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王祥为朝廷三公，王览为少府、宗正卿。王祥有一把佩刀，相面的术士讲，为朝廷三公可配此刀。临终，王祥以刀授王览说：“你的后代必定繁盛，可佩此刀。”王览有六个儿子，均位列卿相。王览的孙子王导辅佐晋元帝播迁江左，是东晋第一号的开国功臣，琅邪临沂（今属山东）王氏成为东晋南朝无与伦比的士族高门。
唐朝郑州阳武（治今河南原阳东南）人韦嗣立，与哥哥韦承庆同父异母。韦承庆的生母早死，父亲韦思谦又续娶，生下韦嗣立。母亲对老大韦承庆十分酷虐，经常用竹板笞打。每当母亲要打哥哥，韦嗣立就解开衣裳，请求代替哥哥挨打。母亲当然不会答应，韦嗣立便命令家奴毒打自己。母亲由此感悟，对两个孩子都施以仁爱。时人把他比作是西晋王览。后来，兄弟二人都考中进士，父子三人均官至宰相。
童年的善心孝行最为纯洁，丝毫无半点污染。王览和韦嗣立“恃母爱而不骄纵”，友爱哥哥，如上述兄弟间让枣推梨、推官让爵、舍生就死的行为一样高尚可敬。
7.庾衮兄弟疫疠与共，杨椿兄弟不忍别食
西晋武帝咸宁（275～280）年间，颍川鄢陵（今属河南）一带瘟疫流行，死者枕藉。庾衮的两个哥哥相继染病而亡，三哥庾毗又染上疫病。当时瘟疫流行越来越凶，父母只好带着几个没病的儿子到外地躲避，庾衮主动要求留下照顾哥哥。父母强制他走，庾衮说：“我生性不怕疾病。”家人拗不过他，只好让他留下了。此后，庾衮亲手服侍哥哥，白天晚上都不休息。父母走之前，已给哥哥准备了棺材。庾衮见哥哥的病情没有好转，一望见棺材就暗自哭泣。100天过去了，瘟疫减退，待家人返回，哥哥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父母做梦也没指望他们兄弟无恙。
当地父老对庾衮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异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庾衮用自己对哥哥炽热的爱心，不仅救了哥哥的性命，还创造了疫疠不传染孝悌之人的奇迹。
北魏华阴（今属陕西）人杨播教子有方，两个儿子杨椿、杨津不仅出将入相，还以兄弟友爱为当时人称羡。杨氏兄弟自小亲密无间，从早到晚都在厅堂里，形影不离。有一点美味，也要一同分食。晚上睡觉时，用帐子从中间隔开，各自就寝，高兴时他俩还隔着帐子谈笑。杨椿年老后，有一次到外边喝醉了酒，杨津把哥哥搀回家，躺在旁边不敢睡着，害怕影响侍候哥哥。杨津对哥哥有如父亲，每天昏晨省问，子侄们都站立在台阶下，哥哥不命坐，就无人敢坐。
从先秦到两汉，中国人饮食都是一人一个食案的分餐制，隋唐以后逐渐演变为“伙食”。演变的原因，一是士族官僚的放荡不羁，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兄弟观念的强化，其中杨椿兄弟就是代表。杨椿曾讲：“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杨椿兄弟的和睦友爱，竟然联系着中国古代饮食风俗的重大革命。
8.有义有礼，房家兄弟
北魏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人、尚书仪曹郎房景伯，性情平和宽厚，学问渊博，对儒学历史很有研究。弟弟们跟着学习，对他十分敬重，犹如父亲一般。大弟不幸身亡，他穿着粗布衣裳，吃着粗茶淡饭，丧期之内从没脱过衣服睡觉，哀伤得瘦了许多，就像身服重孝一般。二弟景先死后，最小的弟弟景远非常哀痛，哭了整整一年，从没在寝室睡过觉。乡亲们夸奖：“有义有礼，房家兄弟。”后人写诗称赞说：
兄能慈阙弟，弟更爱其兄。
服期如服重，谣语定乡评。
诗中的“服期”，指古制兄弟丧服为五个月；“谣语”指乡间的谣谚。房氏兄弟紧密团结，彼此敬重，情深至极，这是搞好家庭关系的关键之一，也是应当提倡的一种美德。
9.缠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黄玺万里寻兄
前面我们叙述了许多千里寻父母的孝子，他们凌霜冒雪、爬山渡水，艰辛备尝，用走遍天涯海角的毅力来完成对父母的拳拳赤子之心。而明朝浙江余姚人黄玺“万里寻兄”，以同样的行为表达了对兄长的手足之情。
