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于元代中期的《盘古高氏新七公家训》，多处提到“家法”、“家规”，而作者的本意是将其与“家训”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可见在家训向家法族规转化的初期，家训、家法、家规在时人心目中并无根本性的区别。高氏家训中既有正面教育的开导训诫，又有强制性的惩罚。如在“重祭典”条中，对于卖祭田、祭器，伐坟木，毁墓石，废时祭等行为，“皆重惩之，毋得容隐”。在“戒淫盗”条中，则“少有干犯，即当痛责”，“致若犯劫盗之罪案，经族正会议，立予除名，不准入谱”。这几份家训的内容中，显示出了家训向家法族规演化的轨迹。
第二，“义门”家法有所发展
对于前朝形成的数代同居的“义门”，诸如江州陈氏，宋代的统治者们大加褒美，并给予多种特殊的待遇。由于朝廷的倡导，在宋朝及宋朝之后又形成了不少数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产生了一些“义门”家规。如北宋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义门”的陈崇就曾“为家法戒子孙”。影响较大并成为“义门”家法典范的，是浦江（今属浙江）郑义门的《郑氏家范》。郑氏同居之初，由于人丁尚少，家长们以“孝”齐家，尚未订立家规。到同居的第五代，主持家政的郑德璋开始“以法齐其家”。接着，其子郑大和在名儒的帮助下，制定了《家范》58则。随后，其子郑钦等作《后录》，增70则。从子郑铉又作《续录》，增92则。后经损益，定为168则。这些法规要求族人忠于国，孝于家，乐于助人，造福乡里；禁止他们失长幼之序，乱男女之别，奢侈淫佚，欺压乡邻；并规定了“削名”、“痛箠”、“告官”等惩罚手段。如，私置田业者“击鼓声罪而榜于壁”，赌博无赖者“会众而痛箠”，不尊长者“甚不得已，会众箠之”。《郑氏家范》是一份比较完备的“家法”，有一万余字，是中华传统家法族规的代表作，对中国家法族规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后世各家族、宗族订立的家法族规，多依此作参考。
2.明朝家法族规的转型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对浦江郑氏大加褒美，给予种种殊恩，并亲自订立了六条规范子民日常行为的“圣训”。开国元勋、一代名儒宋濂又帮助浦江郑氏子孙将《家范》、《后录》和《续录》合并为168则。这样，上行下效，在明朝制定家法族规的家庭、宗族就逐步增多，其内容和形式也渐趋成熟。
由于《郑氏家范》的示范，很多高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模仿订立本家庭、本家族的家法族规。当时的名儒曹端以《郑氏家范》为底本，编写了约束本宗族的《家规辑要》。《家规辑要》分若干章，每章先引用《郑氏家范》的相关条款，省略少量作者不加认可的内容。同时，在每章中作者又订立一些新的条款。直到明朝中后期，制订此类规范的达官贵人仍比比皆是。其中，传诸后世的有曾任吏部尚书的霍韬所订立的《霍渭厓家训》，曾任福建巡抚的庞尚鹏所订立的《庞氏家训》，等等。
明朝前期，订立家法族规的普通百姓很少，直到明朝中叶以后数量才逐渐增长。这是因为经过大约一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明初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已发展成数十口直至数百口的宗族。这些宗族又建造宗祠、纂修宗谱等，因而有了订立家族规范的需要。如湖州王氏在明朝中期还没有编纂族谱，也未订立家法族规，随着人丁的逐步兴旺，到万历（1573～1620）年间，族中便有人“修订”族谱。天启（1621～1627）年间，科场落第的王元春在完成族谱编辑的同时，写成了该族的第一份族规。不少宗族与湖州王氏有相似的情况。现存的出自民间的明朝家法族规，大多制订于明朝后期。
唐、五代、宋、元时订立的家法族规，对于违反家法族规的子孙的惩罚，相对较轻。进入明朝后，随着家法族规的严密、完善，并因宗族人口的不断增多，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对于违反家法族规者的惩罚，已经有了加重的趋势。明初的家法族规，诸如曹端的《家规辑要》等，已经将处死列入家法族规之中。如，犯有淫乱行为的妇女，要逼令自尽。到明朝后期，家法族规中的惩罚办法逐渐增多，惩罚力度逐渐增强。有些家族甚至对于一些很小的事情，也大动干戈，加以重惩。如撰写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广东五华缪氏《家训》规定，对搬弄是非的“小家婆妇”，须“重治而禁绝之”。
3.清朝家法族规的兴盛
较之汉族统治者，统治着多数民族的满洲贵族更需要扶植宗族势力来维护其统治。特别是到了嘉庆以后，各种反清武装起义风起云涌，清政府只能更加倚重宗族势力，把家法族规作为束缚民众的又一工具。与此同时，到清朝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承平，人口急剧增长、宗族扩大，致使不少宗族的尊长发出“族繁矣”的感慨。人口激增而生产并未相应的发展，无论城乡都出现了众多的无业游民，又使尊长们为族众“良莠不齐”而忧虑。许多家庭和宗族将制定和强化家法族规作为防止家族衰败的良方。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家法族规于此时进入全盛时期。
在清朝建立后不久，顺治皇帝就订立了“教民”的6条“圣谕”。由于清政府的提倡，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出现了订立家法族规的热潮。嘉庆（1796～1820）年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此后，又爆发了震撼全国、持续了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为了不致在战乱中湮没，尚未订立家法族规的家庭特别是宗族在此时期纷纷补订，以便约束家人、族人，从而安全地度过乱世，这使得清朝中后期出现了订立家法族规的高潮。到此时，在编印过谱牒的宗族中，绝大多数制定有如何修谱的谱例，其中有一部分还包括制约族人行为的条款。此外，在上述宗族中，大约有一半左右还制定有诸如“族规”、“祠规”等若干种家法族规。
清朝以前，在大多数家法族规中，常见的惩罚方式只有谱牒除名、不准入祠及笞责等数种。如驱逐一类较为严厉的惩罚方式，虽也载入某些家法族规，但尚未普及。进入清朝中期后，家法族规中的惩罚方式大大增加。诸如涉及财产的惩罚方式，常见的有罚钱、罚戏、罚祭、罚香烛、罚锡箔，等等。同时，对于违反家法族规者的惩罚强度也明显加重。在此之前，所能见到的要被家法族规处死的，只有淫乱妇女，且以逼迫她们自尽为主。而在此时，不孝、偷窃、抢劫，在有些宗族中甚至是出家为僧、为尼，都会被宗族处死。处死的办法也增加了较逼令自尽更为残酷的活埋、沉潭等多种。
在中国封建社会，国法与家法并存。“家之有规，犹国之有典也。国有典则赏罚以饬臣民，家有规，寓劝惩以训子弟。其事殊，其理一也。”它的功能，同家训一样，对调整家族与国家、家族与家族、家族与族人、族人与族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封建宗法结构的稳固和强化，发挥着特殊作用。所不同的是，家训重在教育训导，家法重在约束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