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杂剧在元代兴盛，并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明人王骥德深感迷惑不解：“此穷由天地开辟以来，不知越几百千万年，俟夷狄立中华，于是诸词人一时林立，始称作者之圣，呜呼异哉！”[1]近代以来，诸多研究元杂剧的专家学者一直试图解开这个谜，并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这个谜，也诱发了笔者的好奇心，使我情不自禁地步入这个迷宫，但所得结论则与他人有所不同。
一
公元1229年，蒙古贵族在选举窝阔台为大汗的盟会上，决定全力伐金，蒙古马队，从高原上滚滚而来，揭开了统一战争的序幕。
当时，统治黄河流域的女真贵族政权，腐朽荒败，荼毒百姓。支撑金政权的屯田军，早已成为不耕不战的社会疽痈，不堪一击。而统治江淮流域的赵宋政权，也是日薄西山，先无力单独灭亡金国，收复中原，后无力把蒙古马队驱之漠北，只有对外纳币求和，对内实行血腥的军事镇压与严酷的思想钳制。饱尝分裂之苦的南北庶民，都渴望结束长期的战争动乱。统一的使命，历史地落在蒙古马队身上。
继鲸吞金国，攻占大理，进驻吐蕃之后，忽必烈至元十六年（1279）灭掉南宋，终止了300多年几个政权并立的分裂局面，使我国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2]。“宇图之广，历古所无。”[3]
众所周知，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在“分久必合”之初，多是建立一个较为短暂的统一政权。春秋战国大分裂之后建立的秦朝，只维持了15年。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朝，延续了30年。但是，五代十国、南北宋金辽之后的元朝，却有90年气数。这90年，果真全像有人描述的那般黑暗么？作为久居漠北的蒙古族，统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之后建立的“过渡”政权，却维持得比秦、隋两个汉人“过渡”政权长得多，这完全靠蒙古马队的军事高压能行么？对于蒙古贵族入主后的功过是非，由于封建时代汉族文人及史家的某些偏见，往往攻讦多于公允评价。有的史家已洞察这一现象：“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心中，有时杂以嘲讽。”[4]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个事物具有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过程。而一个朝代也一般要经过建国、大治、衰落、亡国几个阶段。笔者经过一番考察认为，90载的元朝也有盛世，即南宋灭亡的至元十六年前后到大德十一年的约30年间。就是“蔽于战胜余威”的明人修《元史》，仍对这30年的天下大治赞扬备至。首先，褒扬元世祖元成宗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一个久尚游牧文明的集团入主中华，非较快接受农业文明不可。《元史·世祖本纪》屡记：“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宋濂等评曰：“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为便于管理全国农桑生产，元朝先后设置了劝农司、司农司、管田司、江南大司农司等中央与地方农业机构。忽必烈还诏令劝农官举察地方官吏的勤惰，升勤于农事者，降惰者，并派出官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种植桑枣”。又颁布劝农之制十四条。世祖常常告诫臣下：“不得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故世祖之世，家给人足。”
元成宗更胜之。“大德元年，罢妨农之役。十一年，申扰农之禁，力田者有赏，游惰者有罚，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几于至元。”[5]
其次，世祖、成宗两个统治集团，较为关心民间疾苦，屡屡赈济灾民。据笔者粗略统计，仅至元二十七年，朝廷赈济各地方灾民的次数如下：一月五次；二月十三次；三月五次；四月十一次；五月七次；六月五次；七月六次；八月四次；九月三次；十月二次；十一月四次；十二月五次；共七十次。最多的一次是十月，“尚书省臣言：‘江阴、宁国等路大水，民流徙者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七十八户。’帝曰：‘此亦何待上闻？当速赈之。’凡出粟五十八万二千八百八十九石”。
元成宗也是如此，仅大德四年就有数十起。并轻赋税，减少百姓负担。大德二年十二月，成宗“诏和市价直随给其主，违者罪之。定诸税钱三十取一，岁额以上勿增”。大德四年十一月，“诏颁宽令，免上都、大都、德兴大德五年丝银税粮；附近秣养马驼之郡，免税粮十分之三，其余免十分之一；徙罪各减半，杖罪以下释之。江北荒田许人耕种者，原拟第三年收税，今并展限一年，著为定例”。
努力使久经战乱的百姓休养生息的同时，世祖还命宣抚司四下奔走，“礼高年，问民疾苦”。成宗也常“诏遣使问民疾苦”。并于大德三年正月，“置各路惠民局，择良医主之”。