黄玺，字廷玺，哥哥黄伯震外出行商，10年没有回来。黄玺到外地去寻找，行程万里，都没有见到踪迹。最后到了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在南岳衡山庙中祈祷，梦见神人送他两句诗：“缠绵盗贼际，狼狈江汉行。”一个读书人给他解梦说：“这是杜甫《舂陵行》中的两句诗，舂陵今属道州（治今湖南道县），你去那里寻找一下，就会有满意的结果。”黄玺一听十分高兴，赶紧照此去办。有一天上厕所时，他把伞放在路边，黄伯震恰好路过这里，见这把伞非常熟悉，激动地说：“这像我们家乡的伞啊！”他又仔细打量了一番，看到伞把上刻着“余姚黄廷玺记”六个小字，惊喜地一下子就跳了起来。黄玺从厕所出来见哥哥在此，兄弟二人悲喜交加，结伴而回。
10.“白衣尚书”为佣劝兄
值得注意的是，兄友弟恭绝不是光有友好，没有规劝，就像“父有诤子”一样，兄弟们互相劝谏，也是兄友弟恭的表现。
东汉东平任城（治今山东济宁）人郑钧，喜好黄帝和老子的学说。他的哥哥是县吏，收取贿赂，为吏不廉。郑钧发现后多次劝谏，哥哥不听。为了唤醒哥哥的良知，郑钧到外地做了一年多佣工，把挣来的钱交给哥哥，对哥哥说：“钱物是可以凭劳动得来的，没有了还可以再挣，而贪赃枉法，你这个官位将永远不会再有。”哥哥一听，幡然醒悟，从此变成了廉洁奉公的官吏。哥哥去世后，郑钧义无反顾，悉心养护寡嫂和侄子。后来郑钧官至尚书，因病告老。汉章帝东巡任城，赐给他终身享受尚书的俸禄，人称“白衣尚书”。
郑钧正是太爱自己的哥哥了，怕哥哥会因为贪污而受牢狱之灾，所以，不断向哥哥进言，终于感化了哥哥。这也是弟弟对兄长的一种爱。
与父慈子孝一样，兄友弟恭也是我国古代的一项家庭伦理和传统美德。对于现代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兄弟关系虽然不存在了，但友悌的合理精神却依然值得我们重视和发扬。
（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尽管封建的伦理道德积累得那么丰厚缜密，但父子、兄弟骨肉相残的事例却是屡见不鲜、不胜枚举，而做出这些丑行的往往都是满嘴仁义道德的天子王侯。如周公诛管叔，放蔡叔；郑庄公杀弟弟共叔段；隋炀帝弑父杀兄；唐太宗玄武门弑兄杀弟；赵光义杀兄夺位；明英宗、明代宗兄弟争帝位，等等，说来也真是封建道德的悲哀。西汉文帝刘恒的弟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败，被迁徙到蜀地，路上绝食而死。民间作歌讽刺他们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后来，因以“尺布斗粟”来形容兄弟不和。
东汉末年，曹操当上魏王，长子曹丕与弟弟曹植展开了激烈的太子之争。二人各自培植党羽，玩弄权术，斗智斗勇，最后技高一筹的曹丕如愿以偿，继位为太子，继而当上皇帝。接着，开始与弟弟了却这桩旧怨。这一幕骨肉相残的悲剧，却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传世佳话。
黄初二年（221），曹丕将所有兄弟一律晋爵为公，唯独曹植没有晋封，仍然是临淄侯。曹植知道是皇兄在挟私报复，终日借酒浇愁，狂荡发泄。曹丕正愁抓不住他的把柄，立刻派人将他召到京师问罪。司徒华歆献计说：“人说子建（曹植字）出口成章，可让他赋诗，如不能，就杀他；能，就贬他。”
一会儿，曹植进来了，惶恐伏拜请罪。“先王在时，你就以诗赋文章压我，我怀疑你是找人代笔。现在限你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如作不出来，即行大法。”曹丕摆出一副皇帝的威严。文思高妙的曹植不由眼睛一亮：“请出题目。”诗赋作文在任何时候都是难不倒他的。曹丕见弟弟死到临头还有如此雅兴，倒也有点茫然，匆忙命题说：“你我是兄弟，就以兄弟为题，但不许犯‘兄弟’字讳。”曹植就如胸有成竹似的，随口吟道：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一同的血脉，一起的手足之情，竟敌不过地位和权力的诱惑。曹丕听了弟弟摧裂肝胆的指责，又如何不惭愧？于是，打消了杀害弟弟的念头，将曹植贬为安乡侯。
曹植的卓越才华，不仅避免了哥哥的残害，而且留下了谴责骨肉相残的千古绝唱，后来的文人学士在描述这一内容的诗文中，没有人能超越他。
三、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姑慈妇听
古代的媳妇称公公叫“舅”，称婆婆叫“姑”，称公婆叫“舅姑”。唐朝诗人朱庆余“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的诗句中，“舅姑”就是公婆。
“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稽（讥）。”妇姑关系即现代社会的婆媳关系，是古往今来最难缠、最让人头痛、最一言难尽的家庭伦理关系。
