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人诚实聪明则为大君，就能作民父母。
《诗经·小雅·南有嘉鱼》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
意思是，和美快乐的君子是民的父母。
《诗经·大雅·洞酌》：“岂（恺）弟（悌）君子，民之父母。”
意思是，和悦平易的君子是民的父母。
明人张志淳讲：“《书》曰‘元后作民父母’，《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则父母二字，皆人君之称也。”他认为，先秦时代只有君子才被老百姓称为父母。其实君子在孔子那里是道德人格高度完美的人，在其他场合是指统治者。东汉郑玄讲：“君子止谓在官长者。”这里的君子就是包括国君在内的官长，即要求官长像父母那样和蔼地对待他的子民。
《礼记·大学》解释说：“《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礼记·孔子闲居》载：子夏问孔子说：“怎样做才算民之父母？”孔子回答说：“为民之父母，必须熟悉礼乐，做到并能实施‘五至三无’。”
孔子说的“五至”，即达到志、诗、礼、乐、哀的最高境界。“三无”即“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实际上是能够恰到好处地推行乐、礼、丧。
《孔子家语·贤君》载：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国君施政，就应该让民富且寿。薄赋敛则民富，轻刑罚则民寿。”鲁哀公说：“如果这样，那寡人就贫穷了。”孔子说：“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孔子明确把国君和人民说成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且把让民“富与寿”，说成是为民父母的施政方针。
孟子也谈到，为民父母就必须让民的生活有基本的保障。《孟子·梁惠王上》讲：“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滕文公上》讲：“为民父母，使民盻盻（xì，勤苦不休）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为民父母也？”
可见，早期的父母官并非指地方的官长，而是指国君和各级官长。为民父母，就是要求统治者像父母一样，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以诗书礼乐教化百姓，让百姓衣食无忧，富裕长寿。
2.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由“父母”到“父母官”
汉朝南阳郡曾出现了两个政绩卓著、爱民如子的地方官，南阳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这时的“父母”，已经有了地方长官代称的含义。
《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南阳郡太守召信臣视民如子，劝民农桑，亲自指导农耕，常出入于田间，住宿在民家。他行视郡内水源，开通河道，兴修了数十处用来蓄水的水门堤坝，扩大灌溉农田面积三万多顷。为了防止纷争，他让百姓订立用水公约，“刻石立于田畔”。他还禁止婚丧大办，严惩贪官。于是，郡内政治清平，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
荏苒百年，至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31），南阳郡百姓又幸运得遇新任太守杜诗。《后汉书·杜诗传》载：南阳郡太守杜诗“节俭而政治清平”，爱惜民力，减徭轻赋。发明了水力鼓风的“水排”，用来冶铁铸造农具，“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组织百姓“修治陂池（水库），广拓土田”，使全郡家家丰衣足食。百姓把他比作是以前的召信臣。
自汉朝开始，称地方官为“父母”便广泛流传了。
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弟弟、始兴郡王萧憺任荆州刺史，励精图治，广辟屯田，减省力役，吊死济困，颇有政声。天监七年（508）奉诏回京师建康（今南京），当地人依依不舍，作歌唱道：“始兴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老百姓把地方官称作“爹”，是可以“哺乳我”的衣食父母。
北宋以后，把州县地方官正式称为“父母官”。北宋诗人王禹偁《赠浚仪朱学士》诗：“西垣久望神仙侣，北部休夸父母官。”《水浒传》第十四回，雷横对晁盖说：“本待便解去县里见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后父母官问时，保正也好答应。”
