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家贫出孝子”，江革背负母亲浪迹天涯，备尝艰辛，不离不弃。这种贫寒的孝，没有任何患得患失，江革可以没有任何杂念地做一个专业孝子。晚清民国有句俗语叫“娶了媳妇忘了娘”。唉！人一旦有了事业、有了家庭、有了子女、有了前程，是否对父母的孝就该没了、淡了呢？
《明史·孝义传》中有个三赴云南，万里寻父的刘谨。《宋史·孝义传》和“二十四孝”中有个弃官寻母的朱寿昌。
朱寿昌是北宋扬州天长（今属安徽）人。父亲朱巽纳妾刘氏后，将怀着朱寿昌的正室休掉。朱寿昌生下后回到父亲身边，从此母子分离五十余年。宋神宗时，朱寿昌官运亨通，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阆州，知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但他始终怀念生母的养育之恩，平日很少喝酒吃肉，一想到母亲就唏嘘流泪。他曾用佛教的“浮屠法”灼背烧顶，刺血书写佛经，祈求母亲安康。宋神宗熙宁（1068～1077）初，朱寿昌告别家人，弃官寻母。他发誓说：“不见母，吾不反矣。”功夫不负有心人，朱寿昌走到同州（治今陕西大荔），与生母相遇，实现了母子团聚的梦想。这时，母亲已七十多岁，朱寿昌也已五十多岁了。
后来，朱寿昌以孝闻名天下，宋神宗命他官复原职，王安石、苏轼等文学家争着挥毫作诗赞美他。苏轼的《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是一篇长诗，其中前四句是：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
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王安石《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东归》诗云：
彩衣东笑上归船，莱氏欢娱在晚年。
嗟我白头生意尽，看君今日尽凄然。
以上23位孝子，再加上“闻雷泣墓”、“诗废《蓼莪》”的王裒，正好是“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中不免有一些消极、落后的成分。如把孝道极端化、愚昧化，倡导愚忠、愚孝、残忍的行为；忽略、淹没了子女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有些还充斥着迷信荒诞和夸大不实的情节，等等。然而，它以民众乐于、易于接受的形式，彰显、宣扬尊亲、养亲，奉养、关心父母的孝行精神，让孝覆盖了从皇帝到贫民各个社会阶层，对陶冶人性，塑造健全的道德人格，对保持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发挥了长期的、重要的作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前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转变为与父母分居的三口之家的格局。家庭的核心、重心也颠倒了，由“尊长”转换为“尊子孙”了。例如，把子女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替代物，忽略了自身价值的充分实现，放弃自己事业上的追求，甘为子女成材的人梯；对子女超前的、超负荷的精力、财力投入，等等。这同样是让人寒心和深省的。
（三）佛教中的孝子——目连救母、妙善救父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相碰撞、互相交融、互相吸收，完成了自身的中国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突出宣扬孝道，是中国化佛教与天竺佛教的鲜明区别。
1.佛教的中国化
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努力适应儒家的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念，探寻二者的共同点，援儒入佛，以儒释佛。
从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念上讲，儒家视人生为乐，重生恶死；重今生，轻来世；重人间，远鬼神；重视个体生命格局的开发和人际关系结构的建设，通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人际伦理有功于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佛教视人生为苦海，有生老病死四苦相，还要受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之苦；要求人们四大皆空，六根清净，了断生死，超脱世俗，进入涅槃境界。
