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夺情起复激起了官员们的普遍不满，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纷起弹劾。冯保擅自扣押这些弹劾奏疏，不送交皇帝，和张居正商量决定，打着“圣怒不可测”的名义，对四人实施“廷杖”。
这样一来，“夺情”的幕后戏，闹到了台前。官员们纷纷为四人求情、请愿，有许多人甚至闯入张府当面质问。张居正和冯保一意孤行，派锦衣卫逮捕吴、赵、艾、沈四人，在午门前“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各杖六十大板，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穆、沈思孝各杖八十大板，发配充军。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改革家，贪恋权势而不为父亲回乡守制，使他人品大受贬议，被称为“蔑伦起复”。连支持他改革的人也叹息：“张居正以不守制损其勋名。”看来，孝亲的亲情远不如政治权力的诱惑。
（三）“亲亲相隐不为罪”——法律保护的孝道
由于儒家思想的完善、成熟和深入人心，从汉武帝起儒家思想就成为中国政治、法律的指导思想。以礼率法，纳礼入律成为封建法律建设的鲜明特征。儒家的礼仪和伦理道德规范纷纷以法律的形式被确定下来，有的则直接移植、提升为法律规范。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亲亲相隐不为罪”、“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以及“存留养亲”制度等，即反映了儒学对法律的渗透，反映了国家政治对儒家孝道的关照，这也都是法律不公正的表现。
1.古代法律对“子为父隐”的关照
前面曾提到，孔子的“子为父隐”使人们的道德是非观念失衡，甚至干扰了古代法律应有的公正。按说，“直躬者”属于公正无私，大义灭亲又舍身救父的高尚行为，无可厚非，可由于孔子的否定，却成了欺世盗名行为。中国古代的典故“直躬者盗名”，就反映了对其行为的否定。由此可知，真正使天下为公、大义灭亲获得社会性存在意义，并强调其公正、庄严的，不是儒家。
古代法律中的“子为父隐”，主要表现为“亲亲得相首匿”和子孙不得告发父母、祖父母。
子不得告父的风俗，战国时期业已存在。《战国策·齐策一》载，齐国章子的母亲被父亲杀掉，埋到马槽底下。章子既不敢告发父亲，也不敢改葬母亲。自秦朝开始，子孙不得告父母、祖父母即形成法律。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法律答问》讲：“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非公室告”是指父母杀死或者残害儿子、奴仆。结合《法律答问》的其他记载，子告父母、奴仆告主人，不但不受理，而且还得治罪，别人再告，也不受理。
《汉书·宣帝纪》载：“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祖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斩首），皆上请廷尉以闻。”“首匿”，指作为首谋而藏匿罪人，即现在的窝藏、包庇。也就是说，儿子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法律一概不予追究。父母包庇儿子、丈夫包庇妻子、祖父母包庇孙子等尊者首匿卑者的行为，凡是死罪都要通过廷尉上奏皇帝做出决断。在法律上，叫“亲亲得相首匿”。到《唐律疏议·名例》发展为“亲亲相隐不为罪”，“亲不为证”。
《魏书·窦瑗传》载：“案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三公曹第六十六条，母杀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该书反复强调“子与父母，同气异息，终天靡报”，所以“父母、祖父母，小者攘（偷）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儿子和父母，同气异体，至死也报答不了父母的恩情。父母、祖父母小到偷羊，大到杀人，念及恩情也得隐瞒，法律这样规定，足以显示公正了。
2.死罪不死的“存留养亲”制度
“存留养亲”即身犯死罪者，如果父母或祖父母年老气衰，家中无别的男丁赡养，可赦免其死罪。这一制度开始于两晋，入律于北魏，一直实行到明清。