清朝一些州县署衙，常有县官自撰的衙联，以表心迹。父母官的说法已是司空见惯了。如：
民不可欺，常愁自折儿孙福；
官非易做，怕听人呼父母名。
眼前百姓即儿孙，莫言百姓可欺，当留下儿孙地步；
堂上一官称父母，漫说一官易做，还尽些父母恩情。
到处皆称父母官，要对得自家父母，方可为人父母；
此中易作子孙孽，须顾全百姓子孙，以能保我子孙。
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
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这些官联，格调有高下之分，中心都是论官者为民父母，要有爱民之心、抚民之政，自励要作真父、真母，为民尽父母之恩情，切莫口是心非，悬羊卖狗，作子孙孽。
称官长为“父母”、“父母官”，是各级官吏以家庭伦理处事施政的体现，正如南宋吕本《官箴》所讲：“事君如事亲，事官长如事兄，与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仆，爱百姓如妻子，处官事如家事……故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岂有二理哉。”
3.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包拯
古代百姓最推崇的父母官当属包拯、包青天，他是百姓心目中父母官的偶像。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包拯金榜题名，高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为建昌知县，但他因要在家侍养双亲，毅然放弃前程，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居丧服除。为了孝敬父母，包拯蹉跎了十年的时光，这与利欲熏心，一心追求官禄的封建士大夫是格格不入的。
直到40岁时，包拯才出任天长（今属安徽）知县。有一县民告状，说自家的牛被割了舌头。包拯认为，必是仇家所为。因为当时法律禁止宰牛，牛无舌无法吃草必死，牛一死，主人肯定要杀牛卖肉，仇家即可趁机诬陷他。于是，包拯对牛主人说：“你回去杀牛卖肉。”次日，果然有人来告发有人私杀耕牛，结果案情大白。
不久，包拯升任端州（治今广东肇庆）知州。端州以产砚台著名，称作“端砚”。包拯知端州两年，离任时“不持一砚归”。因政绩卓著，包拯升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契丹还，历任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先后任三司户部副使、知谏院，授龙图阁直学士，又曾担任瀛州（治今河北河间）、扬州知州，再召入朝，历官权知开封府、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后卒于官，谥号“孝肃”。
包拯在任期间，曾建议朝廷练兵选将、充实边备，以防止契丹和西夏的侵扰；轻徭薄赋，准许解盐通商买卖，表现了一片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他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曾弹劾窃位素餐的宰相宋庠、皇亲李昭亮、国戚张尧佐，七次弹劾转运使王逵，四弹边帅郭承祐，无所畏惧，寸步不让。如弹劾张尧佐时，包拯与宋仁宗面折廷争，以至于唾溅帝面。他“天性峭严”，不苟言笑，有人称包拯“笑比黄河清”，意思是说让包拯笑，比让黄河水清还困难。由于他为官清正廉明，京师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戏剧舞台上把包公扮成黑脸，称作包黑子，除了他铁面无私外，也因为这个缘故。
包拯死时，百姓痛失青天，京师吏民一片哀痛叹息之声，到家吊唁的人群川流不息。包拯虽然死了，可他青天父母官的清官形象，一直是古代百姓伸张正义、鞭笞邪恶的精神寄托。
4.苏钦、林思承、张养浩爱人为本，不忍病民
北宋苏钦任新建（今属江西南昌）知县时，县内积欠赋税，郡守责令尽数催征。苏钦谏诤说：“民力告竭，若加垂杖责办，为民父母，何忍为之？”苏钦宁可去职，也不忍对岁歉力竭的子民雪上加霜，强行催征税赋。又有提辖河东冶铸钱币的陈彦恭、权相蔡京和死党王桓想比常年增加数倍鼓铸量，陈彦恭坚决阻止说：“山泽之利不可竭，祖宗之法不可逾。以此病民，吾不忍也！”王桓大怒，将其罢官。
明朝莆田（今属福建）人林思承任冀州（治今河北柏乡北）知州。该州有荒田2000顷，朝廷却按可耕田常年课赋，百姓益加逃亡。林思承联合同僚奏免一半，安定了民心。林思承又率民增筑漳河堤堰百余里，免除了水患。礼部郎中陈云的弟弟仗势殴杀平民，林思承依法严惩。有人向他求情，林思承说：“人命关天，以人命讨好上司，怎么为民父母！”毫不犹豫地将罪犯正法。