因此，儒家思想是奋力入世的哲学，把人生价值实现在今生今世。佛教是消极避世的哲学，把人生价值的实现放在来世，不重视今生今世的人际伦理，主张不跪王者，不敬父母。如佛教的“十恶”主要有：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欲、瞋恚（chēn huì）、邪见，恰恰没有不孝的规定，而中国的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从教义上看，二者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激烈的冲突，如不调合二者的矛盾，佛教很难在中国立足。
关于沙门不跪拜王者，东晋庾冰、桓玄等人曾强调，沙门必须跪拜王者，南朝宋武帝严令沙门跪拜皇帝。起初，许多沙门还据理力争，如东晋名僧慧远曾著《沙门不敬王者论》。而北魏沙门法果称武帝是当今如来，带头跪拜皇帝，并声称：“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这就是说，佛教入中土，经过一段抗争后，终于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屈服了。
佛教传入中土后，又把教义中零散的有关孝的内容突出宣传。如注疏《盂兰盆经》，宣扬目连救母。编《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归纳出十条父母之恩：一、怀胎守护恩；二、临产受苦恩；三、生子忘忧恩；四、咽苦吐甘恩；五、回干就湿恩；六、哺乳养育恩；七、洗濯不净恩；八、远行忆念恩；九、深加体恤恩；十、究竟怜悯恩。
南朝梁武帝萧衍是最笃信佛教的皇帝，曾作《孝思赋》，这既是一篇弘扬佛法的护教文献，又是一篇宣扬儒家孝道的文学作品。文中以“子路为亲负米”的故事为例，叙述自己创业之初的艰难，无暇顾及父母，当了皇帝后，虽富有天下，而无双亲可孝养的遗憾。其中一句“（父母）慈如河海，（子女）孝若涓尘”意味深长。意思是说，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如江河和大海那么博大；子女对父母的回报，如水滴和尘埃那么微小。现代的老人常对儿女说：“你们将来能回报我十分之一我就满足了。”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最后，梁武帝决定在钟山下为父亲建造大爱敬寺，在青溪旁为母亲建造大智度寺，来表达“无极之情”，“追远之心”。梁武帝将奉佛与尽孝结合在一起，为实现佛教在道德教化上的中国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参与民间的丧葬礼俗。“斋七”取代了“三虞”，“百日”取代了“卒哭”，“烧七”、“烧百日”成为祭祀死者的固定礼俗，这期间要请和尚念经超度父母的亡灵，从此佛教开始渗透到中国的丧葬风俗之中。
这样，佛教不仅为教化孝道服务，使人们更加虔诚地孝敬父母，而且还直接为超度父母的亡灵服务，帮助中国的孝子完成让父母入土为安的心愿。
从南北朝、隋唐开始，佛教还被千家万户用来作为孝敬父母的万金油，需要什么，就让佛做什么。于是，孝子对父母行孝又有了一条新途径——烧香拜佛。通过它能使重病的父母康复，能为父母延年益寿，能让濒临死亡的孝子顿悟求生，甚至佛教的弃荤食素都可以用来激励孝子上进。唉！可怜大彻大悟的佛啊！来到我们这个“百善孝为先”的国度里，也只好勉为其难，改业向孝了。
2.妙善救父
妙善即佛教的观音菩萨，是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也是最受中国百姓爱戴的菩萨，她到中国后居住在舟山群岛的普陀山。民间称观音的尊号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音菩萨”。说她有33个化身，能救12种大难，还能送财送子，普降甘露，只要诵念她的名号，她就能“观其音”前往拯救。观音菩萨的身世有多种传说，从唐朝开始，观世音避李世民的名讳改称观音，其形象也脱离印度模式代之以中国化的女性形象。较典型的是千手千眼观音。
千手千眼观音用千手遍护众生，千眼遍观人间一切。据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所刻的《香山大悲菩萨传》、南宋祖琇《隆兴佛教编年通论》、元朝的《观世音菩萨传略》载：千手千眼观音原是某国妙庄王的三女儿妙善，因不从父王的择婚，被赶出宫门，到香山修行成了菩萨。后来妙庄王浑身长疮，快要死了。妙善化装为一老僧前去医治。查看病情后说，非得用亲生女儿的手和眼才能治好。妙庄王让大女儿、二女儿献出手眼，均遭拒绝。老僧指点他向香山仙长求救。到了香山，妙善立即剁下自己的手，剜出自己的眼。病好后，妙庄王前去答谢，方知仙长就是三女儿妙善，痛心地请求天地为女儿长出手眼。一会儿，妙善便长出千手千眼。妙庄王封她为“大悲菩萨”，自己也皈依佛门。
这个故事传到后来，妙庄王成了春秋楚庄王，楚庄王病好后命人在香山建寺，把自己的女儿塑成“全手全眼”，身边的人误听为“千手千眼”，这个舍身救父的千手千眼观音就形成了。现在许多寺院仍有千手千眼观音像。
3.目连救母和盂兰盆会节
夏历的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盂兰盆会节，它来自目连救母的佛教神话。
