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实行给百岁老人赐匾额制度。据《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五《礼部·风教》载，清代凡百岁、五世同堂、亲见七代、夫妇同登耆寿、兄弟同登百岁等，朝廷均以赐匾、赐银建坊的形式给以旌表，称作“建坊悬额”。如，康熙九年（1670）规定，命妇孀居寿至百岁者，题明给予“贞寿之门”匾额，建坊银30两。康熙四十二年（1703）又规定，平民男子年登百岁者，照例给予建坊银，并给“升平人瑞”匾额。老妇寿至百岁，建坊悬额，与命妇同。
雍正四年（1726）规定，年届118岁之人，实为稀有，著于定例，赐银30两外，加增两倍，共赏银90两。嗣后，年至110岁，加一倍赏赐，至120岁者，加两倍赏赐。
当时，匾额和牌坊上题写的名目还有“熙朝人瑞”、“南弧垂彩”、“再阅古稀”、“五世同堂”，老妇一般是“贞寿之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山东章丘寿民王欣然103岁，弟弟王瑞然100岁，兄弟同臻百龄，请建坊旌表。乾隆帝题准，王欣然、王瑞然各赏给御缎一匹，银10两，赐予“熙朝双瑞”匾额。
乾隆五十五年（1790）又下诏旌表“亲见七代”者。凡亲见七代者，一般赏赐“七叶衍祥”的匾额。
另外，有的王朝对年高老人还有法律上的种种照顾。如，西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规定，80岁以上老人，非诬告伤人者，其他罪行一概不予追求。汉光武规定，男子80岁以上，只要不是诏书点名抓捕的，不得拘捕监禁。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下诏，其犯人70岁、80岁以上者释放回家。
古代朝廷的养老制度虽然不是子女对父母行孝，但作为朝廷的一种制度导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影响着社会上的敬老尊长风气，更影响着普通民众的孝养风俗。
三、中华民族的大忠大孝
（一）人生亦有祖，谁非黄炎孙——对炎黄子孙的认同和归属
远古时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散居着众多的氏族部落。关中、河东一带，有姬姓的黄帝部落和姜姓的炎帝部落。他们是世代通婚的部落联盟，称为华夏或诸夏。《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今陕西关中漆水河）成，炎帝以姜水（今陕西宝鸡清姜河）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黄部落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并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天下方国部落都归顺了黄帝。后来，黄帝部落在阪泉之战中打败了炎帝部落，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炎黄二帝遂被尊为华夏族始祖。
1.“炎黄子孙”一词的由来
“炎黄子孙”或称“黄帝子孙”，最早出自《国语·周语下》。该书说，鲧、禹与夏人之后、四岳之后、共工之后，与各姜姓国，“皆黄、炎之后也”。
把黄帝华夏始祖的地位确立下来的人是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尧、舜、禹、汤、文、武都是黄帝子孙，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楚、吴、越等诸侯国也都是黄帝之后。甚至蛮夷、匈奴也是黄帝苗裔。如被视为蛮夷的吴国是西周先祖古公亶父的儿子泰伯、虞仲建立的。楚国、秦国是黄帝之孙颛顼之苗裔，越国是大禹之苗裔，匈奴族是夏后氏之苗裔。《史记·三代世表》称：“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东汉王充在《论衡·案书篇》讲：“《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
自战国秦灵公开始，合祀炎黄。《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率军北巡，归途中祭“黄帝冢桥山”。可见，黄帝华夏始祖的地位，到汉代已经奠定了。
后来的少数民族也自认为是炎黄子孙。如辽朝大臣耶律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则自认为是“炎帝之后”。近年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保存有一部修于明朝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附一首七言诗，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这些契丹人也自认为是炎黄的苗裔。
