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热点篇
一篇声讨记者的檄文在网络飞速流传，点击率火箭飞升，其题目十分吸引眼球：《我想象中的记者，不应该是等待死亡的秃鹫！》——要言之，作者将歌手姚贝娜之死的“抢新闻镜头”归之为“秃鹫现象”，生生把新闻记者与那只等待捕食饥饿儿童的秃鹫联系起来。那是一只怎样恶毒的秃鹫啊，它居心叵测地觊觎着窥视着等待着，期盼那个被饥饿袭击的儿童倒毙于地，然后可以肆无忌惮地扑食。这是1994年摄影师凯文·卡特获得当年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作品《饥饿的苏丹》的经典画面，不过有关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歇过，在巨大的荣誉来临的同时，犀利的批评也随之而来：“摄影师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小女孩？”几个月后，这位南非摄影师受不了道德压力自杀了，留下一张字条：“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倘若那篇檄文将记者想象成那位摄影师，似乎还有得一比：与其忙于将镜头对准歌手，不如暂时放下“新闻激情”帮她一把。可檄文直接就奔秃鹫去了，其描写非常煽情：“姚贝娜去世之前，病房外挤满了记者，他们在等，等她死。记者们都在焦灼，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这条消息发回报社、网站、电视台，然后把这条新闻传播到所有人面前。甚至，我猜想，他们或许在医生宣布姚贝娜死讯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稿子，只等ICU的病房门打开，他们就会按下那个让他们等了许久的回车键。然后，媒体上就会多出一条娱乐消息：今天下午，姚贝娜死了，2015年1月16日。新闻就是这样产生的，新闻就是这样阅读的，此刻，无数冷冰冰的屏幕上，已经开始讲述一个鲜活生命的离开……媒体惺惺作态地打出‘天堂没有疼痛’之类字眼，高高地挂在他们的头版，招摇晃眼，唤着所有读者：‘看过来，头条在这儿’。”
还别说，真会写文章。作者把“我猜想”之下的画面描绘得如此鲜活，让有关秃鹫的联想变得充满逻辑。作者虽然是“引用秃鹫之说”——姚贝娜生前所在医院有人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消息：丑陋的外表下一颗贪婪的心，毫无怜悯地盯着将要死去的猎物，就等第一时间扑上去——但作者深表认同曰：“看到这段话，作为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瞬间对自己的专业有了一点芥蒂。新闻记者可不就是秃鹫吗，一只只盯着普罗大众苦难的、欢乐的、生老病死的掠食者。在新闻成为商品的时代，素材、故事是记者的追求，一颗有关怀的心却被流放了。有哪位记者放下相机，去安慰一下痛失爱女的老人吗？我说，我要是姚贝娜的家人，一定狠揍这帮麻木的记者一顿。”
这话说得既大慈大悲又急公好义，怜悯之心跃然纸上。毫无疑问，在如此煽情的文字下，芸芸众生很容易被击中。可不，多么形象而确切的比喻啊，简直深刻无比！
可是，我更愿意不怀恶意地揣测，很多前去采访新闻的记者，心中仍有人性的温度，他们仍能够在面对社会苦难时，满怀善良之心，流下真挚的热泪。媒体从业者天然的道德责任和人文关怀，会让他们的一瓣心香化为寒冬里的一支蜡烛，为姚贝娜默默点燃。什么是驱使记者前往医院的动力？仅仅是功利吗？如果他们不爱她，不疼惜她，他们能够如此敬业吗？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他们焦虑的面孔，却看不到他们潜藏着的悲悯之心？每个人的“敬业”表现形式不同，对于记者而言，有时候不得不扮演“蛮拼的”角色，只是因为他们的战场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就容易变得刺眼，于是那些不懂得与人为善的眼睛，就会用挑剔和挑刺的眼光看过来，污化可怜的记者，一股脑儿把他们视为“狗仔”。更有一些当红艺人，在需要造星的时刻，百般讨好记者；一旦星运高照，就视记者为敝屣，居高临下，极尽嘲讽。而那些高自律的记者，还常常以凯文·卡特的例子鞭策自己：当职业伦理面临两难境地的时候，是选择放弃还是选择敬业？然而，当他们在做高尚选择题的时候，已经有人把他们直接比作低劣的秃鹫了。呜呼哀哉！
