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方

这已是我第十一次来到九站进行古驿道田野调查了。这座深藏在大小兴安岭交汇处群山中的小村，现在已变成一座镇子。我本打算在这里工作五六天就回城，不想遭遇连日暴雨，公路封闭，只好滞留在镇上仅有的一家小旅店内。午饭时间到了，我走出自己的房间，来到宽敞的饭堂。“何教授，委屈您老一下，与那位小姐合桌吃饭，行吗？”店主人姓郭，名叫郭峰，五十多岁，身材短小精悍，很爱说话。“为什么？”听说“小姐”二字，我不由得警惕起来。“下雨封路，店里只剩下你们二位客人了，合桌吃，饭菜还能热乎些。别误会，单吃也行，随您。”

看到“红楼”二字，又有“情恋”紧随其后，相信许多人会立即想起那著名的宝黛钗三角恋，平尤袭二奶控，还有晴麝莺等的小三梦……哎呀，且住——本人这里说的“红楼”，并非北京宁荣二府，也不是什么警幻仙境，而是确有其地，实有其楼。上世纪中期，确切说来是20世纪50年代，作为国家工业化的北方重镇，哈尔滨兴建起许多大型工厂。在这些工厂周边，盖起了一栋栋红色的住宅楼房。楼房是红色，并不是有意设计的，而是那时建楼全用红砖，楼房建成，红砖就那么裸露着，一栋栋楼就自然是红色的了。

我被安排住在果树园，具体说来，就是那间小小的看园子草房。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得突然，古洞村一时无法盖上房子做青年点，只好把二十几名城里来的青年分散到各家去住。到后来，村中能住的人家都安排满了，就连豆腐坊、马倌棚、果园房都得去住。我作为点上年龄最大的男孩，就被派到村外道东的果树园里安身。“我华石，”看园老头对我并不欢迎，“咱就一铺炕，你住哪头？”“啥？”我刚从城里下来，还真不懂该怎么回答。“我华石，长这么高了，连哪头炕热都不知道？怪不得叫你们下屯再教育。”

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我的亲生母亲柳燕，另一个我叫她埃娃妈妈，是一位居住在哈尔滨松花江太阳岛上的俄国侨民。其实，埃娃妈妈的名字很长，叫作埃莲娜·伊凡诺耶娃。但在我这样一个地道的中国男孩口中，卷着舌头，叫这么长一串音节，实在太难，就留头留尾，省去中间，名字就变成了埃娃，加上我的习惯称呼“妈妈”，就是埃娃妈妈。我的名字叫覃三九，因为恰好出生在最寒冷的三九天，爸妈就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儿。虽然我称呼埃娃为妈妈，但是，她和我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其中的缘故，与一座神秘的玻璃屋有关。我小的时候，家就住在太阳岛上。

1980年10月的一天，我上班来到办公室，按照多年的习惯，坐在写字台后的椅子上，马上打开了收发员早已摆放在案头的报纸，这是一份当天的《哈尔滨日报》。当时的报纸，不像现在有几十版，平日只有四版。人们看报，也不像现在，只浏览一下大标题，而是从头到尾，几乎每一篇文字都会仔细看。那天，四版报面很快看完了，工作还没开始，我就开始看中缝里登的广告。忽然，一则公证处的公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兹公告。无国籍俄罗斯人巴什卡·伊万诺芙娜，因病在外侨养老院去世，享年90岁，遗有沙曼街37号房产一处。

这已是我第十一次来到九站进行古驿道田野调查了。这座深藏在大小兴安岭交汇处群山中的小村，现在已变成一座镇子。我本打算在这里工作五六天就回城，不想遭遇连日暴雨，公路封闭，只好滞留在镇上仅有的一家小旅店内。午饭时间到了，我走出自己的房间，来到宽敞的饭堂。“何教授，委屈您老一下，与那位小姐合桌吃饭，行吗？”店主人姓郭，名叫郭峰，五十多岁，身材短小精悍，很爱说话。“为什么？”听说“小姐”二字，我不由得警惕起来。“下雨封路，店里只剩下你们二位客人了，合桌吃，饭菜还能热乎些。别误会，单吃也行，随您。”

看到“红楼”二字，又有“情恋”紧随其后，相信许多人会立即想起那著名的宝黛钗三角恋，平尤袭二奶控，还有晴麝莺等的小三梦……哎呀，且住——本人这里说的“红楼”，并非北京宁荣二府，也不是什么警幻仙境，而是确有其地，实有其楼。上世纪中期，确切说来是20世纪50年代，作为国家工业化的北方重镇，哈尔滨兴建起许多大型工厂。在这些工厂周边，盖起了一栋栋红色的住宅楼房。楼房是红色，并不是有意设计的，而是那时建楼全用红砖，楼房建成，红砖就那么裸露着，一栋栋楼就自然是红色的了。

我被安排住在果树园，具体说来，就是那间小小的看园子草房。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得突然，古洞村一时无法盖上房子做青年点，只好把二十几名城里来的青年分散到各家去住。到后来，村中能住的人家都安排满了，就连豆腐坊、马倌棚、果园房都得去住。我作为点上年龄最大的男孩，就被派到村外道东的果树园里安身。“我华石，”看园老头对我并不欢迎，“咱就一铺炕，你住哪头？”“啥？”我刚从城里下来，还真不懂该怎么回答。“我华石，长这么高了，连哪头炕热都不知道？怪不得叫你们下屯再教育。”

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我的亲生母亲柳燕，另一个我叫她埃娃妈妈，是一位居住在哈尔滨松花江太阳岛上的俄国侨民。其实，埃娃妈妈的名字很长，叫作埃莲娜·伊凡诺耶娃。但在我这样一个地道的中国男孩口中，卷着舌头，叫这么长一串音节，实在太难，就留头留尾，省去中间，名字就变成了埃娃，加上我的习惯称呼“妈妈”，就是埃娃妈妈。我的名字叫覃三九，因为恰好出生在最寒冷的三九天，爸妈就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儿。虽然我称呼埃娃为妈妈，但是，她和我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其中的缘故，与一座神秘的玻璃屋有关。我小的时候，家就住在太阳岛上。

1980年10月的一天，我上班来到办公室，按照多年的习惯，坐在写字台后的椅子上，马上打开了收发员早已摆放在案头的报纸，这是一份当天的《哈尔滨日报》。当时的报纸，不像现在有几十版，平日只有四版。人们看报，也不像现在，只浏览一下大标题，而是从头到尾，几乎每一篇文字都会仔细看。那天，四版报面很快看完了，工作还没开始，我就开始看中缝里登的广告。忽然，一则公证处的公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兹公告。无国籍俄罗斯人巴什卡·伊万诺芙娜，因病在外侨养老院去世，享年90岁，遗有沙曼街37号房产一处。

本书是一部极具哈尔滨情味的史诗性作品。十九世纪末叶，随着中东铁路的建设，哈尔滨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崛起于东北亚的心脏地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俄国爆发国内战争，哥萨克士兵谢苗退居哈尔滨。他解救了正处于饥饿濒死困境中的俄罗斯贵族之女薇拉，与之结为夫妇，在哈尔滨菅草岭开办牧场，饲养奶牛。他(她)们作为第一代哈尔滨俄侨，开创了哈尔滨乳业的先河。二人生活虽贫苦，但自由豪爽、优雅高贵的气质不改，为保存俄罗斯国宝受尽艰辛。六十年代初，二人再次漂泊，远赴澳大利亚，不幸感染登革出血热，双双身亡。