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语剧”，简言之就是外国人在舞台上用中国语表演的戏剧。最早对“中国语剧”有明确的认识，是由于读了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所著《东京外语学校支那语部·在交流与侵略的夹缝中》（日本朝日新闻社1992年出版）。据该书记述，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担任横滨高等商业学校中国语教师、热心向日本社会传播中国新思潮的武田武雄就组织学生演出了胡适的独幕喜剧《终身大事》。作为中国人，我为此感到欣慰，同时又为这种演出距我们已有近七十年之遥而感到遗憾。没有想到，去年11月13日午后，应东京女子大学下出铁男副教授的邀请，我有幸观赏了他的学生们表演的中国语剧。
去年11月的12、13日是东京女子大学的学园祭——“学园祭”是日语汉字，译成汉语或许应当叫做“学生节”。按照惯例学园祭期间学生们要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从举办音乐会、展览会到摆小吃摊等等，由日本文学科和日本史学科的学生为主组成的中文会，举办的活动则是演出中国语剧，演出剧目是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洪深创作于1936年11月的独幕喜剧《咸鱼主义》。
在中国，即使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人，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戏剧或者洪深，对《咸鱼主义》大约也知之甚少。因为洪深作品中被写入文学史的是《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三个剧本构成的“农村三部曲”。《咸鱼主义》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上海：中国将要和日本入侵者开战的风声越传越紧，四十多岁的商界人士陈炳荣把夫人预备买皮大衣的五十块钱全都用来买了咸鱼，以便打起仗来闭门自保。但一个月之后仗仍没有开打，那足够夫妇二人一天三顿地吃也要吃半年多的咸鱼却成了大问题。这一天是陈炳荣的生日，按常规本应去餐馆请客，但陈夫人为了处置咸鱼，便请道喜的朋友来家里吃饭，做的每一道菜都离不开咸鱼：咸鱼炖鸡子、咸鱼红煨肉、清蒸咸鱼、醋溜咸鱼、咸鱼笋片豆腐汤……。一位朋友的夫人觉得自己受了侮辱把桌子掀掉，大伙儿不欢而散。夫妇二人互相埋怨，陈炳荣依然大谈咸鱼的好处：“第一，这是荤腥；第二，价钱便宜，五十块钱可以买许多；第三，藏的长远，日子多了也不会坏；第四，这是咸的，没有盐卖的时候照样可以吃……。”他的妻弟、青年教师汪道源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中国在和敌人打仗的时候，凡是一个中国人，不出来参加，反倒希望找到一个太平的地方，不论是外国或者是上海的公共租界，跑出去躲着藏着，只管‘自救自’的，这个人就是汉奸”；“日本人不停止他们对中国的侵略，不把那些非法夺去的利益归还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是不能忍受的。”……剧本就是这样把富于现实感的重大主题寓于轻松幽默的喜剧形式之中。
演出在一个大教室里进行。教室的一半是舞台——设计成陈家客厅的模样，当中摆着桌椅，墙上、天花板上挂满了纸做的“咸鱼”。另一半是观众席。虽然这场戏已经连着演过好几场，校园里与中国语剧演出同时进行的其它活动也有许多，但观众席上还是坐满了人，来晚的只好在刚进门的地方站着。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曾经把中国的许多优秀电影翻译介绍给日本的刈间文俊，也带着夫人、孩子来观看演出。刚进门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演出说明书，观众们可以自由领取。演出说明是手写之后用复印机两面复印的，很朴素，但内容很丰富，折叠方式也别出心裁。正面印着有关作家洪深的介绍、《咸鱼主义》的创作背景和故事梗概，还郑重地画着一个刊头：几朵花，一条在波浪间跃起的鱼，上面写着“咸鱼主义”四个字。