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上》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礼记·大学》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政治伦理型的家国同构，是指国家主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国家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由“亲亲”而“尊尊”，父为子纲，父家长地位至尊，权力至大；君为臣纲，君王地位至尊，权力至大。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即历代王朝的以孝治天下，家庭人伦渗透到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社会政治收缩为家庭人伦，外在的等级制度被内化为家庭伦理道德，君父、父母官、臣子、子民的观念深入人心。移孝作忠，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既是忠臣事君报国，又是孝子扬名显亲。
一、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的结合
“家国同构”，君父同伦，是孝道政治化最鲜明的表现。外国有政教合一的国家，中国是政治和家庭伦理合一。“家”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组织，叫做“天下一家”。君长“以孝治天下”，家长“以孝齐家”。国家由皇帝这个大家长以及各级“父母官”来实行“父权制”管理。政治上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同时还是一种与家庭血缘相联系的伦理道德上的情感关系。“国”和“家”，“君臣”和“父子”，“忠”和“孝”是统一的。宗法上的孝，就是政治上的忠。为政者是“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亲民官”，是一个维护地方秩序和福利的“家主人”。老百姓是他们的子民、赤子，接受君父、“父母官”的统治也是恪尽孝道。
（一）家国同构的君臣父子论——从孔子、韩非子到董仲舒
家国同构的君臣父子论是由孔子提出，经韩非子、董仲舒完成的。
1.孔子的君臣父子论
《论语·子路》中孔子提出“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颜渊》载，春秋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让国君、大臣、父亲、儿子各有自己的名分，各守本分。君臣父子都安守本分，天下就安定太平。
在这里，孔子已经把政治上的君臣与伦理上的父子联系起来。前面“孔子论孝”讲到，孔子主张“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明王以孝治天下也”。由“孝”而“忠”，从“亲亲”到“尊尊”，形成了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合二为一的君臣父子论。
在孔子之时，严格的忠君意识还没有形成，他强调的君臣关系主要有三：一是称赞、歌颂圣君。即“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二是主张正君臣名分；三是强调君臣双方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义务。受春秋战国工商业等价交换意识的影响，这种道德义务带有鲜明的互利、互惠、等价交换的特色。《论语·八佾》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也就是说，国君想要臣忠，首先得礼遇大臣，这里可归结为“君礼臣忠”。它与父慈子孝的道德取向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双方各自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
基于孔子的道德等价交换原则，他的君臣父子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君臣间的双向选择。《左传·哀公十一年》载孔子语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后汉书·邓禹传》注引《家语》中，孔子又讲：“君择臣而任之，臣亦择君而事之。”这些话后来演变成“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成语。二是孔子不赞成放弃孝，而成就忠。《韩非子·五蠹》载：“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前文孔子斥责楚人“直躬之信，不若无信”，也是这种态度。
2.韩非子与秦汉时期的君臣父子论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出于加强君主集权的需要，发展了孔子的君臣父子思想。《韩非子·忠孝》讲：“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这一命题，为西汉董仲舒的“三纲”画出了一个明晰的轮廓。
然而，战国到两汉，仍然把忠、孝各自分开，把父亲摆在君主的前面。
《韩诗外传》卷七第一章载：战国齐宣王问田过说：“君与父孰重？”田过回答说：“殆不如父重。”齐宣王愤然说：“既然如此，那些士人为什么还要离开父亲出来当官事君？”田过说：“没有国君的土地，无法安置父母；没有国君的俸禄，无法赡养父母；没有国君的爵位，无法尊显父母。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者都是为了父母。”齐宣王这才无言以对了。可见，齐宣王已有加强君权，让臣下放弃孝成全忠的意识。
由于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这一观念仍没多大改变。西汉“王阳回车，王尊叱驭”的典故，反映了忠、孝都不是唯一的价值选择。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篇讲：“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这显然是贯彻了孔子“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爱人思想，仍然把孝父放在忠君前面。
甚至到东汉末，仍然把父亲放在国君的前面。《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载：曹操为魏王时，曹丕为太子，一次大会宾客，曹丕问大臣们说：“在国君、父亲都生重病的情况下，只有一颗药丸，只能救一人，是救君啊，还是救父亲？”宾客群臣众说纷纭，有的说救国君，有的说救父亲，只有邴原一言不发。太子让他表态，邴原非常干脆地说：“救父亲！”曹丕并没指责他。
3.董仲舒的君臣观
西汉儒学家董仲舒吸收各家学说，对儒学进行再创造。为了维护绝对的君权，他吸收了韩非子的君臣父子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说教。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天道系统掩盖着的政治主张。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董仲舒的君臣观，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正式提出“三纲”的概念
董仲舒大讲《春秋》大一统，鼓吹“强干弱枝”，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君臣关系成为永恒的，不可违背的天道，亦即君权神授。虽然尚未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具体条文，但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
第二，把君臣父子阴阳化
董仲舒用“阳尊阴卑”解释君臣关系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君臣、父子、夫妻的尊卑关系从此定位。
第三，通过对君、父、夫的意志服从，使“三纲”得到绝对体现
“三纲”把君臣父子关系置于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中，要求每个人必须按自己的身份去行动，不犯规、不越位。它强调绝对服从，弱化君、父、夫的义务和臣、子、妻的权力，强化君、父、夫的权力和臣、子、妻的义务，使这些弱势阶层在社会中逐渐只有义务没有权力，逐渐迷失了自己。
