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太尔对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历史结合（按麦金太尔的本义，用“切换”更准确），以及整个现代人本主义叙事得以最终完成的内在知识学机理的分析是深刻的。从义务论到功利主义的复杂变迁，是现代精神走向彻底世俗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义务论中的德行（德性）思想被牺牲掉了。麦金太尔认为这是启蒙证明必然失败的后果。所谓“后果”确是历史事实，但这个事实在理论上是不是唯一可能的“后果”？或者说，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在完成的历史领域以外，在纯理论的领域，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有没有别的连接方式？在麦金太尔看来，后果的必然性是启蒙伦理论证失败之必然性的自然引申，而启蒙论证之必然失败又是以传统德性与现代人性不相容的假定为前提的。这个假定缘何而起？因为在传统中德性寄寓于古老的目的论，而今神圣目的论已毁，与神圣目的论相对立的现代主体观念必然不能承担拯救德性的任务，所以任何此类努力必然失败；除非发明一种与现代主体观念相匹配的新道德概念，从而达至和传统伦理在逻辑上相一致的结构关系。在此一推理中，有一个明显的范畴混淆，即把“已然之事”和“必然之事”混淆。具体地说，是把历史上已经有的伦理的知识学结构（作为偶然事实）等同于此种伦理乃至与此相关的一切伦理必然具有的知识学结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性。这一范畴混淆，或许连麦金太尔自己也未必意识到。可是，导致范畴混淆的原因却是明白的：在他看来，现代规范伦理与传统德性伦理截然对立。后者取代前者绝不是进步——如果不公开说是退步的话。再进一层，如果作为德性伦理之体现的传统社会是正当的，那么，作为规范伦理之体现的现代社会就缺少同样的正当性，因为危机的存在使两者不具有相等的正当性。如果“取代”是退步的话，现代社会就不具有正当性。麦金太尔置身危机的立场，事实上坚持最后一点。这一点是他整个理论的根本的价值预设。他对启蒙伦理的判断就是基于此一预设做出的。因此，只要抛开这个预设，就可以越过他的结论。
麦金太尔指出了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历史性连结和置换是引致现代伦理危机最近的一个原因，并且精辟地分析了其中的逻辑机理。从麦金太尔的立场看，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因为边沁的工作是在康德“必然的”失败之后“必然地”做的，从而上文提到的康德关于“德行与幸福之统一如何可能”的基本设问在此一历史性事件中被抛弃也是“必然的”。但是，如前所述，这个历史事件并不包含逻辑上的必然性。这个设问被略去——严格地说——被绕过，是现代精神走向彻底世俗化的途中所发生的事。就抛弃这一设问的历史事件的世俗化性质看，它所以被抛弃，是因为它带有浓重的神圣文化气味。在这一点上，麦金太尔的判断十分准确，但他料定此一努力绝无存活（更不用说复生）的可能则是没有根据的。康德的设问确实带有深厚的神圣文化遗迹，但这些如麦金太尔所说的残砖断瓦是经过理性仔细淘洗过的。它有神圣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双重性格，而骨子里是理性主义的。这种理性主义的双重性格，既可以向纵欲主义和禁欲主义开战，也可以抵制乌托邦的诱惑。无疑，我们是从今天危机的立场来发现它、看待它的。然而，对于现代世俗化世界潜在危险的忧虑又恰恰是康德设置此一问题的本来意图，避免和消除这个危险是整个批判哲学最深层的主题。这个悬在现代世界入口处的问号，至今仍意味深长。
在《答问：什么是启蒙？》（1784）中，康德给启蒙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
启蒙是人类走出其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即不经他人引导就无力运用自己的知性。若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不经他人引导就缺乏决心与勇气运用之，此种无力就是自我招致的。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11]
启蒙致力于使人类从自我招致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获得公开运用知性进行决断的勇气和决心。然而，启蒙没有使人类从此摆脱蒙昧、怯懦、褊狭的处境和对权威的屈从。它把几代人从无明之境唤出，又让后来者重新昏睡。这是“启蒙的自我摧毁”。[12]启蒙带来的成就也不足以为它今天的合法性辩护，如同其他许多历史运动所引致的事功都不能够使它们继续存在下去一样。那么，启蒙究竟留下了什么？“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这是启蒙时代给予人的最后、最积极的定义。人是天地间的立法者，他可以获致自然的真知，可以自由地设立理想，并且有能力让自由的理想在自然中实现，因为他有理性，是自由、自主、自决的主体。但是，人是有限者，他只能得到一个有限者可欲的，他注定成不了缺席的上帝的替身。“自然的合目的性”只在主体之中才有客观性，此一界限不可逾越。人总是要行动的，总要越出这个界限；启蒙思想肯定了行动的正当性，却无力对行动的后果做出承诺。启蒙要求在世界中大有作为，却不能给予一个世界秩序的担保。唯一的可能性在于人。依此而论，主体性界限的最后划定，意味着人这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在社会实在领域必将无数次陷于历史的无明之境。这不是陷阱，是在对人类状况理性地估计之后所做的舍弃。可是，启蒙思想在决定舍弃的同时，教会人使用一件武器：启蒙—批判。唯有这个武器能够让无明之中的人警醒，获得自我救助的力量。“启蒙”的本义就是“照亮”，作为历史运动的启蒙是要照亮还沉睡在中古“黑暗”中的人类，但启蒙对于人类基本境况和前景的觉解又使“照亮”具有了永久的意义。唯其如此，康德才无论如何要把一个无限之维放置在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之内。向着超于自身的无限之维敞开，有限者才能够具有对自身有限性的真实意识，在匮乏之中赢得反省的勇气和决心，承受理性自身的拷问，负起批判的天职。这是启蒙给予现代世界唯一永久的财富。在此意义上，启蒙不是一个在世界角落里发生的事件，不是历史走到今天的一段狭窄的通道。启蒙是未竟的事业。启蒙对人类境遇和命运以及决断和出路的认识，是它最积极的成就。按照这一认识，危机是人类摆脱不了的疾病，再严重的危机也不是天塌下来的横祸，身陷危机中的人唯一应当和能够做的是把自身重新历史性地置于对其境遇和命运的理解之中。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启蒙的理想就将真正消失。
（原载《读书》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