为政以爱人为本。古代先贤还以“民之父母”来谆谆告诫为官者，要好民所好，恶民所恶，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元朝名臣张养浩忠告父母官们说：“民病如己病。民之有讼，如己有讼；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缧绁（监狱），如己在缧绁；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
张养浩说得极为清楚明白，而且达到了极其高尚的境界，颇有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味道。如果所有的地方官都能做到这些，一个王朝怎么能不长治久安呢？
5.辛毗、林伸、薛利和——“知为民计，不知为身计”
在古代封建政治制度下，贤臣为民请命，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因所请政务，常涉及朝廷现实利益，或触犯权奸及地方豪强的利益，故此，当为民请命危及自身安全之时，“为民计（打算）”抑或“为身计”，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和抉择。
三国魏文帝曹丕想迁徙冀州（治今河北柏乡北）士家10万户到河南。当时蝗灾连年，百官都以为不可。侍中辛毗向曹丕进谏，据理力争，曹丕拒不采纳，转身欲回宫内，辛毗上前拽住曹丕的衣服后襟，可还是让曹丕挣脱跑掉了。辛毗不死心，就等在宫门口。过了好长时间，曹丕出来说：“左治（辛毗字），你逼我何太急也？”辛毗说：“如果你迁徙了，民无所食，就会失去民心。”曹丕只好答应迁徙一半。
皇帝不采纳大臣的意见想回宫，臣子竟然拽住皇帝的衣襟，不解决问题就不让走，天下哪有这样进谏的？辛毗的进谏，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完全出于一颗忧国忧民的高度责任心。
宋神宗时，内臣程昉为都水使者，负责水利建设，将原有的河道封闭，新开一条葫芦河，肆意毁占民田、住屋和坟墓，致使四个州县百姓均受其害，人莫敢言。永静幕官林伸挺身而出，为民请命。他亲历实地勘察后，认为旧河深，新河狭，水势趋下，不可力胜。程昉以阻挠破坏修河弹劾林伸。有人劝林伸罢手，林伸回答说：“伸知为民计，不知为身计，身危民安，虽去无憾！”
北宋熙宁（1068～1077）初，王安石推行新法，选拔宝元元年（1038）进士、韶州知州薛利和提举广东茶事。薛利和深知新茶法一旦实行，必使茶农陡加税项，受无穷之苦。于是，赋诗拒绝说：“一路生灵徒顿平，庙堂康济岂无人？君侯若问茶租法，请把茶租乞与民。”
辛毗、林伸、薛利和宁肯放弃头上的乌纱，也要“为民计，而不为身计”，显示了古代正直无私的父母官爱民如子的本色。
6.为民请命甘愿坐罪的父母官
在昏君当国，权奸主政之下，刚正爱民之臣，为民请命，不但无功，反而致罪，此类事例成为历史上不断重演的悲剧。然而，可贵的是，一些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了安民济世，甘愿坐罪下狱。
东汉桓帝时，宦官徐璜等五侯专权，徐璜的弟弟徐宣为下邳令，想娶李暠的女儿，遭到拒绝后，带人到李家抢了人回来，当箭靶射死。有关官吏谁都不敢管。东海相黄浮将徐宣抓了起来。手下吏佐一齐谏诤，黄浮慷慨激昂地说：“徐宣国贼，今日杀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遂将徐宣斩首示众，暴尸街头。后黄浮果然遭徐璜陷害，被罢官治罪。
北宋仙游县（今属福建）人蔡伸，字伸道，为名臣蔡襄之弟，政和五年（1115）进士。在真州（治今江苏仪征）任上，民房失火，延烧千余家，灾民露处雪中，老幼号呼盈道。蔡伸开辟寺院、官舍分头安置灾民，并开仓赈灾，守仓吏认为不可，蔡伸曰：“此国家所以备非常也。如得咎，请独当之！”结果，事闻朝廷，释之不问。
而北宋宗正丞徐确却没有蔡伸那么幸运了。徐确以宗正丞出使两浙提举常平，适逢水灾。徐确经反复论证，认为吴淞江泥沙湮塞，水溢为患。奏请疏通其中长14里的水道，计需用民工两百余万人，用常平缗钱米十八万余贯作为民工的费用。这样“以工代赈”，既解饥民燃眉之急，又根除水患之源，实为一举两得。徐确身先士卒，亲执畚锸励众开挖，不久便疏浚了入海水道。不料，有人以救灾不力，饥民就役死亡者众为由，上告徐确，徐被降职三级。降职后的徐确说：“此役不兴，饥者当骈道就死。以是获罪，吾所甘心也！”为民解困、兴利致罪而心甘情愿，何其坦然也。
明朝莆田（今属福建）人刘克逊任潮州知州，起初银价平，每丁赋钱五百，后银贵加至四倍，刘克逊下令减免，说：“纵得罪，无恨！”
明朝英宗时，内织染局因朝廷不足赏赐，奏请苏、杭五府加造7000匹文绮。工部右侍郎翁世资认为，东南正值水灾，民力饥困，想和尚书赵荣、左侍郎霍瑄联名上奏，减免一半。赵荣、霍瑄皆有难色。翁世资说：“倘得罪，某请以父子三人当之！”明英宗见疏，以为是沽名钓誉，把翁世资下狱论罪，贬知衡州（今属湖南）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