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就有毁庙礼制。比方说“四庙”祭祀高祖、曾祖、祖父、先考四代，也有的是祭祀始祖，再加曾祖、祖父、先考等三代宗亲，共四庙。可等这家的长辈死了，儿子成为祭祀的主人，原来的曾祖成了高祖，四庙就不够用了。于是，原来的高祖或曾祖成了“亲尽”之庙，这就有了“毁庙”制度。三年之丧完毕，因先考（父亲生为父，死为考，入庙称祢）的神主迁入宗庙，多出了一庙。这时，将列祖列宗的神主都请出来，进行总祭，叫作“祫祭”。然后把不在庙数的神主（始祖除外）移入“祧（tiāo）庙”内，藏在祏（shí，石室）或专设的房间内，留下最亲近的先祖。祫祭每五年举行一次。上面说的“四品以下，四世递迁而已”，就是这个意思。
明清时期的家庙多称祠堂。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祠堂》称：“今世士大夫家庙皆曰祠堂。”上述“今之得立庙者为世世奉祀之祖，而不迁焉”，是说三品以上官所立的五庙可世世代代祭祀，不再有毁庙制度。中国人祭祖，恨不得几代、几十代的列祖列宗都祭祀。这个“不迁”终于突破了先秦以来的祭祀礼制，满足了民间厚葬久祀的愿望。这样，立庙者得以世世代代奉祀，随着子孙的不断繁衍，就出现了祭祀历代列祖列宗的宗族祠堂了。
3.金声玉振话孔庙
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家庙是山东曲阜的孔庙，始建于公元前478年。孔子死后，弟子及鲁国人跟随住在冢墓的有一百多家，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墓，后来命名为“孔里”。孔子死后第二年（前478），弟子们把孔子生前居住的堂屋立为庙，内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这是历史上第一座孔庙。后来经过历代，尤其是宋元明清时期不断修缮，规模不断扩大。
现存的孔庙共有九进院落，殿、堂、坛、阁460间，门坊54座，“御碑亭”13座。主要牌坊有：孔庙门前的第一座石坊金声玉振坊，“棂星门”内的“太和元气坊”、“至圣庙坊”，东西对称的“德侔天地”坊和“道冠古今”坊。建于北宋年间的奎文阁是孔庙的藏书楼。过了奎文阁是十三碑亭，因这些碑都是皇帝批准立的碑，因此又叫御碑亭。碑文多是皇帝对孔子追谥加封、拜庙致祭和整修庙宇的记录，由汉文、蒙古文、满文等文字刻写。碑刻之多仅次西安碑林，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体建筑，是祭祀和供奉孔子的正殿。长54米，宽34米，高32米，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泰山岱庙的天贶殿并称为中国三大殿。大殿前檐10根石柱，浮雕两条戏珠的飞龙，雕刻玲珑剔透，工艺绝伦，为我国宫殿建筑中所罕见。大成殿前是杏坛，传为孔子讲学之处。
历史上的孔庙有两千多所，根据其性质或类别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孔氏家庙，二是国庙，三是学庙。
作为孔氏家庙只有两座：一座是曲阜孔庙，另一座是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衍圣公孔端友奉孔子及夫人亓官氏画像南下，宋高宗赐其安居于浙江衢州，1253年建立孔氏家庙，即所谓“南宗孔庙”。
国庙是指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是帝王和地方官员祭祀孔子的专用庙。
学庙一般称文庙。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命令除在京师国子监修建“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外，又在“州、县皆立孔子庙”。这样，与郡县学、书院合一的文庙在全国各地诞生了。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经过鲁国，“以太牢祠孔子”，这是帝王祭孔的开始。此后，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释奠”逐渐成为太学和郡县学祭祀孔子的专用名词。