第三，世祖、成宗都轻刑罚，重德治。“元兴，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断理狱讼，循用金律，颇伤严刻。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简除苛繁，始定新律，颁之有司，号曰《至元新格》。”此法“更用轻典，盖亦仁矣。世祖谓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杀，汝勿杀，必迟回一、二日乃覆奏’”。明人宋濂等也由衷赞道：“斯言也，虽古仁君，何以过之。自后继体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国有疑狱，必遣官覆谳而从轻，死罪审录无冤者，亦必待报，然后加刑。……此君臣之间，唯知轻典之为尚。百年之间，天下七宁，亦其偶然而致哉。”[6]世祖管束各级官吏，“其职官污滥，量轻重议罚”。
成宗也如此。大德四年，“诏蒙古都元帅也速答而非奉旨勿擅决重刑”。成宗又极力限制皇亲国戚的不法行为。大德元年十二月，“诸王也只里部忽刺带于济南商河县侵扰居民，蹂践禾稼，帝命诘之，走归其部。帝曰：‘彼宗戚也，有是理耶！’其令也只里罪之。禁诸王、驸马并权豪，毋夺民田，其献田者有刑”。大德二年正月，“禁诸王、公主、驸马受诸人呈献公私田地及擅招户者”。七月又“诏王，驸马及近侍，自今奏事不经中书，辄传旨付外者，罪之”。
成宗还严加整肃官吏。大德六年正月，成宗问台臣：“朕闻江南富户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卿等常闻否？”台臣回答：“富户多乞护持玺书，依倚以欺贫民，官府不能诘治，宜悉追收为便。”成宗马上“命即行之”。大德七年，“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第四，世祖、成宗，皆能从谏如流。成宗即位之初，赏赐较多，中书省臣谏言：“国赋有常数，先帝常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由是岁务节约，常有赢余。今诸王藩戚耗繁重，……而来会诸王尚多，恐无以及，乞俟其部，臣等酌量拟以闻。”成宗从之。不久，御史台臣言：“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廉访司官岁以五月份按所属，次年正月还司。职官犯赃，敕授者听总司议，宣授者上闻。其本司声迹不佳者代之，受贿者依旧例比诸人加重。”成宗依允。大德六年十二月，御史台臣“请禁诸路酿酒，减免差税，赈济灾民。帝皆嘉纳，命中书即致行之”。
因此，《元史·食货志》总括道：“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倦倦于农桑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者，盖于此。”由此可见，明初的史家文士，都认为至元、大德是元代的盛世。就连由金入元，生活在元代前期，创作了《窦娥冤》、《鲁斋郎》等揭露现实黑暗的“铜豌豆”关汉卿，也写下了散曲《大德歌》称颂。而“大德之后，承平日久，弥文之习胜，而质简之意微，侥倖之门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言事者屡疏论列，而朝廷讫莫正之，势固然矣”[7]。
至元、大德年间，正是元杂剧的繁盛时期，《录鬼簿》中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皆活动于此期，这难道是偶合吗？没有社会的安定，戏剧创作活动与演出活动可以从容进行并日臻繁荣么？元人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云：“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有之，实治世之音也。”元初杂剧即为“北方诸俊”所作“新声”的一部分，不也属于“古未有之”的治世之音么！
二
近40年来，有些人试图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单一理论模式解说元杂剧繁荣之谜，但是，往往在尚未接触问题的实质之前，便已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元杂剧繁荣的元代，经济无论与唐代，还是与北宋相比，都无以匹敌。因此，便有“城市经济畸形繁荣”说。而元大都，远不如唐长安、宋汴梁繁荣。马克思经常告诫人们，不能把这一理论当成一把万能钥匙到处乱用，“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8]。
戏剧文化的繁荣，必以思想自由为因子，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惟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对象时，即它寻求并发现它自身时，那才是它最优秀的活动”[9]。元杂剧的昌盛也是如此。至元、大德年间，较为开放，思想自由度很大。既让儒、道、释、基督、伊斯兰各教并行，又允许文化界、思想界发表各种异端学说。
