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道德生活是关于家庭和家庭成员之间如何协调家庭关系参与家庭活动以使家庭更好地发展维系的生活类型。中国人自古重视修身，并由修身而言齐家，因此家庭道德无疑是中华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中土以农立国，国基于乡，民多聚族而居，不轻离其家而远其族，故道德以家族为本位。所谓五伦，属家者三，君臣亲父子，朋友亲昆弟，推之则四海同胞，天下一家。”[39]家庭道德生活涉及的内容涵盖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以及长幼关系等，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长幼有序是中国传统家庭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此外勤俭持家、注重家教、亲善邻里等，也是中华民族家庭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
职业道德生活是关于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形成和产生的道德生活，涉及职业道德准则的确立、职业操守的培育、职业良心和职业荣誉以及职业道德评价等方面的问题。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强调和关注职业道德生活，并把职业道德生活看作人的重要的道德生活，其主要内容有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勤业精业，精益求精；诚信为本，义重于利；艰苦创业，利用厚生等。古人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之说，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可敬可爱之处，不同职业的人都可以对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人的职业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志向坚定，敬业爱岗。唐代韩愈在《进学解》一文中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著名论断，告诫人们应当认真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千万不能不负责任，马虎对待。中国历史上多精益求精之士，如书法家王羲之，文学家白居易、贾岛，医学家扁鹊、张仲景，药物学家李时珍，科学家张衡等。历代儒家所主张的政德、士德、武德、商德、师德、医德等职业道德，都把讲诚信、重道义视为最主要的内容，强调在职业活动中正心诚意、信誉至上，反对弄虚作假、欺诈伪饰；强调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反对欺行霸市、鱼肉百姓；强调见利思义、和气生财，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艰苦创业，利用厚生，也是传统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
社会公共道德生活是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生活，涉及除家庭、职业和国家民族生活以外多方面的领域，诸凡行旅交通、乡村里舍、游艺歌舞、城市交际、节庆时俗等莫不与公共道德生活相关。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强调和关注社会公共道德生活，向往和推崇“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人间亲情在社会生活中能有丰富的体现，把尊老爱幼、谦恭礼让、扶危济困、见义勇为、贵和乐群、团结友善等视为公共道德生活的主要内容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待人接物、处事应对的传统道德，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推崇。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崇尚公共道德的义士良民，他们在他人需要的时候能够伸出援助之手，行雪中送炭之义举，或解人之难，或接济灾民，或助人欢聚，或救助孤贫，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道德佳话。
国家民族道德生活是人们处理国家民族关系时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生活，涉及国家的治理和民族关系的处理以及政治生活实践诸多方面的问题。中华民族在此一方面的关注尤多，提出了许多精湛的观点，无数仁人志士将其化为自身的实践，汇成中华民族国家民族道德生活的丰富内容。就其大体而言，中华民族在处理国家民族关系方面的道德生活内容主要有：忧国忧民，公忠体国，抗暴御侮，维护统一，民族和睦等。中国历史上的忧国忧民，既有像屈原那样在国运衰微时“哀民生之多艰”、“恐皇舆之败绩”，也有像贾谊那样在天下安定时居安思危；既有像曹刿、申包胥那样面对国家的危难挺身而出，马援那样的请战赴缨，也有像卜式那样的急国家之所急基础上的慷慨解囊；既有祖逖式的中流击楫，也有宗泽、陆游式的临终“呼过河”与盼统一。他们忧国忧民的襟怀和气节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国魂”，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内在精神动能。中国历史上的公忠体国、精忠报国的典范人物很多，其行为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自觉地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此殚精竭虑，献计献策，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石碏、晁错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的和睦，不惜一切，挺身而出，请战报国，赵充国、马援等人虽年事已高仍愿意为国请战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令人钦佩；三是以尽忠报国为职志，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杨业、岳飞的行为即属此类。抗暴御侮，弘扬正义，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方面，它突出地表现在中国人民不甘忍受外来的侵略和压迫，英勇地抗击外族的入侵和抵御外族的侵略上。维护统一，反对分裂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不仅汉族和中原地区的人们向往统一，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也不希望分裂。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深感国家的统一乃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颂歌。汉代周亚夫面对吴楚七国之乱毅然挺身而出平定内乱，唐代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清代康熙皇帝戡定三藩之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南朝时南越首领冼夫人面临当时的“岭表大乱”及欧阳纥谋反，采取断然措施，怀集百越，平定内乱，留下了“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负国”的名言。民族和睦是中华民族处理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道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兄弟民族的关系一直是以和睦相处为主流，“各安其所，我尔不侵”，“不贪其功，不贪其利”（王夫之语），数千年来逐渐成为各民族的共识。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地衰而复振、转危为安，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完全是同各民族和睦相处、患难与共的精神联系在一起的。
