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然不是产玉大国，但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据考古发现，我国古代制造玉器已有八千年的历史了，玉器制作可谓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玉器被广泛用于祭祀、宴享、装饰、器用、辟邪、殓葬等领域，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伦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在我国，玉器一般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史前时期，先民在制造石器的过程中，就把美石琢成装饰品，虽然显得有些粗糙，却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玉器与石器分道扬镳，成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并形成了各具特点、自成体系的玉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是我国古代玉器的三大系。其中红山文化的玉龙和良渚文化的琮、璧、钺、锥形器等玉器最具特色，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则以钺、牙璧为主要代表。
先秦两汉时期，玉器制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代玉器主要有礼器、仪仗器、工具、装饰品和葬玉等。西周时期，《周礼》对玉的使用等级作了严格的规定。春秋战国时期，玉被赋予更多的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礼记》中有“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记载，佩玉之风盛极一时，还流行一种玉能寒尸的说法，葬玉之风也随之兴起。葬玉流行缀玉瞑目和玉覆面，汉代出现了整套的玉衣。
唐宋至明清时期，玉器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低潮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玉器更具生活气息，出现了很多生活用具和装饰玉器，也有很强的时代感。唐代玉器无不显示出盛唐气象，如兽首玛瑙杯，做工精致，线条流畅，纹饰大方，是玉器中的精品。宋代以后，随着玉器的世俗化，逐渐形成一整套世俗玉雕体系。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的玉雕则带有浓厚的民族气息，并在元代继续流行。明、清两代，民间玉雕和宫廷玉雕分庭抗礼，宫廷仍以传统的礼器、佩玉为主，民间玉雕则多生活用具和装饰玉，二者泾渭分明，但都不乏精品，如乾隆时期的“桐荫仕女图玉雕”，堪称绝妙。
古人说：“玉，石之美者也。”中国人是喜欢玉的，其“硬、美、润”一直为人称颂。除了本身质地的优良，古人还把玉视为一种高贵精神的象征，古语有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在这里是一种高贵的气节。“和氏璧”是中国关于玉的最凄美的传说，卞和为了证明一块璞玉的价值，不惜失去双脚，忍受身体的重创。很多有识之士都对这个故事“心有戚戚焉”，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等待雕刻的璞玉，与之有心灵的共鸣，“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于是玉又被人格化了。
玉器对于中国人来说绝不是雕刻了的石头那么简单，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参与了广泛的社会生活，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每一件作品都是匠人的泣血之作。它是一方天地，蔚为大观；它是一个乾坤，玲珑剔透。八千年的历史是说不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玉器中的国宝来了解这个美丽的、晶莹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
红山玉龙
——中华第一龙
这件完整无缺的大型玉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首次发现，它简洁优雅的身姿，犹如一弯新月，揭开了辽河流域古老玉器文化的序幕，使内涵丰富的红山文化玉器，逐渐展露出瑰丽的面容和风采。
龙之初
1971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的一位村民无意间发现了这件被称为“中华第一玉雕龙”的红山文化玉龙。玉龙为墨绿色，体卷曲，呈“c”字形，高26厘米，重1000克，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2.3—2.9厘米。龙首较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鼻孔为两个对称的圆洞。龙眼突起呈梭形，眼尾细长上翘。龙的颈背有一长鬣，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鬣扁薄，有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颚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体正中有一个小穿孔，用绳子穿起后，龙的首尾正好呈向下的水平状态，显然孔的位置经过了精密计算。整个玉龙恰如一条即将出水的蛟龙，正翻腾而起，生机勃勃。
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并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光洁圆润，代表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红山玉龙造型简洁、夸张，似一弯新月，它无足、无爪、无角、无鳞，体现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同时也具有浓郁的神秘色彩。玉龙的具体用途尚有待进一步探讨，它形体硕大，造型独特，应该不只是一件普通的饰物，很可能是与我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
虽然在玉龙之后又发现了更早的龙形的踪迹，但红山玉龙的典型意义不容置疑，它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以玉为原料琢制而成的龙的形像。龙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有密切关系。红山玉龙对于研究我国远古的原始宗教、龙的起源和龙形发展的序列，都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蛟龙出水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修梯田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张凤祥以为是一块废铁，就没有去在意，带回家后“铁钩子”成了弟弟的玩具。过了几天，“铁钩子”竟然被磨出了光泽，张凤祥仔细辨认，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他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馆里的工作人员用30元钱征集了这件文物，办完入库登记手续之后，就把它当成一件普通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破。在辽宁省的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古墓，出土了两件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突然想起1971年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忽视的玉器，很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于是他们立即带着这件玉器赶到北京，请专家进行鉴定。就这样，1971年在三星他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十多年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的珍贵玉龙，是红山文化的重要遗物。红山文化玉龙在被困多年后终于“腾空而起”，跃出历史的茫茫烟海，醒目地进入人们的视野。三星他拉村的村口也立起了“中华第一龙”的大理石碑。