元世祖崇尚儒学，启用儒士，接受汉法，拟定朝仪，制造礼乐，设置学校。鸿儒赵复“至燕，学子从者百余人。世祖在潜邸尝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并建造八极书院，请赵复主持讲授。[10]世祖又令蒙古子弟从名儒许谦、吴澄等学习孔孟之说，熟悉治国理民之术。同时，纵容各派宗教活动。无论是中原已有的佛教，还是元太祖时就受到蒙古贵族青睐的道教；无论是中亚的伊斯兰教，还是西欧的基督教，都可以在全国各处自由宣扬本派教义，无所限制地发展信徒。另外，也可以发表无神论。如谢应芳编著《辨惑编》，摘录古书中有关反对封建迷信的材料，分为生死、疫病、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术、卜巫、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类，每类前加有按语，发抒己见，其中，有的试图从认识论及社会历史发展上找出有神论产生的根源：“夫江南淫祠，在唐为狄梁公尽毁。唐衰礼废，继以五季之乱，妄意邀福，谄非其鬼，泛然以大号加封，紊杂祀典，祠庙滋多。里巷间土地有祠，盖实启于此。”
特别是元代对南宋和金朝遗民的反抗情绪也持宽容态度。例如，南宋遗民周密，在著述中颇推崇抗元的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而对降元者，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如写“学问议论，一尊朱子，崇正辟邪，不遗余力”的道学家兼知州方回，“倡死封疆之说甚壮。忽北军至，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践初言死矣，遍寻访之不获。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帕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郡人无不唾之”。[11]（周密《癸辛杂识别集》）这般直接指斥降元汉官，照样发表，并且未受丝毫责难。后世评说：“密放浪山水，著《癸辛杂识》诸书，每述宋亡之由，多追究韩、贾，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之感。”（《四库全书提要》）
又如南宋遗民邓牧，宋亡后拒绝出仕，隐居余杭山中灵霄宫内，与道士编撰《洞霄图志》，并著有《伯牙琴》一书，深思南宋亡国之因，觉察封建专制之弊。他在《君道篇》中痛斥封建皇权：“所谓君者，非有四目两喙，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所好，聚人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久治安可乎？”他还直接发表“败则盗贼成则王”的见解，“若刘汉中李晋阳，乱世则治主，治世则乱民也。有国有家，不思所以捄之，智鄙相笼，强弱相陵，天下之乱，何时而己乎。”又在《吏道篇》中揭露官吏的贪暴：“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他甚至同情百姓的反抗，认为原因出之于官府的剥夺：“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更有甚者，南宋遗民纷纷组结诗社，怀念故国，抒发黍离之感，在思想情感上与元朝抗衡，而元初统治集团仍予宽容，任其自由活动。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名次，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今世所传，惟浦江吴氏《月泉吟社》。”文中的“吴氏”，指宋末义乌县令吴渭，元初与曾参加文天祥部队的谢翱等人，创建月泉吟社。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月十五日，吴渭等人向各地社友发出诗题，限五、七言四韵律诗，定于次年正月十五日收卷。三月后，共得江南社友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经过评定，于三月三日揭榜，选中二百八十名，依次给予奖赏，并把所选诗章，编成一集付梓。诗中屡有“自笑偷生劳种植，西山输与采薇翁”，“已学渊明早赋归，东风吹醒梦中非”，“弃官杜甫罹天宝，辞令陶潜叹义熙”等句子，说明月泉吟士们都与伯夷、叔齐、陶渊明有相似的隐衷，所以，不约而同地借此寄寓自己忠于赵宋，不愿屈身仕元的爱国情思。后世学者对月泉诸士的放声歌哭式的反抗深深理解，明人毛晋跋《月泉吟社》云：“虽虬尾一握，然其与义熙人相尔汝，奇怀已足千秋矣！”清人全祖望也跋云：“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
月泉诸公结社联吟，实际上是江南遗民反元情结的大宣泄。此时，距南宋亡国才七八年。这种诗社及活动，明显地与新政权对抗，而世祖集团置若罔闻，听之任之。这与清前期迭兴文字狱，呈鲜明对照。笔者认为，一方面，元初统治集团，热衷于军事镇压，疏于思想钳制；另一方面，这也是元初统治集团自信的表现，相信自己治国安邦的才能超过前代，力图以各种努力，达到天下大治，形成太平盛世，让江南遗民，在事实面前，通过对比，淡忘对南宋的怀念，逐渐消除对立情绪，以接受元朝的统治。这种宽容与自信，为元杂剧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元初的杂剧作家们，既可写历史题材，借古讽今，又可以写现实题材，大胆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从现存的元初各家剧本来看，各类题材皆可写，不受任何限制；剧作家们的思想无拘无束，在纵横广漠的思维空间里自由驰骋，才时时迸发出创作灵感，产生《窦娥冤》、《救风尘》、《汉宫秋》、《梧桐雨》、《西厢记》、《赵氏孤儿》等别开生面的佳作。如果元初也像清前期偏后那样大搞文字狱，钳制思想，那么，可能将是另一番景象。
三
