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禽年少时，和叔叔康叔去拜见父亲周公，去了三次，被父亲痛打了三次。康叔害怕了，对伯禽说：“商子是天下贤人，我们去问问他吧！”二人见到商子，商子说：“南山之阳有乔木，北山之阴有梓木，你们去看一看就明白了。”听完这话，二人便到山上仔细观看。只见乔树躯干高大而向上仰着，梓树长得低矮而向下俯着。他们回来将看到的情景告诉商子，商子说：“你还不明白么？高仰的乔树好比是父亲，卑下的梓树好比是儿子。”伯禽恍然大悟，原来父子之间得有尊卑上下，得有父子之礼，父位尊，子位下。第二天，伯禽去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即一进门就快步而行，一登堂就下跪。大概这就是周公制礼作乐之一的父子之礼吧？
从此，历史上把父子、父子之道称作“乔梓”。南宋咸淳元年（1265），赵必豫与父亲赵崇岫同科登进士，家门荣耀，时人称作“乔梓同辉”。
后来，伯禽要到鲁国当国君，临行时，周公告诫儿子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普天之下我的地位够高的了吧？然而，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怠慢了天下贤人，你到了鲁国，一定要礼贤下士，千万不可骄傲。”曹操的诗“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指的就是这段话。
伯禽到了鲁国，恪守父亲的教诲，“变其俗，革其礼”，使鲁国成为天下闻名的礼仪之邦。
在这里，周公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严父”的形象。《孝经·圣治》讲：“孝莫大于严（敬）父。”上述韩非子也讲：“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父慈”与“母慈”不同，它还有个父亲对儿子严，儿子对父亲敬的问题。《颜氏家训·教子》讲：“父子之严，不可以狎（侮慢）。”“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也就是说，父母对子女不能过度放任和溺爱，要有“乔梓”之严。《颜氏家训·教子》叫做“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过度溺爱非但不会对子女的成长有利，反而会害了子女。因此，古代又称父亲为“严父”。《晋书·夏侯湛传》载：“受学于先载，纳诲于严父慈母。”
2.孔鲤“过庭受训”与王守仁励志
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按照伯禽“入门而趋”的“乔梓”之礼，遵守父亲的教诲学诗、学礼，演绎出中国古代的又一个典故：“过庭之训”。
《论语·季氏》载：孔子的学生陈亢问孔鲤说：“你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什么特别的教导吗？”伯鱼回答说：“没有。有一次父亲独自站在那里，我趋（小步快走，表示恭敬）而过庭，父亲问：‘学《诗》了吗？’我回答说：‘没有。’父亲说：‘不学诗，无以言。’我就回去学《诗》。又有一次我趋而过庭，父亲问：‘学礼了吗？’‘没有。’‘不学礼，无以立（立身）。’我又回去学礼。”陈亢高兴地说：“我问一得三，听到了关于《诗》的道理，关于礼的道理，又听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
伯鱼这段学诗、学礼的故事，被传为美谈。后世把接受父亲的教诲称作“趋庭”，把父教、父训称作“庭训”、“过庭之训”、“诗礼之训”。后来说的“诗礼传家”，也源于此。东晋袁宏《后汉纪·安帝纪上》称：“内无过庭之训，外无师傅之道。”唐朝文学家王勃《滕王阁序》：“他日趋庭，叨陪鲤对；今晨捧袂，喜托龙门。”唐朝诗人李商隐《五言述德抒情诗献杜仆射相公》：“过庭多令子，乞墅有名甥。”清朝康熙皇帝有一本训诫诸皇子的书，就叫《庭训格言》，是雍正追述其父在日常生活中的训诫写成的。母亲的教诲，也可叫做“庭训”。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一：“夫人庭训最严，心事不敢使知。”
说到庭训，明朝还有一段趣话，说的是明朝著名思想家王守仁。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父亲王华家教极严，虽屡次责备于他，但王守仁总不能改，一气之下，父亲就把儿子的象棋扔到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这虽是一首游戏诗，但其中蕴含着发奋励志的决心，蕴含着对父亲庭训的感激之情。
3.羲之善导儿开窍，子齐父名称“二王”