据《佛说盂兰盆经》载，“盂兰盆”意为“救倒悬、解痛苦”。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目连的母亲堕于饿鬼道中受苦，目连遂用自己的钵盛食物给母亲吃，但食物刚到母亲口边就化成火炭。目连大叫，悲号涕泣，跑回来向佛陈述，请求救度母亲的方法。佛告诉目连，他的母亲生前罪根太深，所以受此苦报。他虽然孝顺，但非他一人之力所能奈何，必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才能解脱。可在七月十五日这天，具百味五果于盆中，供养十方僧众，为他七世父母及现世在厄难中的父母祝愿，通过这种特殊的功德，解救母亲脱离饿鬼道，超生天道。目连高兴不已，于是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遂有了佛教的盂兰盆会节。
佛教迎合儒家的孝道，塑造了许多孝子的形象。目连就是其中之一，比起前面我们叙述的“二十四孝”来说他一点也不逊色，且具有鲜明的宗教特色。
目连救母的佛教故事与儒家的孝道产生了强烈共鸣。晚清民国时期，皖南盛行冬季演目连戏，称作“神戏”，从日落黄昏一直演到第二天日出，最多的竟连演七场。说明目连这位外来的佛教孝子已为人们所认同，加入了中国孝子的行列。
从梁武帝萧衍开始，依据《盂兰盆经》仪式而举行的盂兰盆会，也在七月十五日开幕，此后沿袭成俗。
五代宋元时期，民间纷纷作盂兰盆、花蜡、花饼、假花、果树等，于佛殿前铺设供养，出家僧侣也各出己财，造盆供佛及僧。他们认为，只有让父母脱离六道轮回痛苦，子女的孝道才能圆满。《东京梦华录》载，中元节的前几天，市场上卖冥器、靴鞋、帽带、彩衣之类，并用竹子砍成三脚，做成灯窝的形状，高三五尺，谓之“盂兰盆”，挂冥钱衣服，备素食以供养先祖。这时的盂兰盆会完全改变了方向，与儒家祭祀祖先，慎终追远的意愿吻合了。
到明清民国时，民间的盂兰盆会纯粹成为“作佛事忏先亡”的祭祖活动了。由于中国宗教信仰的模糊性和儒家孝道的普适性，道教的道士也摒弃宗教偏见，和佛僧联手诵经作盂兰盆会。
四、举孝廉，父别居——孝的扭曲和强化
早期儒家孔子、孟子等人的孝，还比较实际、比较人性化。从汉朝开始，孔孟的孝被扭曲、强化，并走向极端。在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许多方面已经背离了孔子、孟子的基本精神。
（一）“举孝廉”而导致的愚孝、假孝
从汉朝开始，按照“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原则，诏地方郡国向朝廷推举孝廉，国家正式以选官制度为孝道提供保证。由于孝子有出仕之路，还可以免除赋税力役，为了博取孝子的美名，正常的孝被视为平淡，必须变本加厉，超越礼制，孝出个高水平、高难度，才能引起社会和朝廷的注意。于是，从汉朝开始，孔孟的孝被扭曲了，形成了愚孝、假孝的陋俗。其表现，一是欺世盗名，二是惊世骇俗。
孔子认为，“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东汉赵宣打破为父母服丧三年的常规，住在父母的墓道里行服20年，成为乡里闻名的大孝子。郡内将其推荐给乐安太守陈蕃，经过查问，竟然得知赵宣的五个儿子都是行服期间出生的。这是欺世盗名的假孝。汉朝出现的“丁兰刻木”更是一种虚伪的、毫无疑义的“死孝”、“假孝”。后世社会中对父母生前不养，丧事大肆操办的陋俗，也开始于汉朝。
汉朝还塑造出方方面面的典范，有的甚至十分滑稽、荒唐，以达到惊世骇俗的效果。《后汉书·许荆传》载：东汉初，许武被举为孝廉后，想让两个弟弟也成名，于是将家产一分为三，自己选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那一份，两个弟弟所得既劣又少。乡人都称赞许家的弟弟克让，而鄙视老大许武贪婪，两个弟弟因此而被察举为孝廉。事成之后，许武又召集亲族，当众泣告：“我为兄长，先当了孝廉，所以分财产时故意贪婪多得，以成就弟弟谦让的名声，现在弟弟既然当上了孝廉，理应把多得的家财还给弟弟。我的财产已比当年增值了三倍，我一无所留，都给两个弟弟。”于是，远近皆称道许武的善行，许武又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许武这种“曲线救家”的策略，既出奇制胜，又沽名钓誉，亏他想得出来。
到东汉后期，这种虚伪的假孝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时人攻击那些以欺世盗名手段获取的孝廉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东汉戴良的母亲喜欢听驴鸣，戴良便常学驴叫让母亲听。母亲死后，哥哥居庐啜粥，非礼不行，戴良却吃肉饮酒，不想哭就不哭，但和哥哥一样形容憔悴。有人问他：“你这样居丧，合礼么？”戴良说：“合礼。礼是防止失去哀痛的，既然向父母表达哀痛，是否符合礼制就不重要了。因为悲伤而食之无味，那么喝酒吃肉和食粥都是可以的，反正都没有味道。”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已是魏晋放达之风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