元初，蒙古族以及名为色目人的西域各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中原，出现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这次较之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更为规模空前。这是中西游牧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的一又次大碰撞。在某种意义上说，元杂剧是这两大文化撞击时迸发的一朵光彩夺目的火花。
公元1218年至1260年，蒙古人金戈铁马，弩炮火箭，先后三次西征，灭花剌子模、巴格达；破康里、木剌夷；克钦察、波兰；平俄罗斯、叙利亚，使蒙古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蒙古贵族挟军事上的胜利，把欧洲与西亚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黄河流域。这些移民中，有被俘的工匠，被遣发的平民，也有携家带族的部落首领，及经营商业的各方人士。其中最多的是原居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庶民。他们迁入之后，大多数从事农业、手工业，或充当职业军人与传教士，或依贸易为业。元朝官方称之为“回回”。根据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记载，元初的回回，“皆以中原为家”，并遍及江南各市，尤聚居于广州、泉州、宁波等东南沿海城市。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游历中国之后记述云：“中国各城市中，都有伊斯兰教徒居住区，筑有清真寺，作为礼拜之所。”
元初所指的“西域”，范围很广，包括元的西北部以及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利四大汗国，大致东起唐古特、畏兀儿，西至欧洲多瑙河流域与西亚高原。蒙古文字，原先采用畏兀儿字母。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以汉语楷书和畏兀儿文作为通用文字。由于阿拉伯语与波斯语是中亚、西亚两种主要语言，为了加强与各汗国的联系，并与之进行文化、经济交流，至元二十六年，元世祖诏令成立回回国子学，招收贵族、官吏、富绅子弟入学，见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随着西域人的移居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传授，阿拉伯文化艺术纷纷传入中国。元朝王士点、商企翁编撰的《秘书监志》卷九“回回书籍”条目之下，列举至元十年北司收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书籍23种。
这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打破了汉族传统习俗，允许各民族习俗共存。至元十五年，“礼部议得：四方之民，风俗不一，若便一体禁约，似有未尽”。因此，“各从本俗不须禁约”。[12]而中亚游牧文明的礼乐对中原农业文明的冲击更大。“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即使至元八年许衡、刘秉忠始制朝仪之后，世祖成宗“大飨宗戚，赐宴大臣，犹用本俗之礼为多”。“若其为乐，则自太祖征用旧乐于西夏，太宗征金太常遗乐于燕京。”以后，“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13]演奏宴乐的乐器有兴隆笙、殿庭笙、琵琶、筝、火不思、胡琴、方响、觱篥、龙笛、羌笛、头管、纂、箜篌、云璈、戏竹、杖鼓、札鼓、和鼓、水盏等，许多是西域乐器，显然常常演奏的是蒙古贵族惯听的西域乐曲。这种礼乐习俗及审美趣味不能不影响到元杂剧。如果完全与之相违，元杂剧能在元初迅速成长繁盛么？明人王世贞洞察此情：“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关汉卿、白仁甫等创作杂剧时，“但大江南北，渐染胡语”，因而“时时采入”。[14]
特别是在这次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它冲击了汉代以来独尊儒术，以及宋代程朱理学一统的沉寂局面，解除了元初杂剧作家的许多精神桎梏，使他们可以大胆抒写真实感受。世祖成宗两大集团，思想比较开放，不把哪教哪派定为一尊，而让儒、道、释、伊斯兰、基督各教以及教中各派自由活动，几乎各教各派首领，先后都与两大统治集团关系密切，就连刚刚外来的基督教也是如此。1289年，基督教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携带东罗马教皇致元世祖的书信，经波斯，取海道来华。孟在大德八年底和九年初，两次致书克里米亚可萨利亚教士，津津乐道元成宗对他的信任，他可以定期入宫，宫中有他一个职位；他已在大都建造了第一座基督教教堂，前后有三万多人受洗礼；元成宗很喜欢听教堂儿童歌诗班唱圣歌，并希望欧洲不断派遣使者来华。世祖成宗两大集团，在本身中亚游牧文明的基础上，既接受中原的农业文明，又吸收外来的欧洲文明，这种兼收并蓄的胸怀，是滋生元杂剧精神的温床。政策的宽容，是元杂剧繁荣的催化剂。从现在留存下来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的杂剧来看，题材广泛，没有禁区。剧作家们可以宣扬各家观点，可以倾泻内心郁抑，不受任何限制。