背面分别对每一位剧中人物及其扮演者做介绍，并附有扮演者的一句话，以及同台演出的同学给这位扮演者的赠言。女子大学没有男学生，扮演男主角陈炳荣的是日本文学科二年级学生关悦子。大概是由于她的表演比较成功、以至于她本人曾经被误认为男学生，所以她写下的一句话是：“和去年一样，我今年仍然要扮演男性角色。但在户口簿上我可确实是女孩子呀！虎丸先生，今年您可别再弄错了！”这里提及的虎丸先生，就是以研究中日近现代文学和思想广为人知的著名学者伊藤虎丸。他是东京女子大学教授，也是这次演出的四位指导者之一。另外三位指导者德永淳子、下出铁男和代田智明，也都是对中国很友好或者以研究中国文学为职业的人。德永淳子五十年前就在中国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成为一位日籍八路军女护士。下出铁男主要研究以萧军、萧红为主的东北女作家群，代田智明主要研究鲁迅，并且各有建树。也许只有他们才会选择这样的剧本，并且热心地组织、指导自己的学生进行中国语剧演出吧。当时我突然意识到他们那种日本学者特有的、近于冷漠的沉默和彬彬有礼中，潜藏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感。那天演出的时候，四位指导者也都到场，“演出说明”的最后部分写着学生们对他们的指导表示感谢的话。
一阵短暂的黑暗之后舞台上的灯亮起来，演出开始。每个演员都演得很认真，并且颇能进入角色，观众席上不时发出笑声。名叫关悦子的学生身材较高，穿着男式西装，打着领带，来回踱步或者摊着两只手叹气的时候真像是一位满心烦恼的“丈夫”。史学专业二年级的天野（示右）子扮演青年教室汪道源，又扮演东北沦陷后逃难到上海的一位老乞丐，但她把爱国青年的慷慨激昂和流浪老人的无可奈何表现得泾渭分明、淋漓尽致，无怪乎关悦子写给她的一句话是“名演员丰彩任人皆知”。日本文学科三年级的川崎美穗和清水敦子分别扮演陈炳荣夫人和邻居陆太太，都穿着旗袍，那形象使我想起三十年代的上海女性。如果就那样穿着旗袍走到街上去，她们恐怕会被她们的同胞看作中国人……。
演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所有的台词她们居然全都记住了，并且能够完整地讲出来，虽然她们的专业并不是中国语。“同文同种”，日本人和中国人外貌上本来没有太大的区别，加上她们在舞台上又是中国人打扮、讲汉语，所以那场喜剧倒有点像是中国的南方人在表演——讲普通话颇有些吃力的南方人。知道卸装之后她们大声说笑，满口流利的日语，在我眼中她们才还原成活泼的日本女学生。
演出结束后，大家一起乘车来到吉祥寺，在实现预约的一家台湾人开的中华料理店聚餐——也算是演出总结会。那家料理店的名字有些奇怪——叫做“西洋乞丐”。店里倒着贴的“福”字和写在大红纸上的对联洋溢着浓郁的“中国气氛”。不知她们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国语剧演出结束后到中华料理店来聚餐、开总结会，在我看来是意味深长的。
曾经看过许多戏剧表演，但没有哪一场演出像《咸鱼主义》这样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让我常常记起。表演者与剧作叙述的故事的奇特关系，五十八年的时间落差，上海与东京的空间转换，无论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对于日本人来说都值得反复品味。在青年人大多崇拜欧美、追求享乐的日本社会，这些女大学生能够对中国感兴趣并且对中日间的历史关系怀有责任心，则使作为中国人的我深受感动。聚餐会上关悦子告诉我她钦佩诸葛亮、曹操，并和我谈论起日本在中国的残留孤儿、亚洲在世界中的位置等问题的时候，我甚至有些惊奇。那份演出说明我认真保存着，特意带回的一条“咸鱼”一直挂在我住在目黑区时的房间里，两个月前搬家的时候才丢掉，但丢掉之前我给它照了一张照片收在影集里。
她们告诉我，《咸鱼主义》的演出从该校中文会前几届学生就已经开始，该剧是中文会的“保留节目”。今年是那场不幸的中日战争结束五十周年，我想，今年的学园祭她们还会再演《咸鱼主义》，并且会演得更成功。
1995年5月25日写于东京上祖师谷
（载1995年8月15日东京《华人时报》第九版“时报广场”；1995年8月4—6日香港《华侨日报》“海阔天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