙的打算。春秋鲁国大夫季孙氏“八佾舞于庭”，惹得孔子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怒吼，就是在季氏的家庙里发生的。
1.秦汉以后的祠堂和家庙
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讲，秦朝“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祠堂又称享堂，是用来祭祀死者的。在坟墓处建祠堂开始于西汉。至今犹存的东汉嘉祥武氏祠，就建在坟墓旁。
东汉清河王刘庆的母亲宋贵人饮药自杀。葬于洛阳城北的樊濯聚。他想为母亲修祠堂，没敢向汉和帝提出，引为没齿之恨。
曹操立受封为“魏公”，始建宗庙于邺（今河北临漳），以诸侯礼立五庙。以后，以官品或爵位来比拟先秦时代庙制。如东晋的特进、开国侯、伯、子、男等，依诸侯礼立五庙，侍御史依士立一庙。
两晋禁建墓祠，自此“虽贵为大夫，犹祭于寝”。南朝宋郭原平服丧完毕，自己盖了两间小屋，以为祠堂，每至节日祭祀，哀思，断绝正常饮食，只喝稀粥。
隋炀帝大业（605～617）年间，始规定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官“自制于家，祭其私庙。”
唐宋时期的祠堂多称家庙。唐太宗时，宰相王珪不作家庙，四时祭于寝，被人弹劾，唐太宗不想治他的罪，亲自为他立家庙，让他感到羞愧。时人指责王珪只追求节俭而不顾礼仪。可见，唐初一定品级的官员（五品以上）必须立家庙，否则就会受到法司的弹劾。
《大唐开元礼》规定：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加始祖共计五庙。五品以上祠三庙。六品以下到庶人，祭父祖于正寝。
唐代以来，修在野外坟墓之处的祠堂又移到了城镇。文武百官的私家之庙多集中在京城长安城内的繁华之处，以致皇帝去南郊行大祀之礼必经的天门街左右诸坊都有私庙。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诏京城不许群臣作私庙，但可在居住之处立庙。
五代时，士大夫多不建庙，四时祭祀于室屋。所以，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士大夫家庙自唐以后不复讲。
《宋史·礼志十二》载，庆历元年（1041），“南郊赦书，应中外文武官并许依旧式立家庙。”北宋元丰三年（1080），宰相文彦博留守西都长安，始祭祀家庙。一般大臣仍然不能建庙，学者贵为公卿而祭祀先人只能备庶人之制。北宋右正议大夫王存经常以此为憾。告老致仕后，营建住宅时首先营建家庙。
绍兴十六年（1146）正月，秦桧立家庙，宋高宗赏赐给他许多祭器，赐给将相祭器这是首开先例。
南宋初的抗金名将杨存中的祖父、永兴军路总管杨宗闵，父亲知麟州建宁砦杨震，以及母亲都在抗金战场上殉国。杨存中累战功至检校少保，领殿前都指挥使。请求立家庙，赐予祭器。朝廷特许他祭祀五世先祖，并赐祖父的庙额为“显忠”，父亲的庙额为“报忠”。
从上述历代宗庙的演变可以看出，古代有官爵者才能立家庙，一般百姓没有这个权力和荣耀。由此可知，上述金榜题名，加官晋爵不光能扬名显亲，还能让列祖列宗有一个显贵的住所。
2.明清时期的家庙与毁庙、祫祭
明朝洪武六年（1373）规定，公侯品官于居室之东修祠屋三间，以祭祀高、曾、祖、考（生为父，死为考，入庙为祢）。嘉靖十五年（1536）又规定，三品官以上立五庙，以下立四庙。三品以上官“今之得立庙者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迁焉，四品以下，四世递迁而已”。要理解这些规定，先得了解古代的毁庙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