王羲之，是东晋杰出的书法家，他写的字，真的是一字千金。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七个儿子都善书法，尤以献之的成就最大，他的书法集诸体之精华，一改古拙之书风，英俊豪迈，气势磅礴，有“破体”之美称。献之书法的每一点长进，都渗透着王羲之的心血。
王献之七八岁时，就跟着父亲学习书法，开始很有兴趣。后来，觉得整天和笔墨纸张打交道，坐得腰酸腿疼，没有意思。一天，他到书房找到父亲问：“写字有没有窍门？”王羲之明白儿子的心思，他打开窗户，指着院子里的十八口大水缸和窗下磨秃的、堆积如垛的笔杆说：“等你把十八口大缸里的墨水用光了，磨光的笔杆也堆得这样高了，窍门也就找到了。”王献之明白了父亲的用心，惭愧地低下了头。王羲之见儿子知错了，便耐心地给他讲起了大书法家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苦练成材的故事，使得王献之深受启发。
从此，王献之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刻苦练习，日有长进。此后王羲之又让儿子爬山、舞剑，锻炼他的臂力和腕力，而后再学习书法。一天，王献之正在写字，王羲之想试一试儿子手上的功夫，便偷偷走到他身后，猛地夺取王献之手中的毛笔，结果，王献之手中的笔丝毫没动。王羲之很高兴，夸儿子找到窍门了。
王献之书法日益长进，开始有些名气后，便产生了一些骄傲情绪，练字也不那么刻苦了。一天，他把一大堆写好的字给父亲看，希望听到几句表扬的话。谁知，王羲之一张张掀过，一个劲地摇头。掀到一个“大”字时，呈现出了较满意的表情，随手在“大”字下添了一个点，然后把字稿全部退还给王献之。父亲走后，王献之端详了很久，也没发现这一“点”有什么不同，便拿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又看，嫣然一笑地说道：“吾儿磨尽三缸水，唯有一点像羲之。”王献之听到后大吃一惊，此后，他找到了自己与父亲的差距，克服了自满情绪，练字更加刻苦了。经过多年努力，王献之终于成了举世闻名的大书法家，同父亲王羲之齐名，并称“二王”。后人有诗称赞说：
教子且勿急求成，滴水穿石见真功。
献之练字三千日，只有一点像父翁。
羲之善导儿开窍，子齐父名二王称。
4.赵轨、司马光教子
隋朝的赵轨教子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赵轨是河南洛阳人，少年时好学，有操行。隋文帝时，赵轨担任齐州别驾。东邻家有桑树，桑葚落到了赵轨家，赵轨让人拾起来全部还给主人，并告诫几个儿子说：“我并非沽名钓誉，非机杼之物（不是劳所得）不愿意侵占别人。你们应该引以为戒。”他的儿子赵弘安、赵弘智遵守父教，都很知名。
孔夫子曾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民间俗语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中国人在金钱物欲方面“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气节。赵轨就是用它来教育子女的。如果子女不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老是觊觎别人的钱物，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资治通鉴》的作者北宋司马光一生教子，修身为要，俭朴为重。他常教诲儿子说：“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并以家书的形式写了《论俭约》，劝诫子女切忌奢侈，崇尚俭约。为培养儿子的文字表述能力，司马光让儿子司马康参与《资治通鉴》的撰写。看其子用指甲抓书页，他耐心传授儿子爱护书籍之法：读书前，先净案，读书时，坐端正，翻书时，侧指轻。让儿子司马康终生受益无穷。司马康遵守父亲的教诲，以俭朴自律，博古通今，官至校书郎、著作郎兼任侍讲，以为官廉洁俭朴而闻名于世。
前面讲过的“彭泽之父千里训子”，也是教子的佳话。其他父教子的事迹还有很多。
隋朝贝州刺史厍狄士文为官清廉，家无余财，饥饿的儿子偷吃官厨里的饼，厍狄士文把儿子戴上枷锁，投进监狱。出狱后，又将儿子打了100杖，并徒步把儿子送还京师长安。
明朝陕西按察副使邝埜思念父亲，想见父亲一面。父亲邝子辅为句容（今属江苏）教官，邝埜利用职权改聘父亲为陕西乡试考官。邝子辅知道后大怒，写信斥责他说：“子居宪司，父为考官，何以防嫌？”邝埜寄给父亲一匹精致的褐布，邝子辅又把褐布寄还，附信责备他说：“你掌一方刑法，当以洗除冤狱为己任，怎么能迢迢千里送我褐布呢？”邝埜奉书跪诵，接受父亲的教诲。
中国历史上诸如此类的教子事例史不绝书，在此只能挂一漏万了。
（三）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母教