《太平御览》卷六四六《刑法部·弃市》引《晋书》载：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句客令孔恢犯罪当弃市（在闹市执行死刑，暴尸街头）。朝廷下诏说：“恢自陷刑网，罪当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为恻然，可特原之。”朝廷因孔恢是独子，念及其父亲年老无人赡养，特赦免了他。这虽不是朝廷正常的法律规定，但已开“存留养亲”的先例。
“存留养亲”制度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二年（488）下诏创制的。《魏书·刑罚志》载，北魏的《法例律》规定：“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也就是说，对于身犯死罪，父母、祖父母没有成人子孙，又无亲近的亲属，可以申请皇帝批准，让他们暂留在家养老送终后再执行死刑。应该流放者，实施鞭笞之刑后，可存留养亲，为父母养老送终后再流放。
《魏书·刑罚志》还记载了当时一个案例：河东郡（治今山西永济）李怜生因投毒被判死刑。其母陈诉，自己年老，没有其他亲人，依法应该申请存留养亲。郡府核实后，还没申请下来，李怜生的母亲就去世了。州府判决，准许他为母亲服孝三年后再执行死刑。可司州主簿李玚坚持，已经给他假期，安葬母亲完毕，应马上执行，不能再拖了。最后，朝廷采纳了李玚的意见。
这个李怜生真够倒霉的，他母亲死得也不是时候，如果晚死几天，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存留养亲了。
元朝有两例存留养亲的记载。元世祖时，顺天路（治今河北保定）百姓王佳儿因过失杀人被判死刑，其母言于朝廷说：“儿死，则妾亦死矣！”朝廷遂赦免王佳儿死罪，让其归家养母。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宁国路泾县（今属安徽）人张道杀人为盗，弟弟张吉协同犯罪，被囚禁了七年，后因母亲再无其他子孙，也免除其死罪，施以杖刑后释放回家养亲。
3.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法律与孝道的冲突和协调
“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是儒家孝道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古代的复仇主要以血亲复仇为核心，指君主、父母、师长、兄弟、朋友等被人杀害或侮辱后，对仇人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报复。
（1）在礼，父仇不同天；在法，杀人必死
后来往往用“礼，父仇不同天”，或者“父兄之仇，不共戴天”来表述孔子的主张。
孔子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左右了后世孝子们的行为，导致了中国古代凡为父报仇的行为，大多都触犯法律。中国的普通民众都知道“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唐律中亦有“法，杀人必死”，但就是不知道运用这合法的手段。父仇不共戴天，明知要死，明知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要为父报仇。而如何处理这些为父报仇的孝子义士，往往成为法官的难题。为此，唐朝历史上曾发生多起州县与朝廷、皇帝与大臣、大臣之间的抵牾和争论。
隋朝大业年间，莱州即墨（今属山东）人王君操之父与乡人李君则斗殴被杀。王君操时年6岁，其母刘氏告到县里，李君则弃家亡命，追捕数年未果。隋亡唐兴，李君则觉得已经改朝换代，法律不会制裁了。又见王君操孤幼，不会有复仇的想法了，遂到州府投案自首。谁知王君操把刀藏在衣袖里，突然抽刀把李君则杀死，剖腹取其心肝，啖食立尽，然后到州府自首。州里的司法官说：“杀人偿死，律有明文，自动投案也难求生路。”王君操置生死于不顾，回答说：“父死凶手，沉冤二十余载不得报。父仇不可同天，今大耻既雪，甘愿归死。”州司依法判王君操死刑，唐太宗却下诏赦免。
《新唐书·孝友传》载，武周时，下邽（治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其子徐元庆手刃赵师韫后自动投案。武则天想赦免他的死罪，左拾遗陈子昂认为：父仇不同天，枕干仇敌，是人子的孝义，徐元庆报父之仇，束身归罪，堪称烈士；然而，国法诛罪禁乱，杀人者死，法不可二，徐元庆应该明正典刑。建议将徐元庆判处死刑，然后再予以旌表。
唐顺宗时，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斥陈子昂说，徐元庆服孝死义，是达理闻道之人，并非与王法为仇敌，不应受戮。以后再遇到此类案子，不应依陈子昂的议论办理。