东汉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赴曲阜，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首开以孔门弟子配享的先例。从三国到元朝，复圣颜渊、宗圣曾参、亚圣孟轲、述圣子思相继进入孔庙配享，称作“四配”。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贤”，与颜渊俱配享孔子庙堂。唐玄宗开元八年（720），诏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子张等“十哲”为坐像配享孔子之旁，绘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贤画像于孔子庙壁。明清民国时期，各地孔庙中，四配、十哲、二十二贤、七十二弟子等，从祀的先贤、先儒近百人。
十七世纪以来，中国周边的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兴建了孔庙。随着孔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华人的外移，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也相继兴建。全盛时期，世界上共有孔庙三千多座。可谓是“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国衣冠拜素王”了。
（二）为解决九泉之下父母的温饱——五祀、荐新、太牢、少牢
据《礼记·王制》记载，古代祭祀祖先有“五祀”，也叫“五享”。春天进行的祭祀叫“礿（yuè）”，周代改称“祠”；夏天进行的祭祀叫“禘（dì）”，周代改称“礿”；秋天祭祀叫“尝”；冬天祭祀叫“烝”。祭祀都在孟月（第一个月）进行。再加上腊月进行的腊祭，共为五祀。夏季的伏日，也要祭祀，和腊祭合称“伏腊”，和五祀合起来称作“四节伏腊”、“岁时伏腊”。
此外有按节气奉享新鲜果蔬的“荐新”之祭。如小麦收割完毕的夏历六月六日有“尝新麦面”之祭，七月十五有“荐麻谷”之祭等等。
祭祀用的供品叫牺牲，牺牲有严格的规定。牛、羊、猪三牲称太牢；没有牛，只有羊、猪称少牢。天子、诸侯、卿大夫祭祖用太牢，士用少牢。
1.“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真谛
先祖接受子孙的祭祀叫作“血食”、“歆享”。祭祀首先强调要敬。《礼记·曲礼上》讲：“馂余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馂余”是吃剩下的饭，不能用来祭祀。生前，儿子可以吃父亲的剩饭，妻子可以吃丈夫的剩饭，但父亲和丈夫不能拿剩饭来祭祀死去的儿子和妻子。“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不是不祭祀，而是不能用“馂余”祭祀，否则为亵慢。
《论语·乡党》讲：“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斋）如也。”意思是说，即使是粗米饭、蔬菜汤，吃饭前也要祭奠一下先祖，而且表情要像斋戒时那样严肃恭敬。直到建国后，农村的农民做点改样的饭，饭前都要在祖先的灵位前供养一下。
《左传·僖公十年》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也就是说，祭祀必须是自己的真正骨血，否则祖先不歆享。
春秋卫成公梦见自己的祖先、卫国的第一个国君康叔说，夏王相（大禹重孙）抢夺我的祭品。卫成公赶紧命人祭祀夏王相，以免自己始祖的祭品被抢。宁武子反对说，神不歆非族。相是夏族，我们是周族，抢康叔的祭品，是他的后代杞国、鄫（zēng）国没好好祭祀，不是我们的罪过，我们不能祭祀他。
孟子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从祭祀考虑的。东汉赵岐注释“不孝有三”说：“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所谓“无后”，就是不娶妻，没有子孙，让祖先没有人祭祀和上坟拜土，断了香火，成为抢夺别人祭品的强神饿鬼，就是最大的不孝。
在中国古代是不能、也不敢没有子孙的，没有子孙不仅凄凉，而且不寒而栗。
2.屈建祭父不荐芰
《楚语·楚语上》载，春秋时期，楚国大夫屈到喜欢吃芰（菱角）。临终对负责祭祀的宗老（家臣）说：“祭祀我的时候，一定要用芰。”到了小祥、大祥祭祀时，宗老用芰作供品祭祀。屈到的儿子屈建命令撤掉。宗老说：“这是您父亲嘱托的。”屈建说：“不能这样。我父亲执掌楚国的政事，他制定的法令记在百姓的心中，收藏在王府里，对上可以继承楚国的先王，对下可以训导后人，不光是楚国上下称誉，各国诸侯也没有不称赞的。祭祀法典上说：祭国君要用牛，祭大夫用羊，祭士用猪和狗，祭祀普通人用鱼，竹笾木器里装的果干和肉酱，则从国君到普通百姓都可以用。不进献珍贵稀罕的东西，不陈列品类繁多的食品。我父亲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嗜好而违犯国家的法典。”于是，便把芰从祭品中撤掉了。