“母德在教”。中国古代的母教文化丰富多彩，不仅方式方法多样，而且在教育效果方面丝毫不亚于那些须眉。北齐颜之推曾讲：“师友之戒不如傅婢之指挥，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对孩子来说，师友的教诫，尧舜的大道理，有时候真不如母亲、侍婢的话管用。如果说，严父之教的特点是威严、棍棒，而慈母之教的特点则是温婉、体贴，即现在说的情感教育。古代许多恪守母训的子女因此而立身扬名。
1.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
古人强调“外象内感”，胎儿能受到母亲言行的感化，“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这叫做“胎教”。西汉刘向《列女传》载：
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侧身睡），坐不边（不靠边），立不跸（不单脚站立），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
汉代学者把胎教的源起归于周文王的母亲太任、周成王的母亲周后。说她们在怀孕期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立而不跂（qì），坐而不差，独处不踞，虽怒不詈（lì）”，所以生下了周文王、周成王这样明圣的天子。
关于胎教，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是孟子的母亲，孟母曾言：“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孟母不仅是胎教的典范，“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的教子故事，也在民间广泛传颂。
胎教的目的，是培养出贤明、端正、寿考的儿子，其中固然有许多荒诞、迷信成分，但它主张优化一切影响胎儿发育的外界环境，注重用美感来诱导和感化胎儿，通过孕妇的生理、心理作用来达到优生优育，这其中也包含着科学的成分，反映了古代教育的超前意识和望子成龙的强烈愿望。
现代科学证明，优美的音乐能促进人体的内分泌，调节血流量和兴奋神经，也能使胎儿感知，促进其发育。唐朝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方·养胎论》中，从医学角度论证说：“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庶事清净，生子皆良，长寿，忠孝仁义，聪慧无疾。”足见胎教对促进古代优生学、医学发展的作用。
2.敬姜戒儿懒惰，田母责子受金
春秋鲁国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身为鲁国贵妇人，天天纺织不辍。公父文伯埋怨母亲说：“像我们这种贵族之家的主妇还亲自纺织，别人如果看到还以为我不能养母呢！”敬姜感叹说：“鲁国快要灭亡了么？怎么当官者还不懂治国处世之道呢？你坐下，我来告诉你。”接着，敬姜给儿子讲了一番治国勤民的道理：“过去圣王治民，总是挑选贫瘠的土地来安置他们，所以天下能长治久安。民劳思节俭，思节俭则善心生；安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成材，逸也；瘠土之民向往仁义，劳也。因此，天子、诸侯、大夫、士都夙兴夜寐、勤于职事，不敢怠慢。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一日怠惰。说到人妻，天子、公侯、大夫、列士的夫人都要亲自给丈夫做衣服穿。男女都各尽其力，有了差错就要治罪，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从上到下，谁敢使自己放纵而不用力气？如今我是个寡妇，你也只是个大夫，朝夕勤事，犹恐毁败先人之业，怎么能怠惰呢？”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讲堂录》曾言：“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而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这段发人深省的话与敬姜教子的劳逸论如出一辙。
刘向《列女传·母仪传》载：战国齐相田稷子将受贿的百镒（一镒合20两，一说24两）黄金送给母亲。母亲看到后很惊讶，问：“你做了三年的宰相，所得的俸禄从来没有这么多，这些是不是受贿所得？”田稷子对母亲很孝敬，不敢说谎，便老实地告诉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