唐玄宗时，监察御史杨汪以谋反罪冤杀嶲州都督张审素，抄没家产，幼子张瑝、张琇流放岭南。后来，这两个孩子逃回，趁黑夜袭击杨汪（已改名万顷）。13岁的张瑝砍断杨汪的马腿，11岁的张琇手刃仇人。弟兄俩写好杀杨汪的状子，系在斧上，又奔往江南，想把陷害父亲的仇人都杀光，然后再投案自首，路过汜水关时被抓获。中书令张九龄连声称赞这兄弟俩孝烈，应该免死。侍中裴耀卿等人认为不可饶恕。唐玄宗说：“孝子者，义不顾命，杀之可成其志，赦之则亏律。转相仇杀，何时得休？”遂采纳了裴耀卿的意见。临刑，那个小张琇视死如归，说：“下见先人，复何恨！”当时，天下人莫不冤之，纷纷敛钱安葬二人。如果这兄弟俩依靠法律，为父申冤，就不会死于非命了。
唐宪宗时，衢州（今属浙江）人谢全杀死余常安的父亲和叔叔，九年后余常安杀死谢全，报了父仇。州里建议从轻发落，刑部判为死刑。后又有富平（今属陕西）人梁悦为父报仇杀人案，朝廷下诏说：“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之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职方员外郎韩愈根据《周官》和《公羊传》，分析了子报父仇的各种情况：一种是父亲犯罪被诛，儿子为父报仇；一种是民间互相仇杀，子报父仇。按《周官》所称，报父仇先告知官府，则无罪，可有些妇女儿童，力量孤弱，须伺机报仇，不能先声张。最后做出决定：“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下尚书省集议以闻，酌处之。”最后，梁悦因有自首行为，从轻发落，被流放到循州。
总之，由于儒家的孝道和“父仇不同天”的伦理观念，使古代的法律量刑也对复仇者肯定、放纵和赞许，一直徘徊在“在礼，父仇不同天；在法，杀人必死”之间，既可法外施恩，又可明正典刑。甚至古代还形成了一种本末倒置的法律观念：不报父仇者，反倒法不容情！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八载：后唐襄邑人周威的父亲为人所杀，周威不雪父冤，反与仇家和解，唐明宗降敕赐死。本来不去违法杀人报仇，是遵法的忠顺表现，但这样做为常理所不容，因而被赐死。
（2）法制缺失的危害——冤冤相报何时了
中国历史上也有依法报父仇的事例。如，明朝嘉靖（1522～1566）初，浙江山阴人俞孜的父亲俞华押解流人徐铎到长城以北，徐铎毒杀俞华而逃亡。俞孜发誓必报父仇，追踪徐铎数十郡都没有线索。后得知徐铎藏匿到外甥杨氏家，俞孜遂告知官府，与官兵一同把徐铎缉拿归案，缚送于官，绳之以法。上述那个明朝宜兴人何孝得的儿子何士晋持血衣诉官，将杀害父亲的罪犯拿获抵法，也是依法报父仇。
《孟子·尽心上》载孟子语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意思是说，我现在才知道杀害别人亲人的严重性，杀了人家的父亲，人家也会杀他父亲；杀了人家的哥哥，人家也会杀他哥哥。虽然不是他自己杀了父亲和哥哥，但也只差那么一点点了。孟子的说法，已看到互相仇杀的隐患。
东晋江播参与杀害桓温之父，15岁的桓温枕戈待旦，泣血三年。江播死，儿子江彪等兄弟三人知道桓温会来报仇，将刀藏在哭丧棒中。桓温假称吊丧，把江彪兄弟三人全部杀死，还受到时人的赞扬。
南朝齐有个朱谦之，把母亲葬在自家田地的旁边，坟墓被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朱谦之一怒，杀死朱幼方，受到齐武帝的嘉奖。可不久，朱谦之又被朱幼方的儿子朱恽杀死。
由此可知，由于法制制止不力，使“父仇不同天”和“父债子还”观念牢固结合，双方一旦结仇，将世世代代冤冤相报。
唐朝濮州鄄城（今属山东）有一孝女贾氏，年方15岁，父亲被宗人贾玄基所害。弟弟贾强仁年幼，贾氏抚育弟弟，发誓不再嫁人。等弟弟贾强仁15岁时，姐弟二人埋伏于路旁，将贾玄基杀死，取其心肝，以祭父墓。贾强仁到县投案，被判以极刑。贾氏则进京自首，把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请求代替弟弟死罪。唐高宗听后很受感动，将姐弟二人一同赦免，并把他们迁移到洛阳。之所以要迁移，就是怕对方子孙再来报仇。
清朝山东益都人杨献恒的父亲杨加官，被济南杨开泰殴打致死，杨献恒本人也被诬告入狱。后杨献恒上告，经青州府勘问，杨开泰以贿赂免罪。杨献恒进京告御状，事下山东巡抚会审，罚杨开泰纳埋葬银40两。杨献恒不服，再次进京申诉，事下山东巡抚因业已定案，杨献恒属于妄诉，笞四十。杨开泰派儿子杨承恩到青州贿赂官吏陷害杨献恒。杨献恒伺其出，用铁骨朵击倒他，拔刀砍断其喉咙，又挖出他的眼睛吞到肚里。父债子还，算是为父亲报了仇。杨献恒自首后，被流放戍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