用现在的话讲，这个屈建也太教条主义了，太不人性化了，连倡导礼制的孟老夫子都不如。孟子一贯强调“嫂叔不通问”，“男女授受不亲”，可当有人问他：“嫂溺，援之以手乎（嫂嫂落水，伸出手拉她一把么）？”孟子非常肯定地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灵活处理）。”如果这个屈建是无神论者，不祭祀父亲都无可指责，可既然祭祀，连父亲这么一点小小的要求都不能满足，虽不能说他是“嫂溺不援”的豺狼，但至少可以站在父亲屈建的立场上斥责他：你是个只知法令，不知变通的不孝逆子！
3.事之如生，祭之如在
祭祀祖先是后世子孙必须履行的义务。明清时期，不仅有“名教之家重于丧祭”的说法，甚至有“虽乞丐无不祭者”，“虽贩夫贩妇亦知负楮镪（成串的纸钱）而往”的说法。
东汉清河王刘庆的母亲宋贵人饮药自杀。葬于洛阳城北的樊濯聚。每逢四节伏腊，都在家里祭祀。后来又派乳母到城北遥祭。陷害宋贵人的外戚窦氏败亡后，刘庆又要求到冢墓上致哀，汉和帝下令供给四时祭祀的祭具。刘庆哭着说：“生虽不获供养，终得奉祭祀，私愿足矣。”
关于祭祀祖先的仪式，南宋徐度《却扫编》说，两宋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经，当时主要参照了两家范本。一是宋仁宗时的宰相杜衍的仪式，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日祭祖，不设桌椅，只用平面席褥，不焚烧纸币，操办杂务由本家子弟，婢仆不得参与。另一家是宰相韩琦汇总的、唐朝御史郑正则等七家的祭仪，称作《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与杜氏大略相同，但又增加了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
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宋代民间祭祖的祭品，根本不讲究什么太牢、少牢，而是随机供奉。南丰（今属江西）曾氏用菜羹、腌鹅、粥。建安（今福建建瓯）陈氏用肝串子、猪白割、血羹、肉汁祭祖，而且规定，世世代代遵守，富贵不加，贫贱不废。
本章开始曾讲，孔子非常重视对祖先鬼神的祭祀，但主要出自于对祖先“慎终追远”的道德情感的培养。究竟先祖的神灵存不存在？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个“如”字，实际上否定了“神”的存在。宋代的程颐对此解释说：“祭先，主于孝；祭神，主于恭敬。”所以，祭祖主要是培养“孝”和“恭敬”的道德意识手段，而不是对神灵庇佑的盲目崇拜。
4.告慰九泉之下的先祖——焚黄
祭祀祖先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吉凶皆告”。活着的时候要膝下尽孝，死了也要经常交流沟通。因此，子女还要把子孙的状况、世道的变迁及时地汇报给祖先。古代祭祖时有祝文、祷词，实际是向祖先汇报的发言稿。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示儿》诗，就是要求儿子“吉凶皆告”的遗嘱，其中充满了渴望南北统一的爱国情怀：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松江府志》记载的松江（在今上海）钱衮，是“吉凶皆告”的典范。他在祠堂门上写着“事之如生，祭之如在”。对死去的先祖就像活着一样，“昏定晨省”，出入必告。有新鲜食品不祭不敢先吃。每顿饭之前，都要先祭祀、祷告。岁时伏腊祭祀的前一天，准备好新笔净砚，天气再热也要衣冠整齐地书写祝文。还把祭祀的仪式写在手掌上，称作“指掌图”随时学习。并不惜花费工夫刻版印刷出来教给别人。他这种祭祖的“敬业”精神感动了先祖的神灵。有一天，钱衮让女婿陈矩一同来祭祖。在祠堂门左边等着沐浴，因怕惊动先祖神灵，躲在帷帐后面。打瞌睡的工夫，梦见几个峨冠绅带的老人说：“我们来赴宴，你没有儿子，让你生一个吧。”第二年，陈矩果然生了个男孩。
古代金榜题名、加官进爵、授职赴任等，凡品官新受朝廷恩典，都要归家祭祖，到家庙、祖墓向祖先汇报。祭告的内容写在黄纸上，祭祀时向祖先祷告，祭祀完毕即焚化，谓之“焚黄”。
焚黄是最光宗耀祖的事情，围绕着它，文人学士写下了连篇累牍的诗句。所不同的是，这些诗句并没有光宗耀祖的喜悦，都充满了对父母亲人的怀念和哀思。
北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王禹偁在《送密直温学士西京迁葬》诗中写道：
锦衣西去道何光，卜葬伊川旧钓乡。
留守开筵亲举白，故人垂泪看焚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