趣味链接一：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我国北方最重要的文化之一，距今约五六千年，主要分布在东北辽河流域一带，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红山文化是在1935年首次发现的，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1954年被正式命名为“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远古部落创造的农业文明，它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和内涵。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几近千处，内涵十分丰富。红山文化延续时间长达两千年之久，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牧、渔、猎并存。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红地黑彩陶器和压之字纹陶器共存，大型打制、磨制的石农具和用于切割刮削的细石器工具共存。
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起源之一，最引人注目和富有特色的是大量的出土玉器。其造型特征、雕琢工艺以及用玉制度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色，以玉龙、玉猪龙为代表，是东北地区史前玉器雕琢和使用进入鼎盛阶段的主要标志。
趣味链接二：玉猪龙
1984年在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出土的玉猪龙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又一独特代表。此佩饰呈黄绿色，猪首龙身，双耳竖起，两眼圆睁，线条的起伏衔接自然天成。吻前伸，口微张，鼻间有阴刻皱纹。身体蜷曲成环状，首尾相接处缺而不断，背部有一个小孔。
猪龙的形象为研究龙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华文化起源于农业文明，猪作为家畜，是财富和地位的标志。原始人把想象中的龙和现实中的猪结合起来，希望龙也能够像猪那样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兴旺。猪龙形玉饰一般是一大一小两个相对佩带，悬挂于胸前，反映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农业丰收、财富增加和氏族兴旺的祈盼。
良渚神人纹玉琮
——万琮之王
这件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琮是玉琮中的“巨人”，它形体硕大、纹饰精美，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琢玉工艺，被称为“琮王”。它是先民朴素天地观的体现，是沟通天地鬼神的法器，也是一道文明的曙光。
玉琮之首
1986年在浙江省余杭市的反山出土了一件良渚文化玉琮。这件玉琮呈黄白色，有规则紫红色瑕斑，高8.8厘米，直径17.6厘米，孔径4.9厘米，重6500克。玉琮为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琮体四面中间由约5厘米宽的直槽一分为二，由横槽分为四节。四面直槽内上下各刻一神人兽面图像，共八幅。神人脸作倒梯形，鼻子宽阔，以弧形勾画鼻翼，嘴巴阔且扁，嘴内用一条横长线、七条紧短线勾出上下两排十六颗牙齿，头上戴的内层为帽，外层为羽冠。上肢及腰，下肢弯曲，三足如鸟爪。神人的胸腹部以浅浮雕凸出威严的兽面纹，重圈为眼，有桥形额部，宽鼻、鼻翼外张，阔嘴，嘴中间以小三角表示牙齿，两侧外伸出两对獠牙。这一图案的线条细如毫发，堪称中国微雕之鼻祖。在玉琮的角尺形凸面上，以转角为中轴，雕刻了简化的神人兽面纹，左右对称，共八组。这个神人兽面的形象，可能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
这件玉琮形体宽阔硕大，器表光洁，纹饰独特繁缛，规矩谨严、文质大方，体现了典型的东方气度，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有“琮王”之称。
承天象地天圆地方
1986年在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的八座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玉器多达3000余件，仅玉琮就有21件，制作精良而奇特。那么，这些神秘的玉琮有什么用途呢？
玉琮又叫“辋头”，是中国古代重要而神秘的玉器，其用途众说纷纭。《周礼》中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在良渚文化玉琮出土之前，根据这段文字，人们一般认为玉琮是用来祭祀大地的礼器，也是权威的象征。而在良渚文化的玉琮之后，又引起了对玉琮用途的新猜测。
这些玉琮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专家们推测，它可能是原始先民“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是先民对天地的朴素认识和理解。方象征着地，圆象征着天，琮具有方圆，正是象征天地的贯穿。所以玉琮很可能是巫师用来通天地、敬鬼神的一种法器。再加上那些神秘的人神兽面纹图案，使玉琮具有了强烈的原始巫术色彩。每当丰收或祭日，先民都会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良渚先民就是用它来“承天象地”，与天地神灵沟通的。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推进，玉琮的用途也发生了变化，原始的宗教色彩被淡化，由祭祀用的法器变为权力的象征、礼器和装饰物。商周时期玉琮的数量逐渐减少，到了秦汉时就很少见了。
趣味链接：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一支重要的古文化，距今约5300~4000年。20世纪30年代中期，施昕更在家乡余杭县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和玉器。1949年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太湖周边的许多地方，又陆续发现了相类似的遗存，以夏鼐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专家将这些史前文化遗址正式定名为“良渚文化”。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考古人员初步查明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的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
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的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明显差异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画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良渚文化玉器数量很多，玉雕技艺精湛，以琮、璧、钺最多，造型宏大雄浑，风格严谨深刻，纹饰以神秘莫测的神人兽面纹为主要特征，与北方红山文化玉器相映生辉，共同写下了新石器时代中国玉器的灿烂篇章。
三星堆出土玉边璋
——古蜀文明的遗珍
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对于古蜀文化的追溯和研究，也像登蜀道一样困难重重，幸而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这件玉边璋刻画的原始祭祀活动，再现了古老的“天人沟通”的场面，似一把打开古蜀文明的钥匙，将众多视线引向了神秘的古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