也许有人会以《元史·刑法志》“诸妄撰词曲”等条文来质疑，笔者认为，现存《元史·刑法志》中的条文，是元代中后期制定的。世祖时，改定金律，简除繁苛为《至元新格》，不可能有限制词曲创作的“繁苛”条文。后来，“仁宗之时，又以格例条画有关于风纪者，类集成书，号曰《风宪宏纲》。至英宗时，复命宰执儒臣取前书而加损益焉。书成，号曰《大元通制》”（《元史·刑法志》）。因此，这几段条文起码是《风宪宏纲》中才有的。试想，如果元初两朝，就在法律中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那么，此期众多剧作家不就违反禁令吗？然而，并未见有杂剧作家因之获罪，足见世祖、成宗两朝还没有这般律令。[15]
四
元杂剧为什么是四折一楔子的体制？一直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这种体制，是蒙古人、色目人游牧生活节奏与心理节奏的外化。这些游牧民族，其生活在逐水草而居的马背上。这与农业文明的田野耕作不同，更与江南水乡的慢悠摇橹有别。就是入主中原后的蒙古马队，心理空间仍然回响着“哒哒”的马蹄声。加之燕赵已久受女真人统治，蒙古人与西域色目人及金人也有诸多共同之处。这样，使元初的燕赵观众乐于观赏结构紧凑的四折杂剧，而难于接受南方连演几天几夜的“戏文”。南宋末年有人记录，蒙古“国王出师，亦从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孟洪《蒙鞑实录》）。其中所记“四拍子为节”和四折一楔子，有无内在联系呢？起码可以说明蒙古贵族喜听“四拍子为节”的乐曲，“四拍子”是与他们的心理节奏合律的。
善骑射、逐水草、能歌善舞的蒙古人与色目人，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显然与男耕女织的汉族人不同。这也导致二者的审美趣味和娱乐方式的差异。蒙古人出征，军中随带优伶，“先是破唆都时，获优人李元吉，善歌。诸势家少年婢子，从习北唱。元吉作古传戏，有四方王母献蟠桃等传。其戏有官人、朱子、旦娘、拘奴等号，凡十二人，着锦袍绣衣，击鼓吹箫，弹琴抚掌，闹以檀槽，更出迭入为戏”（《大越史记全书》卷七）。这类娱乐方式的弥漫，使元初文人，“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大抵雅乐不作”[16]。可知当时流行的乐府属于俗乐，曲家竞相制作，并使一代人的观念完全改变，鄙视原来雅乐盛行的东南习俗。
这时文化界人士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他们不屑于赋唐诗填宋词，而沉醉于元曲创作之中，认为“学今之乐府，则不然。儒者每薄之，愚谓：迂阔庸腐之资无能也，非薄之也；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17]。公然嘲笑儒生菲薄元曲为“迂阔庸腐之资无能也”，进而称颂元曲作者是“通儒俊才”。这并非因知识分子地位低下，才与优人为伍，从事元杂剧创作的。王骥德对胡鸿胪说：“元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皆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乃太医院尹，马致远江浙行省务官，宫大用钓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于是多有用之才，寓于声歌，以纾其拂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也。”而后他又断然反驳云：“然其时如贯酸斋、白无咎、杨西庵、胡紫山、卢疏斋、赵松雪、虞邵庵辈，皆昔之宰执贵人也，而未尝不工于词。”[18]可见有些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并非元杂剧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
更何况“前辈已死名公才人”，许多是不愿为官。元人述云：“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留连光景，庸俗易之，用世者嗤之。三君之心，固难识也。”元初，世祖、成宗都多次吸收知识分子入仕，为什么此三人“皆不屑仕进”呢？从现存材料较多的白朴来看，他“幼经丧乱，仓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逮亡国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意”，“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王博文《天籁集序》）白朴另一友人说他“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孙大维《天籁集序》）。白朴自己也在《沁园春》词中自叙：“念一身九患，天教寂寞，百年孤愤，日就衰残。麋鹿难驯，金镳纵好，志在长林丰草间。”他以遗民自居，不愿出仕。