从西汉董仲舒倡言三纲五常后，逐渐淡化“君礼”、“父慈”，强化“臣忠”、“子孝”，以后便形成了愚忠、愚孝意识，其表现有三：其一，忠臣不事二主，由君臣间的双向选择变成了单向选择；其二，君叫臣死，臣不死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不孝；其三，忠孝不能两全，即要求臣子放弃孝而成全忠。西汉那个“叱驭”的王尊就是弃孝全忠的典范。
（二）天子——“天下一家”的君长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天下是一家。中国人是按照家庭结构来理解天下各具体区域的交往关系的。天下一家的观念，与周初分封大量姬姓诸侯国有关。《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
《左传·桓公六年》载：“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
《左传·成公十一年》：“晋与鲁、卫，兄弟也。”
这里的兄弟，都是指诸侯国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
秦汉以后，虽然封建制度基本解体，但是天下一家的观念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以至于形成了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观念。
1.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君长的权威
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国家政体是君主制，统治者被称为天子和皇帝。
“天子”一词始自周朝。周人尊天，以天为至上神。周的统治者在殷代已称王，灭殷后，感到天命靡常，夏与殷都灭亡了，所以要提高周统治者的地位，而称为天子。“天子万年”、“明明天子”、“天子之功”，是《诗经》中的常用措辞。《左传》中“天子”之词甚多，如“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天子有命”、“天子有事于文武”、“天子蒙尘于外”等。到了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王不再是周王的独自尊号，许多诸侯也自己称王。现在所见的战国诸子书纷纷称天子。《孟子·万章下》更在讨论周室班爵之制时谈到当时的爵制是“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白虎通德论·爵篇》说：“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
秦始皇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他自认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称始皇帝。东汉蔡邕的《独断》说，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皇帝的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居住的地方曰禁中，出行所在地曰行所在，印曰玺。皇帝的命令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这些名号为秦所创，以后两千年的专制时代基本没变。
《礼记·坊记》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
《礼记·内则》也讲：“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
这里把国与家相提并论，天子皇帝不仅是天下的王，还是这个“天下一家”的大家庭的家长。
既是天子皇帝，又是大家长的君主是天下财富、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和主宰者。《诗经》上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荀子·荣辱》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君主的权力和权威是全国最高的，无可匹敌，叫做“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普天之下的民众都是他的臣民、臣仆、子民。《盐铁论·备胡》讲：“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
2.古代君王的“天下一家”意识
古代帝王的“天下一家”意识，有两层含义，一是天下大一统，二是把国家收缩为家庭，皇帝是君父，百姓是赤子、臣子。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确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留下的峄山刻石有：“乃今皇帝，一家天下”。秦始皇“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对我国古代封建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东汉光武帝对部将冯异说：“（我们）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经过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隋唐皇帝的“天下一家”又表现为“华夷一家”。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便以天下一家为己任，他曾对尚书仆射高颎说：“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隋书·突厥传》载隋炀帝语曰：“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唐高祖李渊曾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唐太宗反复讲：“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又强调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唐文宗也提出了“海内四极，惟唐旧封；天下一家，与我同轨”的思想。
北宋太祖赵匡胤也是在“天下一家”的意识中完成局部统一的。唐后主李煜派辩士徐铉对宋太祖说：“李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没有过失，为什么要出师征伐？”宋太祖反问说：“父子分为两家，行吗？”后来，宋太祖又严正宣告：“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元世祖“天下一家”和“圣人以四海为家”的思想更为突出。他改国号为大元，就是为了“见天下一家之义”。明太祖朱元璋多次阐述“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吾赤子”，“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等观点。明成祖也强调“华夷本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者，皆朕赤子”。
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在《五族国民合进会启》中指出：“我五族国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统，所谓父子兄弟之亲也。”后来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要求“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兄如弟”。
（三）官吏——国君的臣子，百姓的父母官
我国自进入阶级社会后，历代王朝都是通过“官”这个“工具”来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对这个“工具”美其名曰“民之父母”，而把被统治者亲切地称为“子民”。把“父母”和“官”合二为一称“父母官”，正是伦理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
1.儒家论“为民父母”
《尚书·泰誓》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