此外，处理国际关系中呈现出来的道德准则和道德风貌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的生动体现。在几千年的历史进化发展中，中华民族总是以自己博大开放的胸襟，平和而大度地吸纳外来文化，采撷异域的文明之果，同时也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的四面八方。早在公元前2世纪，被誉为东方哥伦布的张骞开通了经西域通往中东、欧洲的丝绸之路，拓展了中国同西方诸国的经济文化联系。之后，玄奘印度取经，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中华民族的使者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掀起了一次次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潮。为了弘扬、光大中华民族和睦相处、四海一家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中国各族人民都十分注意同那些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民族败类，同民族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早在13世纪末叶，客居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曾为中华民族的和平主义精神发出由衷的慨叹。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自己的著作中无限感慨却又不无敬佩地指出：“在这个几乎有无数人员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自己的政府，拼命探求别人的东西。”[40]这些评价，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状况，揭示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协和万邦的传统道德。
总之，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内容丰富，是一个由多因素多领域组合起来的生活系统并在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的生活类型。这一生活系统和生活类型以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为核心，体现和反映着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内在基质。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核心是《周易》所提出的天地之德的人文化彰显和集结，是效法天地之道的有为君子内在精神和品质的凝聚与弘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说自强不息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奋斗或严于律己的精神与品质，那么厚德载物则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容或宽以待人的精神与品质。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架构起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精神和价值大厦。
第四节 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的基本特征
关于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特征，黄建中在《比较伦理学》中通过中西道德的比较揭示出五个方面的特征，即“与政治结合”，“以家族为本位”，“主义务平等”，“重私德”和“尚尊敬”等。在黄建中看来，中西道德的第一个方面的差异表现在“中土伦理与政治结合，远西伦理与宗教结合”，形成了政治伦理与宗教伦理的差别；第二个方面的差别表现在“中土道德以家族为本位，远西道德以个人为本位”。“中土以农立国，国基于乡，民多聚族而居，不轻离其家而远其族，故道德以家族为本位”，“远西以工商立国，国成于市，民多懋迁服贾，不惮远徙。其家庭组织甚简，以夫妇为中心”，故道德以个人为本位；第三个方面的差异表现为“中土道德主义务平等，远西道德主权利平等”；第四个方面的差异表现在“中土重私德，远西重公德”；第五个方面的差异表现在“中土家庭尚尊敬，远西家庭尚亲爱”。[41]一些现代伦理学研究者也对中西道德文化的差异进行了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或理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尚道”精神作为指导思想；以德性修养作为安身立命之道；以“中和”思想作为处世之道；以耕读传家作为治家之道；以重义轻利的原则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以整体主义思想为核心为其一贯思想。[42]在许多对于中国伦理思想基本特征的概述中，也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些特点，诸如由人道精神屈从于宗法关系而产生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由天道直接引出人道并以人道去配天道的天人合一，重义轻利的伦理价值取向，道德与政治一体化，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等，既可看作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也可看作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征。
上述这些观点或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的基本特征。立于中西道德生活比较的视野和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实际，从宏大与精微相互结合的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具有多元一体与和而不同的发展格局，家国同构与忠孝一体的价值追求，修身立德与成人成圣的人生目标，天下为公与仁民爱物的伦理情怀，广大精微与中庸之道的实践智慧，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精神品质等基本特征。
一、多元一体与和而不同的发展格局
“西洋社会，由多数异民族混合而成。如希腊、腊丁、日尔曼、斯拉夫、犹太、马其顿、匈奴、波斯、土耳其诸民族，先后移居欧洲，叠起战斗，有两民族对抗纷争数百年之久者，至于今日仍以民族的国家互相角逐。”[43]正是这种多数异民族混合而成的状况导致了道德生活的冲突与对立。古希腊道德生活充满着内在的紧张与冲突，感性与理性、德行与幸福、生命与罗各斯（Logos），时时处处都表现出它的对抗性和悲剧性。中世纪的理性与信仰、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神道与人道，无不处于一种严重的冲突与斗争中。近代以来，西方道德生活的二元对立格局更加突出，其斗争也无所不在。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互指责颉颃，构成道德生活史的一道奇观。
与西方道德文化二元对立的发展格局有别，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具有多元一体与和而不同的特征。“吾国民族，虽非纯一，满、蒙、回、藏及苗族，与汉族之语言风俗亦不相同，然发肤状貌大都相类，不至如欧洲民族间歧异之甚，故相习之久，亦复同化。”[44]中华民族既是中国民族的总称，又概括了中国各民族的整体认同。中华民族既是一体的又是多元的，其民族的构成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与此相关，其道德生活也彰显出多元一体与和而不同的特征。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充满着多样性和丰富性，在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基础上崇尚和追求和谐统一的价值目标，并因之成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它以一多关系的辩证理解和把握创造了整体性的中华道德文化，这一道德文化具有多元一统、万河归海的价值特质，既母性又多重，是多样态、多层次、多变化的伦理道德系统彼此学习、认同的产物。这一道德文化崇尚“和而不同”，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三十章），从天地“无不持载”、“无不覆帱”的认识中得出人类道德生活应当大度包容，以“博厚”、“高明”、“悠久”为务，认为“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地，悠久无疆”（《中庸》第二十六章），这一道德文化正因为推崇“和而不同”，肯定“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原则，所以显示出多元一体而又包容大度的精神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