元初鉴于前代科举之蔽，即仕人皆钻入书本，以诗词附庸风雅，倦于政事实务，因而不行科考，实行选举。“凡选举守令，至元八年，诏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备者为上选。九年，以五事备者为上选，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有成者为中选，依常例迁转。四事不备者，添一资。五事俱不举者，黜降一等。二十三年，诏：‘劝课农桑，克勤奉职者，以次升奖。其追于事者，答罢之’。”[19]笔者认为：这种年年考核政绩，作为升降奖惩标准的选拔制，远较科举考试为益。如此选贤任能，成为元初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有效措施之一。
明人较为注重地域与民族造成的文化差别，王世贞把北杂剧与明传奇进行一番比较后发现：“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并认为北曲的繁兴是一代审美风尚造成的，“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20]王骥德进行历史性考察之后说：“入元而益漫衍其制，栉调比声，北曲遂擅盛一代；顾未免滞于弦索，且多染胡语”，“北国之乐，仅袭胡戎。”[21]何良俊具体论述道：“排名如〔阿那忽〕、〔相公爱〕、〔也不罗〕、〔醉也摩挲〕、〔忽都白〕、〔唐兀歹〕之类，皆是胡语。”[22]这些曲牌，还证明元杂剧演唱中采用许多胡地音乐，因为它们都出自李直夫、关汉卿、王实甫的创作中。
这类胡地音乐，早在唐代就传入中原。但在大都一带盛行，显然是随着西域人与蒙古人的大批入居。西域各族人民擅长歌舞：“在传统节日里，高昌王国的臣民通常在当地大寺院举行盛大庙会，会上演出多为佛教内容的戏剧，或通过连环画一类的形象，以生动的语言、手势演唱劝人从善的佛生前的故事，场面十分热闹。”（耿世民《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联邦德国突厥语学专家葛玛丽认为：“对当时（内地）汉族人来说，古代新疆的说唱艺术、哑剧、舞剧、歌唱、乐队及原始戏剧具有很大的诱惑力。”[23]由金朝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去西域，见“其妇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间有髯者，并业歌舞音乐。其织红裁缝，皆男子为之，亦有倡优百戏”[24]，到元初“世民风机巧，虽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谈笑，亦解弄舞娱嬉；而况膏腴阀阅，市井丰富之子弟，人知优伶发新巧之笑，极下里之欢，反有同于教坊之本色者”（胡紫山《紫山大全集》）；从高昌回鹊国王阿厮兰汗，接待汉使礼节为“张乐饮宴，为优戏，至暮”[25]，到元代宫廷的频繁演出活动，可窥视其内在的联系。元人入主后，如果没有以其习俗风尚冲击中原传统的诗教礼乐，能使元杂剧迅速发达昌盛么；如果没有以其马上生活节奏与审美趣味，影响大都、中州一带的勾栏演出，能迅速形成与南方戏文截然不同的四折杂剧么？
王骥德深思熟虑之后，猛然悟出元杂剧繁荣之谜：“盖胜国时，上下成风，皆以词为尚，于是业有专门。”元初王、关、马、白等“胜国诸贤，盖气数一时之盛”[26]。此言信然。
笔者首肯王氏“气数”之说，认为元杂剧繁荣的谜底应为：元初社会相对安定，思想较为自由，创作不受限制，时逢民族大融合之际，中亚游牧文明冲击着中原农业文明而所致。由此可见，元杂剧这朵奇葩不是长在历史荒漠之上，而是根植于一方华夏文化沃土之中。
（原载《文艺研究》1989年5期）
注释：
[1]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元史·地理志》。
[3]《元史·世祖本纪》，以下所引《元史·世祖本纪》和《元史：成宗本纪》不再注。
[4]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
[5]《元史·食货志》。
[6]《元史·刑法志》。
[7]《元史·百官志》。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10]《元史·儒学一》。
[11]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元典章·礼部》。
[13]《元史·礼乐志》。
[14]王世贞：《曲藻》，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
[15]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虞集：《中原音韵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
[17]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
[18]朱经：《青楼集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
[19]《元史·选举志》。
[20]王世贞：《曲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1]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2]何良俊：《曲论》，《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23]葛玛丽：《高昌回鹘王国（公元850—1250）》，《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24]《金史·宣宗本纪》。
[25]《宋史·高昌传》。
[26]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