鸦片战争以来，“炎黄子孙”、“黄帝子孙”的概念随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更加广泛地流传，成为以祖先崇拜为基本文化的中国人构建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但这时的炎黄子孙仍各有所指。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中国皆黄帝子孙”，激进的革命派则从驱除鞑虏出发，认为“炎黄之裔，厥惟汉族”。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取代了“驱除鞑虏”，“炎黄子孙”亦由汉人的同义语转变为所有中国人。经过“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的洗礼，国人进一步形成了“中华民族之全体，均皆黄帝之子孙”的共识。这时的“炎黄子孙”，已融为一体。
2.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炎黄子孙”的感召力
《诗经·小雅·常棣》称：“兄弟于阋墙，外御其务（侮）。”意思是哥们弟兄在家里打架，却能一致抵御外来的欺侮。儒家的孝道培养了中国人对炎黄子孙、中华儿女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国家、民族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源泉。每当中华民族危急时刻，“炎黄子孙”便显示出强大的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
在列强瓜分，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下，长期蛰伏不显的“炎黄子孙”等称谓好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频频见诸书刊报纸，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向我华北节节进逼。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国国民党的电报中称：“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同祭陕西黄帝陵，毛泽东亲撰祭黄帝陵文，蒋介石亲题“黄帝陵”三字，他们都以“炎黄子孙”自居。
抗日战争时期的“炎黄子孙”，已不仅仅指四万万血肉之躯，还是一种血缘凝聚成的旗帜和文化符号。它不断召唤中华儿女对祖国的依恋和关注。“四万万同胞”成为抗日战争最鲜明的口号，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八一三”抗战，直到抗战胜利，每当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一句“骨肉同胞们”、“兄弟姐妹们”，就能使人热血沸腾、同仇敌忾，这充分显示了孝意识和“炎黄子孙”的伟大力量。
（二）移孝作忠——丹心报国是男儿
孝和忠，齐家和治国，在古代是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讲：“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前文所述的扬名显亲、遗子孙以清白、替父充军、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夺情和起复等，都属于移孝作忠的范畴。中国历史上忠孝两全，或者是在孝的激励下而显现的忠臣孝子不胜枚举。
1.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闱——苏武牧羊
在20世纪初，学堂和儿童中，到处流传着《苏武牧羊歌》，一首民歌唱得滚瓜烂熟：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忍苦十九年。
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
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
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
夜在塞上听笳声，入耳心恸酸。
苏武留胡节不辱，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闱。
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
终教匈奴心丧胆，共服汉德威。
这首民歌虽简单，但读起来总是有一种肃然起敬的庄严感。