好吧，让我们说说那位南非摄影师。他选择自杀，无论是因为道德舆论还是出于道德自律，难道是值得欢欣鼓舞的结局吗？就个案而言，或许可以指责他把敬业置于拯救之前；但从宏观的视野考量，无计其数的非洲儿童都处在饿毙的边缘，光靠一个摄影师救得过来吗？他彼时摁下了快门，用触目惊心的画面反映了非洲的现实，并因此搅动了世人的关注。其作品对促进非洲儿童的拯救工作，无疑起到了石破天惊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若从客观效果而言，这幅《饥饿的苏丹》振聋发聩，引发如潮爱心。他可能没有及时拯救一个儿童，却因此拯救了一批孩子。更何况，假如当时的镜头，只是千千万万非洲儿童的缩影，摄影师何以作为？他赶得走眼前的秃鹫，能赶走成群的秃鹫吗？他能拯救小女孩于一时，能拯救永远吗？类似的孩子成千上万，他救得过来吗？局外人的指责都是最最容易的，人们站在道德高地上唾沫横飞，用口水把人家淹死了。可是假如设身处地地将心比心，你会做得好多少？对一个摄影师的杰作，我们难道除了否定，就没有一丁点可赞美的吗？事实是，这幅摄影作品，已经成为经典，至于背后的种种故事，见智见仁，并不妨碍作品的价值。这就是艺术的独特魅力。
我愿意不厌其烦地说那位南非摄影师，除了佩服他的道德勇气外，还深深为他惋惜，我不愿意看到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凯文·卡特”被逼入绝境。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不能把濒临死亡的姚贝娜比喻成濒临饿毙的非洲儿童。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在洁净良好的医院，对姚贝娜的救治，是尽了心的。记者们即便愿意放下镜头和纸笔，去提供所谓的帮助，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假如有人提供这种可能，我相信很多记者愿意出手相助。但问题是，在这样的场合里，每个不同的角色只能扮演好自己——医生做着也许是无谓的抢救，亲属守着也许是最后的期望，记者等着也许是噩耗的消息。难道这有错吗？难道记者们都是不怀好意地等着“死亡头条”吗？假如姚贝娜“奇迹般醒来”的喜讯传来，他们不也一样欣喜若狂地报道吗？难道，“报死讯”，就是秃鹫；“报生讯”，就是喜鹊？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媒体记者以种种手段抢新闻，确实是非常辛苦。有没有在“等她死”的记者？肯定会有。但是“等她死”不是“盼她死”。等，是因为了解实情后的等待新闻消息；盼，才是幸灾乐祸地获取所谓头条。有人盼她死吗？岂能用“我猜想”就把人心残杀了。对于敬业的记者，只要不是心怀恶意，应该尽可能体谅他们的“缺乏同理心”。严格地说，真正的“同理心”是很难具备的，你再痛苦，也不可能胜过她的至爱亲朋。你不能要求医生哭着开刀，也不能要求殡葬师哭着化妆，差不多，你也不能要求记者哭着摁响快门。假如你看到记者摁下快门时没有可着劲儿哭泣，请你不要把他们想象成不堪的秃鹫——何况那个青春的姚贝娜，决不是那个非洲儿童。你的文学想象力很煽情，但是这种恶毒的想象，把记者妖魔化了。
更何况，作者自述为一个“学习新闻专业的学生”，也就是未来的媒体从业者。面对学兄学姐们在新闻第一线的冲锋陷阵，以一个不知其苦的旁观者身份，轻率地将记者的敬业做派比做丑陋的秃鹫，于心何忍？作为一个“准记者”，你那是自污和自黑啊！你想看到记者放下相机去安慰一下痛失爱女的老人，可是你知道痛失亲人的家属心情吗？此时此刻，他们并不需要陌生人的所谓同情和安慰，他们无暇腾出心间的一角与无干的记者虚与委蛇，他们更无心去想“狠揍这帮麻木的记者一顿”。谁负责拍照？谁负责安慰？他们心里是清清楚楚的。你的文字如此挑拨离间，“好心”里，不乏恶意。
这是一个喜欢污化记者的时代，一两粒老鼠屎被当作行业的垂范。又有多少人清晰地看到，要不是媒体从业者的良知和智慧，今天的人们能有普遍的火眼金睛吗？人们受惠于他，又迁怒于他，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回到姚贝娜的个案上——对于一个较受欢迎的流行歌手而言，媒体对她的关注太多了，不相伯仲的女歌手，又何止姚贝娜一人？扳扳手指，从各种赛事脱颖而出的美丽女歌手，多了去了。只因她们如今都风风光光，便无法吸引如潮的关注。一旦谁也“病危至弥留”，无疑也会有同样的“待遇”。在这类事情上，媒体记者确实有点“贱”，难道不报新闻就没有饭碗了吗？还不至于吧。但是各行各业现在都“蛮拼的”，你独独要求记者们“独善其身”，似乎也不够善良吧？何况，即便“无大益”，也“无大害”吧？有益无害之事，值得如此苛求吗？记者们的“贱命”，一半是环境使然，一半是“新闻的属性”使然。关注“人咬狗”是他们的天然使命，你不能要求他们永远盯着“狗咬人”。天天狗咬人，报纸卖不出去，他们靠什么养活？只要“人咬狗”是真实的、无害的，就不要丑化记者的动机，谁都“揾食不易”。
不妨看看今天出版的深圳某报头版，姚贝娜生前的一张照片铺满全版，定题是“光明重生”，说的是红十字会和斯里兰卡国际联合眼库倡议设立“姚贝娜光明基金”，为贫困眼疾患者提供帮助。你看，对于姚贝娜的关注，锁定在“助力光明”上，充满正能量。由此禁不住善意地“猜想”：大概，写出这些报道的记者，就挤在当时的人群中吧？他们从医院一个转身，疾步奔到编辑部，于是一个“光明的姚贝娜”从媒体走向千万人的口中……只是，当他们一旦得知，自己做着这一切的时候，有人正用那幅《饥饿的苏丹》为他们描像，并把他们比作邪恶的秃鹫，不知做何感想？我想，天堂里的姚贝娜一定不愿意把记者想象成等待死亡的秃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