儒家对妇姑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是“姑慈妇听”，即要求为姑者慈爱，为妇者顺从。近代民谚讲：“婆媳亲，全家和。”婆媳关系的好坏，往往是家庭和睦的关键。
（一）天下慈姑的典范——孟母和“母师”
《礼记·内则》讲述了许多媳妇孝敬舅姑的清规戒律，但婆母慈爱媳妇的却只有一条：“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意思是说，在儿媳正在辛劳做事时，即便是疼爱她，也要任她去做，宁可让她多休息几次。儿媳还没有孝敬的表现，不必立刻生气，应该慢慢地教导她。如果不听教训，再责备她。实在不听管教，才让儿子把她休了，而不再宣扬她的违礼之处。这里大致包括：不要让儿媳过度劳累，要耐心教育儿媳，儿媳休掉后不再宣扬人家的过错，等等。此类的规定虽不多，但毕竟对婆婆提出了约束和要求，而且比较有人情味，有同情心，就算是“姑慈”吧。
大概是因为婆婆好了，媳妇就会闹翻天，史书上记载的好婆婆还真不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孟子的母亲，可谓是一位通达事理的好婆婆。
《韩诗外传》卷九第十七章载：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叉开两腿，屁股着地坐着。从先秦到魏晋，遵守礼法的人都是膝盖着地跪坐，像孟子妻这样坐叫做“踞”，是很不雅观、很不礼貌的。孟子进屋看见妻子这个样子，就向母亲说：“这个妇人无礼仪，请准许我把她休了。”“为什么？”孟子说：“她屁股着地，叉开两腿坐着。”孟母问：“你是怎么看见的？”“我突然闯进门，亲眼所见。”“这是你无礼，并非媳妇无礼。”孟母接着说，“《礼经》上说：‘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这是为了防止突然闯进，窥见人的隐私。你突然闯到妻子闲居休息的房间，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怎么能责怪妻子无礼呢？”孟子听了母亲的话，认识到自己错了，再也不敢说休妻的事了。
看来，孟母不仅是一个循循善诱、教子有方的慈母，还是一位宅心仁厚、通达事理的婆婆。她深知持家的艰辛，当儿媳劳作疲惫时，独自私下踞坐一会儿，稍事休憩放松，是人之常情，是应该体谅的。遗憾的是，古代这样体谅儿媳的婆婆太少了。
西汉刘向《列女传》也记载了一位善于处理婆媳关系的婆婆——鲁国九子之母。
鲁国九子之母寡居，回娘家前，与儿媳们约定，天黑回来。可由于天阴回来得早了，将车停在闾门外等着，一直等到天黑才进家门。鲁国大夫从高台上见而怪之，召九子之母询问说：“你从北方来，到闾门而止，一直等到天黑才进家门，为什么？”九子之母回答说：“我早失丈夫，与九子同居。与儿媳们约定好天黑归家，结果回来早了。如果我进家门，就会看到儿子媳妇们的闺房之私。所以必须按约定的时间进门。”天下竟然有如此通情达理的婆婆，鲁大夫敬佩不已，马上将此事汇报给鲁穆公。鲁穆公赐予她尊号曰“母师”，命宫中的夫人、诸姬都向她学习。
这位九子之母，不仅是宫妃的“母师”，也应该做天下所有婆婆的老师。
（二）在封建礼教摧残中煎熬的媳妇
婆媳关系是我们说的主要家庭伦理之一，它要求的“姑慈妇听”中的“妇听”，从措辞上与同为弱势群体的“子孝”、“弟恭”有很大区别，“听”就是服从。除了对舅姑要孝、敬、礼，遵守三从四德外，细小的繁文缛节就一言难尽了。
1.古代媳妇的枷锁——“三从四德”
古代把妇女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称作“妇道”，虽然也包括婆婆在内，但在婆媳关系上，它却是婆婆虐待媳妇的工具。公婆一句“不守妇道”，媳妇便永无出头之日了。
《春秋谷梁传·隐公二年》记载妇女“三从”说：“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礼记·郊特牲》也有类似记载：“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周礼·天官·九嫔》载：“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最初是天子、诸侯宫中的妃嫔应该遵守的道德规范，并用来教导同姓亲近的女子，经东汉班昭《女诫》的发挥，成为民间女子的普遍规范。在《女诫》中，班昭对“四德”作了系统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