苏武是中国古代不辱使命的楷模。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无理扣押。匈奴单于把他幽禁在一个大地窖里，断绝他的饮食。苏武和着雪块嚼毡毛。后来匈奴人又把他转移到荒无人烟的北海（今贝加尔湖）边放羊，说要等公羊产下小羊才能让他回归汉朝。在北海，苏武拄着汉朝使者的节杖放牧羊群。节杖也叫“汉节”，是用牦牛毛装饰成的，它象征着汉朝天子的使命和尊严。因此苏武节杖不释手，久而久之，节杖上的饰毛全部脱落了。这期间，投降匈奴的李陵来见苏武，企图以为父进孝劝其归降，但苏武坚决地说：“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后来，汉匈关系缓和，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苏武才回到长安。在匈奴共被扣留19年，苏武去时风华正茂，归来已是须发尽白了。一首《苏武牧羊歌》是他用19年的年华和对忠臣孝子的执著追求而谱写的千古绝唱。
南宋词人洪皓与苏武有着几乎相同的遭遇。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洪皓出使金国被扣留，流放到冷山（今黑龙江五常境内的大青顶子山）。金国数次胁迫他出任官职，都被他严词拒绝。在金国，洪皓屡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国城（在今黑龙江依兰）的徽、钦二帝及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秘密传递消息，报告金王朝的虚实。直到绍兴十三年（1143）宋金议和后才回归南宋。他前后在金国渡过了15年，备尝艰辛，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被比作出使匈奴的苏武。在异国他乡，洪皓思念老母，愁肠百结，写了《出使怀母》，寄托自己对母亲的相思之情：
独活他乡已九秋，刚肠断续更谁留。
会知老母相思子，没药医治白尽头。
洪皓移孝作忠，肝胆可见。
2.自古忠孝两难全——王陵母伏剑，赵苞母勉子
中国历史上经常称道的深明大义的母亲是西汉王陵的母亲。王陵原是沛县（今属江苏）豪杰，投靠汉王刘邦后成为著名将领。项羽劫持了王陵的母亲，企图招降王陵。王母对使者说：“转告王陵，要尽力辅佐汉王，不要因为顾念老母而对汉王三心两意。”为了断绝王陵的挂念，成就儿子的功业，老人家深明大义，伏剑而死。
东汉辽西太守赵苞在家奉侍母亲是孝子，为官事君是忠臣。他有一个与王陵母同样刚烈的母亲。
赵苞任辽西太守第二年，派人到故乡迎接母亲和妻子。赶到了辽西郡治所不远的柳城境内（今属河北昌黎），遇到万余名鲜卑骑兵入塞寇略，将赵苞的母亲、妻子劫持为人质，之后挥师前来攻打辽西郡城。赵苞率两万兵出城与鲜卑人对阵。鲜卑人把赵苞的亲人推到阵前，威胁母亲向儿子喊话劝降。赵苞见母亲被绑，心如刀绞，但古代将领，受命之日，便不问家事，于是他悲号地对母亲说：“昔为母子，今为王臣，儿子不能顾私恩而毁忠节，唯当万死，以谢国家！”赵苞的母亲深明大义，远远地大声对儿子喊道：“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剑，以固其志，我儿努力，不要因我而玷污了忠义的名节！”随后，赵苞含泪下令进攻。鲜卑兵原以为赵苞会为了母亲而投降，根本就没做打仗的准备，汉军一进攻，顿时溃不成军，但气急败坏的鲜卑兵在败逃的路上杀害了赵苞的母亲和妻子。
打退敌军之后，悲痛欲绝的赵苞将亲人的尸身装殓起来，泣血祭奠。然后，申奏朝廷，护送母亲和妻子的棺柩归葬故里。汉灵帝虽然昏庸，也被赵苞母子的事迹深深感动了，他派使臣前来吊唁，并下圣旨封赵苞为鄃侯。丧事完毕，赵苞痛心地对乡亲们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我还有何面目立于天下？”遂吐血不止而死。
“男儿要在能死国”。赵苞舍亲尽忠，舍命全孝，荡气回肠，是千古传诵的大忠大孝者。
3.深明大义为忠孝的母亲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教导儿子国而忘家，移孝作忠的母亲，除前文提到的责子受金的田稷子之母、退鲊责儿的陶侃母、教子勤忠的郑善果母、荐儿为将的柴克弘母、为儿刺字的岳母外，像卞壶母、许善心母、王义方母、桓彦范母、刘当可母、谢枋得母等，都是忠臣孝子之母。
东晋初年，苏峻作乱，卞壸都督大桁东诸军事，与苏峻苦战而死。两个儿子卞眕、卞盱见父亲战殁，也相随冲入敌阵而死。卞眕、卞盱的母亲裴氏抚摸着二子的尸体，哭着说：“父为忠臣，汝为孝子，夫何恨乎？”
隋炀帝大业十四年（618），宇文化及发动“江都兵变”。隋朝的官员纷纷到朝堂归顺宇文化及，唯独通议大夫许善心不到，被宇文化及杀死。许善心的母亲范氏已92岁了，临丧不哭，抚摸着棺柩说：“能死国难，我有儿矣！”绝食十余日而死。按说，残暴无道的隋炀帝不值得忠于他而死，许善心母子的死固然是愚忠，然而古代的人哪想得这么多？这是不能苛求的。
唐高宗时，奸相李义府私纵大理寺囚犯，迫使大理寺丞毕正义自缢死亡。由于李义府深受高宗宠幸，朝臣都噤若寒蝉。侍御史王义方决心为朝廷除奸，但想到这样做肯定会因此而得罪李义府，遂征求母亲的意见。王母慷慨陈词说：“昔王母伏剑，成陵之谊，汝能尽忠，吾愿之，死不恨！”于是，王义方上书弹劾李义府，后被贬官为莱州司户。
武则天晚年，唐朝大臣张柬之等要发动政变，推翻武则天，拥立唐中宗。司刑少卿桓彦范征求母亲意见，桓母大义凛然，说：“忠孝不两立，义先国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